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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组 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我的父亲刘燕如，1936年参加革命，受中共上海地下党城工部领导，往返于长江两岸做秘密交通工作，其间护送了许多党员干部、爱国人士到革命根据地，也曾多次为前线输送药品、通讯器材等禁运物资。我的母亲张惠英，1944年参加革命，主要任务就是协助父亲进行地下斗争。 01 为护送“禁运”物资 倾家荡产 1944年，受方毅、汪道涵等领导人指示，父亲冒着风险千方百计把一大批被日军禁运的“大家伙”，如无缝钢管、柴油发电机、印刷机、铸字炉等送到苏北抗日根据地。1945年10月，父亲和母亲带着只有2岁的我，从上海市区乘船到浦东王家渡小码头，虽几乎没什么行李，但一看就是城里人。因为不久前他们的地下工作遭到破坏，已经无家可归。此前8月，父亲接到指示，迅速运一批用于电台发报的甲电池及英文打字机到苏北新四军。他采购以后自己运送到镇江交给联系人刘二哥，并嘱咐他不要再找以前的当地关系单子华“通路子”。不料刘二哥图便，仍找了单子华。单子华是地头蛇，出于投机，曾经帮共产党做过事。日本投降后，单子华看到是国民党来接收这一带，便立刻投靠，向镇江国民党的“挺进司令部”告密，于是刘二哥和另外两位参与运输的一起被捕，镇江报纸登载了这个消息并透露正在追捕我的父亲刘燕如。 父亲分析后判断，对方之所以追而不捕，多半为了压榨敛财。既然是自己这边出了问题，就自己来设法营救这三人。通过种种关系，疏通了“挺进司令部”的司令、参谋长和城防司令，对方提出除没收所运物资外，再付五两黄金就放人。为此，父亲出售了自己四川路房屋的居住权和家具，典当了他和我母亲的所有衣物，凑满数赎出了三人。此时自己已上无片瓦，身无分文，衣食不周。组织上让他暂停地下交通工作，到党的外围组织“益友社”担任地下党团书记，但仍无住处、无薪水。父亲借居熟悉的瑞祥百货商店楼上，吃饭靠益友社三位同志凑“三个人的饭四个人吃”，母亲带我暂住亲戚家。显然，这样是混不了几天的。 当时瑞祥百货的中年职工周泉根看到了我父亲的窘迫困境主动热情地说：“刘先生，我在浦东三林塘的老家有房子，你和太太可以去住，不要钱的。”父亲虽曾出手帮助介绍他到瑞祥百货当职员，但绝没想到周泉根哪天会知恩图报。父亲心里一热，非常感激，于是携妻女渡黄浦江到周家宅，总算有了个家。 周泉根的两座农宅带有瓦顶及竹篱笆墙。南北向的正屋住着他的母亲，我们叫“阿奶”，带着媳妇和金渔和金祥两个孙子住；东西向的偏屋，有一个堂屋和半间房的卧室及一个灶间，让给我们一家住。卧室的木地板下面有空档，父亲正好把许多进步书籍藏在那里。正屋和偏屋外面是一个独用的场地，可以打谷、晾晒和孩子们玩耍，邻居叫我们“刘先生”“妹妹”和“妹妹勒妈妈”。对于我家来说，这样的生活犹如一步登天。 父亲坚持党的工作，生活来源一度靠地下党战友个人接济，难以为继，于是母亲进沪西信裕纱厂做女工，天不亮就要上工。母亲将外婆和舅舅安顿到周家宅家里带着我，她和父亲夜间到益友社，等人员散尽以后打个地铺。每月纱厂一发工资，父亲便买了粮油摆渡送过来。1947年，父亲看到母亲在信裕纱厂有暴露的危险，于是迅速让她放弃职业，回到周家宅，平时种蔬菜，挖野菜，清苦度日。   左图：1947年作者与父亲在周泉根提供的住家门口； 右图：1947年父母带作者从上海过江到浦东王家渡赴周家宅 02 情况危急 父亲不告而别 母亲拖病夜归 1948年，父亲在地下党战友马则先的帮助下，到培文印刷厂做会计，并住进甘肃路开封路口一家米店楼上的亭子间，那是印刷厂的房子。这时期，国民党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党组织让父亲回到地下交通工作，并且立即从上海撤退大批有关党的干部和民主人士，母亲也带着我搬到甘肃路，协助大撤退。 当年10月的一天，战友程韵启带来紧急通知，要父亲立即放弃手头工作，当天赶到苏州设法护送五位同志到苏北交通站，父亲来不及通知母亲就出发了。另一位战友蔡东园到了甘肃路对我母亲说：“刘先生今天不回家了，你有别的地方要去，可以去。”母亲听懂了，必须离开此地，可选的地方只有回王家渡周家宅。可是当天下午到王家渡的最后一班船已经开走，只能走一条很远的路，即从十六铺坐轮渡到东昌路码头，然后步行到现在的上南路杨思桥，搭乘从周家渡开往南汇的小火车，在三林塘下车，再步行近两个小时才到周家宅，估计途中要六七个小时。母亲毫不犹豫，立即抱起我去十六铺。 不料，这天母亲正在“打摆子”，疟疾发作，天黑时坐上小火车就浑身冷得发抖，下火车又烧得烫人，只能走两步停一下。我五岁，走一小段就走不动了，母亲实在抱不动，就匍匐在地，让我趴在她背上抱住她的脖子。母亲后来告诉我：“那天夜里漆黑，我肩挎一个包袱，背着你，贴在地上一步步往前挪。你还把腿缩起来说'妈妈，我变轻一点了。’当时我想，老刘生死未卜，孩子这么小，我爬也要爬回去！” 母亲那年29岁，但经不住疟疾折磨，还是瘫下了。