|
1952年冬，时任中共湖南省永顺县县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的陈德邻坐在县大礼堂观看电影《刘胡兰》。
刘胡兰是家喻户晓的英雄，牺牲时年仅15岁，陈德邻与刘胡兰是老乡，曾亲身经历过烈士遇害的情形，虽然过去了许多年，但陈德邻依然印象深刻。 可电影看了一半，陈德邻的心情却很沉重，除了为烈士的牺牲而伤感，更重要的原因是，影片中出现了影射他三舅石三槐是出卖刘胡兰的叛徒。但在陈德邻的印象中，三舅石三槐明明是被敌人杀害的，怎么会成了叛徒？ 带着这些疑问，陈德邻写信给一个姓梁的作者，并在信中问他：
这个梁姓作者给陈德邻回信称：
1957年，陈德邻调任湖南省吉首县任中共吉首县委组织部长。并在这年夏天回到老家文水云周西村，他找到了八叔段占喜，并询问他：
段占喜告诉陈德邻：
段占喜的所说与十多年前对陈德邻讲的一样，据他描述，当年敌人其实一共抓住了连他在内的8个人，本来是打算一同处死的，可因为有石五则说情，段占喜免于一死，在事情发生后，石五则又几次到段占喜家中，并告诉他们夫妇：
当时陈德邻就怀疑石五则说了谎，如果石三槐真的是叛徒，那么敌人为什么会将他也杀害了呢？石五则是云周西村的的地下党员，为什么敌人放过了他，还对他言听计从。 陈德邻想到了一个很不好的结果，那就是石五则很有可能叛变了革命。
当时的情况是，陈德邻家不仅仅是他参加了革命，他们一家不少人都是地下党员，比如二哥陈德照是文水县人民政府二区区长、三哥陈德礼是武工队队员，因为在云周西村，他们与刘胡兰参与了处决反动村长石佩环的行动，敌人对他们恨之入骨，为了避免包袱，当时陈家的几个亲属头躲到了文水西山根据地。 陈德邻判断，石五则很有可能是利用八叔段占喜放烟雾，意图逮捕他们兄弟。 不过，段占喜在侄儿的告诫下，并没有对外人说起侄儿的行踪，因此敌人的奸计没有得逞。 在各方证据指示下，陈德邻越来越怀疑是石五则身上问题，于是他写了8份申诉材料，分别递到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共青团中央、中共山西省委、中共榆次地委（当时文水县属榆次地区管辖）、中共文水县委、中共云周西乡党委，他和二哥陈德照留了两份在手中。 陈德邻的申诉材料引起了山西省委高度重视，决定对当年这桩谜案再次进行调查。 一刘胡兰等七位烈士牺牲是在1947年1月12日，在其后数年间，所有参与过杀害烈士的凶手和叛徒，基本上就已经落网了。 参与动手的主凶之一，是大象镇“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包括其兄文水县三青团书记、“三料特务”(指国民党、日寇、阎系)吕善卿，两人在解放前就被镇压，还包括原来是村里民兵的叛徒白占林、武金川、石喜玉、温乐德等人。 在后来反映刘胡兰烈士牺牲经过的影片中，最出名的凶手，莫过于大胡子张全宝。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张全宝虽然体貌特征出众，但他的名字却不在真凶之列、 许得胜与张全宝外貌差不多，都是大胡子，而且面相凶恶，因此在后来缉凶过程中，对两人身份有所混淆。张全宝甚至在解放后，多次在运城剧院观看歌剧《刘胡兰》，当他看到将剧中将他的罪行全部都归到“许连长”身上时，还颇有些自得。 1951年，许得胜在祁县贾令镇被捕，随后交待出张全宝的情况，运城县公安局根据线索，顺利将躲在家里的张全宝抓捕归案。1951年，杀害刘胡兰的另外一名凶手侯玉寅在程山县被捕 张全宝、侯玉寅被捕后押送到万泉县，并于1951年6月22日下午执行枪决。 尽管多数的凶手和叛徒相继落网，可还是有不少真凶逍遥法外。 1958年，陈德邻将了解到石五则的情况报上去后，引起政府高度重视，中共榆次地委回信称：
不过，因为事务繁杂，陈德邻所反映的情况后来被搁置了一段时间。
1959年6月，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郑林专程到了文水云周西村一趟，过问调查情况，得知案情尚未进行调查，郑林严肃的批评了有关部门：
