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析哲学是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一种哲学思潮，强调以逻辑分析方法处理传统哲学问题，并提出以科学研究为模本改造哲学的理想。 其以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为早期代表，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欧洲哲学家大量移民美国，最终在美国得到长足发展，逐步取代实用主义成为美国哲学的主流哲学思潮。  本文则试图展现这一哲学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揭示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互动如何造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分析哲学又是如何逐步影响到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并最终形成“中国分析哲学”这样一种特殊的哲学形态。 分析哲学进入中国的历史考察分析哲学进入中国初始于19世纪末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斯宾塞等人的思想被介绍到中国，但中国哲学界真正开始认识分析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杜威和罗素访华以及维也纳学派和维特根斯坦思想被介绍到中国，中国哲学家们开始了解并研究当时还处于早期阶段的分析哲学。  20—30年代，不少中国学者远赴重洋，学成归国后在国内传播和研究西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在哲学界引起巨大思想震动。 80年代后，中国哲学界迎来了思想解放的历史阶段，以科学哲学为主导的实证主义传统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得到极大推广，以自然辩证法为学科标志的科学哲学研究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析哲学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的传播和演变，正是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体现了中国哲学家们在面对现代与传统的思想冲突中做出的理论选择，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相分野的明显特征。  对分析哲学影响的当代研究第二次西学东渐以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国内哲学界对西方哲学东渐史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新中国成立以前，以蔡元培《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1923）、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4）、贺麟《当代中国哲学》（1946）为著名；现时期则以汤一介主编14册丛书《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2002）和黄见德两卷本《西方哲学东渐史》（2006）为代表。  这些著作肯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以吸收借鉴西方哲学为框架、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内容、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为指向的哲学研究整体构架，对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演变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和完整的理论说明。 对分析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胡军和胡伟希。胡军在《分析哲学在中国》中明确提出，中国现代哲学建构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分析方法。  罗素来华讲学是促进分析哲学在中国流传的一条主渠道，洪谦带回的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思想是分析哲学在中国流传的另一线路。 20世纪20年代是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阶段，30—40年代出现以分析方法建构起来的张岱年哲学思想体系。 中国分析哲学家们运用的主要方法是语言分析，但他们对逻辑分析也相当重视，金岳霖就是重要代表。  中国分析哲学的另一特点是，冯友兰、金岳霖和张岱年都坚持形而上学立场，建构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 中国分析哲学家运用分析方法建立形而上学，就是试图将中国哲学的道德境界和现代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为中国传统的人生境界论寻找现代方法论基础。 胡伟希在《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中指出，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并开始蔓延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的基本现象；20世纪中国的所有哲学都接受了西方哲学的挑战与洗礼。 但是，在不同哲学气质与价值取向的中国哲学家那里，西方哲学的影响与效果并不一样。这说明，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在理解与吸纳西方哲学思想时有类型的区别。港澳台地区分析哲学研究的历史图景分析哲学研究和分析方法运用在中国，不仅包括中国大陆，而且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  港澳台地区的学者对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运用分析方法重新解释中国传统哲学方面取得了瞩目成绩，得到了国内哲学界的普遍关注，重要代表人物是台湾的殷海光、林正弘，香港的冯耀明、叶锦明和澳门的周柏乔。 殷海光是金岳霖的嫡传弟子，深受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他的思想以学问作基础，关怀的是自由、民主、科学与社会正义。 林正弘在逻辑学和科学哲学等领域多有建树，为台湾推广普及逻辑学做出重要贡献。他的名篇《白马非马》对战国时代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做出了当代逻辑学的解释，由此确立了逻辑分析方法在讨论中国传统哲学问题中的重要地位。 冯耀明的重要工作是从分析哲学出发重新探讨中国传统思想和经典文本，试图以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的方法发现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尤其集中在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方面。  叶锦明早在90年代就发表文章对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两个基本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引发了港台分析哲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她主编的《逻辑方法与名辩哲学》在国内哲学界和逻辑学界都产生很大反响。 周柏乔特别关注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重视分析哲学中的“中土异军”，以洪谦、金岳霖、沈有鼎和王浩为这支队伍的主要代表，对他们在概念分解和更新、知识基础和成立等方面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虽然港澳台地区在分析哲学以及逻辑学、科学哲学等领域取得重要成绩，特别是在运用分析方法重新解释中国传统哲学问题和经典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但由于历史原因和地域限制，这些学者的工作并没有进入中国大陆的哲学研究主流。  分析哲学在中国与中国的分析哲学无论是历史的描述还是理论的建构，研究者们都对20世纪的中国分析哲学发展给出了自己的论证和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对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的历史性描述，可称作“分析哲学在中国”，主要成果是汤一介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和黄见德关于西方哲学东渐史的系列著作。 第二大类是分析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意义和理论的建构，可称作“中国的分析哲学”，主要成果是杨国荣的《中国哲学与分析哲学》《分析哲学与中西之学》、陈少明的《做中国哲学》和赵敦华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等。 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总序中，汤一介对西方哲学进入中国的过程做了系统论述，特别指出当代中国哲学正是在西方哲学传入后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形态这个历史事实。 