幸亏有个推小车的深夜回家路过，非常同情我们的遭遇，他就用推车推着我们母女往前走。母亲说，当她看到了周家宅一片房子的黑影，便在心里大喊：终于到家了！到家了！ 1945年10月地下工作被破坏，作者父母倾家荡产，避走周家宅  03 周家宅：危难中的避风港 在那个黑云压城、颠沛流离的年代，周家宅就是我们在危难中可以随时去避难的家。 父亲在《傲霜斗雪》一书里写道：“周泉根确实为革命做了一件大好事，他不仅适时帮助我全家有了一个像样的'窝’，而且日后还为不少革命同志到这里安全隐蔽避免敌人搜捕发挥了作用。” 周泉根是无私的，周家宅是温暖而安全的。对于“刘先生夫妇是干什么的，刘先生那些来来往往的朋友是什么人”，周泉根心知肚明，他顶着风险做了这件事，我父母和邻居们之间也心照不宣。这些在白色恐怖下帮着共产党的周家宅村民们，为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张开了安全网。 有一位汪渊同志，曾在20世纪30年代同我父亲一起做日本铁蹄下的上海难民工作，后来他为避险由父母陪着来到周家宅，背个照相机说“拍拍农村风景”。汪渊住了几天，为我家拍了好几张照片，这批老照片成了传家宝，我从父母那里拷贝下来，珍藏至今。 那几年，正是我开始记事的岁数。我记得家里房间的样子，记得大灶用豆秸烧火，没剥干净的豆荚里会蹦出两粒烤香的黄豆，妈妈塞到我嘴里，那是最快乐的事！记得阿奶有时候给我在灶膛余灰里埋一小截山芋，我急着等它烤熟；还记得跟着大孩子跑，到了小桥头我就不敢跑了，因为那里拴着一只羊。 04 老百姓：共产党的永恒家园 1949年，上海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父母要报谢周泉根，可是他不提任何要求，也不来我家，认为我父母太忙，不必打扰。1956年，我家搬到淮海路培文公寓楼上，那套房子在转弯角，一大圈玻璃窗，楼下是妇女用品商店。国庆节父母接阿奶住到我家，守在窗前，上午看国庆大游行的队伍轰轰烈烈经过淮海路，晚上看不远处人民广场放出绚丽灿烂的烟花，阿奶哈哈笑：“享福咯，享福咯！” 时光流逝，阿奶和周泉根相继去世，周泉根的两个儿子周金渔和周金祥也成家立业，搬到市区居住。我于1962年到安徽务农和工作，31年后回到上海工作，一直想到三林塘去看看。1998年，在新民晚报的一次活动中，我看到来宾名单上有“三林镇党委书记薛颂丰”，欣喜异常，立即请晚报驻浦东记者站站长卢方介绍和薛书记认识。薛书记听到这段历史也很高兴，邀请我们全家重返三林塘。年逾八十的父母更是满心欢喜，多处寻询到了周金渔和周金祥，请他兄弟俩在五一劳动节和我家三代人一起回周家宅老家，我则带上了汪渊拍的老照片。 这一趟寻亲访故都被我先生任大文和女儿任春拍摄下来：薛颂丰书记、宣传委员孙予和年轻的村干部一处处带路找寻周泉根住房旧址；父母和乡亲们互相打量着惊喜相认；老照片引起大家的感叹共鸣。周家宅旧房子所剩无几，新房子盖了不少，周泉根家老房子也只剩一间堆堆杂物。大家纷纷在新老房子前合影留念。周氏兄弟既高兴又有遗憾：他们的父亲没留下一张照片。我看到周家老宅的竹篱笆无比亲切，在那儿与周金祥两人按小时候合影时站的位置拍了一张照片，邻居们说，金祥老实人，他参军当过海军的，他的太太周明心做过妇女主任，热心能干。 父母再三感谢周泉根一家的奉献和各位邻居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掩护，邻居们很兴奋，纷纷说起： “其实阿拉心里都晓得额，格个辰光不好讲出来的呀！” “我的肠胃毛病还是刘先生侬开中药方子吃好的。” “妹妹勒妈妈教我做针线的，想不到妹妹的囡都这样大了。” 也巧，我女儿任春这时20多岁，跟外婆初次住到周家宅的年龄相仿。 2001年，全家再次去周家宅，并约周金祥同行。 薛书记和村党支部及卢方站长商议，在村里开了个座谈会，请我父母和村民一起畅谈纪念我们党的80诞辰。大家还送了我父母一架帆船模型，寓意“乘风破浪”。 2015年3月，我和任大文又去了一趟周家宅，这里现在叫三林镇临江村周家宅。老地方盖了新楼房，哦，漂亮！看到我带来的老照片，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的邻居们都很亲。新一代三林塘的年轻人又记下了这段难忘的历史。 周金祥跟他父亲一样，不夸耀自家新中国成立前为我父母地下工作做的奉献，直到2016年参加庆贺我父亲的百岁生日后，才对我说：“今天老开心的，我跟同事讲了刘老先生住过三林塘我家。” 如今我也是八十岁的人了，对曾经在三林塘周家宅的家是不会忘记的。抚今思昔，我觉得，只要共产党始终为人民，老百姓就永远是共产党的家；老百姓拥护共产党，自己的家也会越来越好。  1998年作者携父母与周泉根后人一起在周家宅合影（左起：周金渔、张惠英、刘燕如、周金祥、张韧，任大文 摄） END 制作：曹 琪 审核：冯 晔 签发：吴一峻 本文选自2022年第12期《上海滩》杂志 来源：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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