案件引起山西省委高度重视后，破案组的进度加快了不少，经过一年多的详细调查，最终证实了石五则叛徒的身份。 石五则是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有文章称是1944年），是文水云周西村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三名党员之一（另外两人为陈德照，刘根生）。并担任文水县云周西村农会秘书。 据不少文章中称，石五则在入党之初，革命意志还算是坚定，工作上也较为努力，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生活作风逐渐散漫，与村子里一个叫段二寡妇的地主打的火热。 1946年7月，云周西村党组织接到任务，为解放军做200双军鞋，刘胡兰作为妇救会主任，由她负责查收。 村子里的妇女都按时上交了军鞋，只有段二寡妇上交的军鞋不合格。段二寡妇本就是地主，后来她的地被被村民分了后，始终怀恨在心，所以做军鞋也不是很上心。 刘胡兰将段二寡妇所作的军鞋全部打回去，不仅要求充作，还要求多做五双，石五则当时替段二寡妇求情，希望刘胡兰能高抬贵手，但刘胡兰坚持不为所动，还当面批评石五则。 因为犯了原则错误，石五则被中共文水二区党委开除了党籍，并被撤销了云周西村农会秘书的职务。
可石五则挨了一顿批评，非但没有检讨自身行为，反而怀恨在心。 1946年10月，阎锡山在山西晋中实施“水漫平川”战役，晋中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了敌破坏，为了保护绝大多数同志安全，大家纷纷撤往山区。当时刘胡兰考虑自己年龄较小，不会引起敌人注意，于是坚持留在村子里工作，党组织后来也批准了刘胡兰这一决定。 却没想到这一举动，给了石五则可趁之机。 在敌人大军到来后，石五则干脆利索的就投降了敌人，并经在阎锡山部当搜索排当特务的本地地主刘树旺介绍，认识了大象镇“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将云周西村党组织直接出卖给了敌人。 二1947年1月8日，国民党军阎锡山部72师师长艾子谦亲率驻大象村的215团1营2连以及吕德芳率领的奋斗复仇队突袭云周西村，并从村子里抓走了石五则、石三槐、石六儿、张生儿等四人。 4天后，敌人再次突袭了云周西村，并在村子里逮捕了刘胡兰、张年成、石世辉、刘树山、陈树荣。 敌人将两次被捕的人全部集中起来，企图从他们口中审问出情报。 事实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石五则叛徒的面孔尚未暴露。
可当时在人群中的陈德邻就很明显的发现了不对劲儿，因为所有被捕的同志，几乎都是满身伤痕，被敌人捆着押送回来，只有石五则、张生儿是轻轻松松的走回来。 时隔多年后，陈德邻就这一疑惑，问一同被捕的张生儿，一开始张生儿还不肯说，一直到最后才忍不住交待了被捕后的情况。 原来就在1月8日这一天，石五则一行四人被捕后，敌人先审问了石三槐、石六儿，两人直接被打的遍体鳞伤，之后又带走石五则，张生儿是最后一个被带走的，但是敌人并没有怎么审问他们。 几天后，四人又被带到了云周西村，还要他们拿着木棍去打自己的同志，石五则是毫不犹豫，张生儿则是被吓的胆战心惊。
张生儿手举着木棍战战兢兢，没敢动手，反倒是石五则面露凶光，一棍敲晕了石三槐。 尽管张生儿话里说的含糊，甚至不乏有为自己辩解的话，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确实有过密谋，石五则是主犯，张生儿是帮凶，即便是他因为害怕没有动手。 石五则敲晕石三槐，很显然是有自己目的的。
当时，石三槐刚被押送到云周西村，正要当着所有乡亲们喊话： “我们的死……” 刚喊了半句，就被目露凶光的石五则敲晕了。 随后，石三槐、石六儿等被打晕了的同志被敌人抬上了闸刀。 烈士的鲜血流了一地，但刘胡兰却始终没有屈服。 陈德邻后来又找到了同样牺牲的烈士石六儿的妹妹石玉贞（从云周西村已嫁到大象村），询问几名烈士被捕后的情况。 石六儿当年被捕后，曾被关在大象村，石玉贞曾去给送过饭，陈德邻认为，石六儿在牺牲前，应该会交待妹妹几句话。
石玉贞告诉陈德邻：
石五则叛变的事儿无疑是板上钉钉的。
尽管石五则叛变的迹象非常明显，但文水解放后，我军急于南下解放全国，因此顾不上对石五则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 更恶劣的是，石五则在叛变后还为自己的行为编造了一套说辞。 石五则后来找到陈德邻的大舅，并告诉他：