他以金岳霖和冯友兰的哲学方法论为例，说明当代中国哲学的形成与西方分析方法在中国哲学中的运用有着密切的思想联系。  黄见德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主要是对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历史梳理，从西方哲学东渐的必然性、曲折历程和最后结果三个方面论述了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和社会的影响。 作者对张申府、金岳霖、洪谦、江天骥、涂纪亮、舒炜光等哲学家在分析哲学领域所做的工作给予了特别关注，指出他们的重要贡献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杨国荣对分析哲学有系统研究和深入理解。 他在《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分析哲学的发展历史和主要特征，对中国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的异同给出了自己的分析，特别强调分析方法对于当今中国哲学研究具有的重要作用。  陈少明的《做中国哲学—— 一些方法论的思考》是他多年来思考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一个结果，其中包括了哲学与论证、想象的逻辑以及思想史研究等多个维度的讨论。 他指出，判定哲学性质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标准，一个是提出哲学问题，另一个是具有专门的方法。他认为，哲学的论证方法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提问方式；二是问答总是以合乎理智的方式进行；三是哲学论证必须提供解释性或规范性的知识，而不是科学的定律或法则。 这些观点反映了中国哲学研究者对哲学分析与论证方法的自觉意识，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审视分析方法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赵敦华致力于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在传播和研究维特根斯坦和卡尔·波普尔哲学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明确地提出要以中国人的眼光审视西方哲学，以中国式的方法解读西方哲学。这里的中国式方法，就是大哲学的观念和比较哲学的方法。 基于这种理解，赵敦华在《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中，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危机和出路、作为文化学的哲学、“是”“在”“有”的形而上学之辨等问题都给出了独特分析，并对中西形而上学的有无之辨和中西传统人性论的公度性等问题。 分析哲学对中国哲学建构的影响做出了比较考察，由此形成他所理解的以中国人眼光解读西方哲学的主要思路。 这种本位哲学的自觉意识首先来自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异质性的认识，更来自对中国哲学自我建构的主动要求。 建构“中国分析哲学”的主要价值在中国哲学亟须加强理论自觉和观念认同的今天，系统梳理中国分析哲学的历史，从哲学理论高度重新认识分析哲学对中国哲学当代重建的重要作用，充分展现中国分析哲学对中国当代哲学的特殊贡献，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十分重要。 其一，需要对中国分析哲学研究做历史梳理，在内容上完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主题，在逻辑上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框架。对中国分析哲学的历史总结，是为了展现当代中国哲学的逻辑图景，最终实现哲学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无论是从西方哲学东渐史的历史角度看，还是从中国哲学的本位意识的理论建构看，中国分析哲学史都是中国哲学在与外来异质文化和他者哲学的思想遭遇中做出的恰当和及时反应，更是对占据20世纪西方哲学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运动的中国式回应。 这种回应的直接结果，就是作为不同于西方分析哲学的中国分析哲学的诞生。 在一定意义上，20世纪中国哲学史就是中国哲学与分析哲学的交流史。因此，全面理解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哲学，而且有助于21世纪中国哲学的理论建构。 其二，需要对中国分析哲学研究做理论阐释，明确中国哲学运用分析方法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特色，实现西方哲学的本土化，成就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贡献。 在思想上，第二次“西学东渐”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科学和逻辑，也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早期分析哲学正是以科学逻辑的方法论进入中国，直接塑造了当代中国实在论哲学和新理学。 在学术上，20世纪早期中国哲学研究借助于罗素、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哲学以及西方其他哲学思想（如实用主义哲学），对经验、世界、语言、逻辑等问题展开系统讨论，在理性思维、启蒙精神、进化论哲学等方面都有深入思考，开启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先河。 20世纪后半叶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和传播，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哲学界与国际分析哲学界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 因此，全面展现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发展史，对深入理解分析哲学的性质、问题和方法以及未来走向均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 其三，需要对中国分析哲学研究做问题建构，确立中国哲学在分析哲学研究领域的独特视角和问题框架，凸显中国哲学问题在分析哲学研究领域中的特殊地位。对中国分析哲学研究的问题建构，将有助于实现“中国哲学走出去”的时代任务。在基本思路上，是对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发展历史和理论的系统研究。 在主要研究思路上，则是概括总结分析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观点和思想特征。在研究目标上，我们不仅需要为国内西方哲学研究提供一个成功的本土化范例，而且需要为中国哲学学科提供一个中西哲学融合的重要模式，更需要为国际分析哲学研究本土化提供一个重要成功案例。 其四，需要对中国分析哲学研究做方法论考察，明确哲学方法论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奠基作用，表明中国分析哲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多元性，突出中国分析哲学方法论的创新性质。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可以看到，哲学研究方法确定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性质。 这些研究方法包括赋比兴、直观与想象、思想实验以及广义论证等，它们与逻辑论证、形式推理、语义分析等，都被看作中国分析哲学研究的基本形式，由此构成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因此，我们需要对中国分析哲学研究中使用的各种方法做出系统整理，由此表明中国分析哲学方法论的创新性质。同时，哲学方法论的考察也是对“做中国哲学”的一种方法说明，由此显示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特征。 其五，需要对中国分析哲学史做系统研究，凸显分析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多学科特征，体现中国分析哲学具有的元哲学性质，揭示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 从历史上看，中国分析哲学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形态变化，从最初的实在论哲学研究以及实用主义和进化论，到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再到自然辩证法研究，最后形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分析哲学在逻辑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以及在部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凸显了分析哲学的多学科特征。 从学术上看，由金岳霖、洪谦和江天骥的研究学脉构成的中国分析哲学三足鼎立的局面，体现了中国哲学家理解和研究分析哲学的三种不同态度和方法，引发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的深层思考，说明了分析哲学的元哲学性质，并由此揭示了中国哲学未来的可能走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