后来他还拿着这套说辞，去蒙骗陈德邻的八叔段占喜。 石五则当年曾要把不符合标准的段占喜一家定为地主，是刘胡兰据理力争才作罢，两家其实有过节，石五则故意说出搭救段占喜的那段话，后来也引起陈德邻的怀疑。
石五则心里很清楚，敌人对陈德照、陈德邻一家兄弟几人十分憎恨，他就负责出谋划策，想办法将陈德照兄弟调出来，伺机逮捕杀害。陈德邻当年南下离开前，曾反复叮嘱八叔，千万小心，谁的话也不要相信，好在敌人并未得逞，陈德照、陈德邻兄弟逃过一劫。
文水解放后，石五则于1947年12月23日逮捕归案，但因无证据表明他是叛徒，经审查后无罪释放。为了脱罪，石五则在村子里大肆散布留言称：
三1959年9月1日，陈德邻被调回文水，住在刘胡兰烈士纪念馆，协助专案组调查事情的经过。 同年9月，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情况，文水县公安局逮捕了住在云周西村的石五则、张生儿、石喜玉等几人。 张生儿在被捕后，受不了良心谴责，很快承认了参与杀害刘胡兰等七名烈士的罪名，最终于196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石喜玉解放前曾被捕过，但拒绝承认罪行，因无证据表明参与杀害刘胡兰等人，因而被释放，解放后再次被捕，在证据面前无奈承认罪行，因直接参与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石喜玉被判处死刑。 石五则为人十分狡猾，即便是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依然狡辩，坚决不承认罪行，多数时候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但在大量事实面前，石五则无法再狡辩下去。 1963年2月14日，文水县人民政府在云周西村召开公审大会，判处石五则死刑。
原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刘玉堂老人曾核准参与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犯死刑，公诉书详细的写明了当时的情形：
另外，参与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案犯，在解放前后基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戒，罪行较重的判处死刑，罪行较轻的则被判处数年有期徒刑不等。 截至石五则依法被判处枪决后，刘胡兰等七名烈士惨案的侦破和审理正式落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任一一凶犯漏网。 刘胡兰烈士牺牲多年后，有不少人都曾有过疑问，阎锡山匪部为何会对一个年仅15岁的刘胡兰大费周章？ 在如今的刘胡兰烈士纪念馆中，陈列着一份文献就能说明这一点。
1947年1月11日，国民党军阎锡山部72师师长艾子谦给第215团1营下达过一个指令：
在国民党当局正式的指令文件中出现了刘胡兰的名字，无疑说明，当时刘胡兰虽然年纪不大，但她在云周西村乃至整个文水县的革命运动，已经极大的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以至于让他们不得不忌惮。 刘胡兰牺牲后一个月，即1947年2月6日，《晋绥日报》和延安的《解放日报》就刊载了她的事迹。 1947年3月下旬，胡宗南集团进攻延安，毛主席率党中央及时撤离、转战陕北，也就是在途中，任弼时向毛主席汇报了刘胡兰的情况。 当时毛主席问了一句：
任弼时回答：
毛主席听后深受感动，并为她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后来该题词不慎遗失，毛主席破例又写了一遍。 实际上，在毛主席问刘胡兰是不是党员的时候，刘胡兰还只是一个候补党员。 194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做出决定，正式追认刘胡兰为中共党员。 尽管岁月已逝，但刘胡兰的名字终将会万古长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