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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机械的古代，即便是皇权，在自然面前仍然是渺小的。在颐和园中，有一块叫作青芝岫的巨大北派太湖石，这块石头长8米，宽2米，高4米，重量大约为30吨，如同一座巨大的屏风摆在乐寿堂前的庭院里，这块石头发现于距离北京城几十公里外的良乡。如今，一个中型吊车和一辆重卡，可以轻松地将它运送到陆地上的很多地方。但在并不遥远的清代，还只能利用人力、畜力和简单机械，30吨的重量就成了巨大的负担。最初发现石头的人为了移动它而倾家荡产，只好弃置道旁。乾隆皇帝也是动用了皇权的力量，才将石头移入颐和园中。但如果是一块更大的石头呢？比如，大约在北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 年），从南方的太湖中就发现了一块巨型太湖石，大约有15米高（约合五层楼），需要近百人手牵手才能将其环绕。凡是见过这块石头的人都会被它巨大的规模惊到，不由自主产生崇拜之情。石头也不是移往几十公里外，而是从太湖到千里之外的北宋首都汴梁（现河南省开封市），当时的人们又该怎样才能完成任务呢？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个叫作朱勔的人，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能够推断出朱勔是如何做到的。最好的太湖石是出于太湖水中，保留着水流冲刷的痕迹，这块大石也不例外。当人们潜水发现石头后，会绑上绳索，清掉淤泥，用大船将石头拖出水。但用船拖的办法对小石头都非常不易，更何况是大如居民楼的巨石？普通的船已经不够用了。根据记载，中国古代淡水中的船只最大载重量为2000石，实际使用载重量只有四分之一，也就是500石，大约折合30吨，只能勉强载得动青芝岫规模的石头，对于更大的则无能为力。接下来要考虑的是保护石头。在运输中难免磕碰，但太湖石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身上布满了孔洞，让人们充满了浪漫的遐想。一旦这些孔洞损坏，价值就打了折扣。为了避免损坏，必须首先用胶泥将石头上的孔洞填上，外面再用掺了麻的胶泥敷上厚厚的一层，做成圆圆的球形，放在阳光下晒结实了，才能继续运输。这么重的石头陆路运输是不可能的，只有继续走水路。接下来，必须用大木头做成滚轮，将石头装船。运输船从太湖出发，进入京杭大运河的江南河段，从江南河北上进入长江，从长江岸边的江都（现江苏省扬州市）进入京杭运河的淮扬河段。从运河转入淮河，再顺着淮河的支流泗水北上，到达徐州附近水域。在徐州，石头将开始它的最后一段，也是最艰难的旅程。北宋时期，从徐州到达首都汴梁的河段是一条人工开凿的小河：汴河。汴河的历史很长。汉元年（公元前206年），正值楚汉相争时期，刘邦、项羽有一次议和，双方约定以一条叫作鸿沟的小河划定边界。鸿沟其实是一条人工运河，它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由魏国开凿。魏国的首都在大梁，也就是后来的开封（汴梁），魏国通过开凿鸿沟，将黄河的水引到首都，再向南汇入淮河。另外，在淮河与长江之间早就有一条春秋时期吴国开凿的运河邗沟（后来成为隋代大运河的淮扬河段），鸿沟—淮河—邗沟就沟通了长江和黄河，而汴梁（大梁、开封）就成了这条交通要道上的著名城市。鸿沟经过千年的演化和修整，到了北宋就成了汴河。北宋时期，汴河的流向是从荥阳附近的黄河将水引入，经过首都汴梁，再向东汇入泗水，通过泗水的自然河道进入淮河。汴河是宋代交通的大动脉，承运了绝大部分供应朝廷的粮食（漕粮），占全国总运力的80%以上。由于漕粮是国家财政的基础，承担着养官和养兵的重任，汴河也就成了国家经济的重中之重。北宋著名文学家沈括的哥哥、龙图阁直学士沈文通曾经作过一首诗，反映朝廷对东南漕粮的依赖：“漕舟上太仓，一钟且千金。太仓无陈积，漕舟来无极。畿兵已十万，三垂戍更多。庙堂方济师，将奈东南何？”虽然汴河运力如此重要，可这条河流却有一个极大的问题：水太浅了，许多河段只有不足两米深，宽不过十几米。站在运河边，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条小河沟竟然是整个中央帝国的经济命脉。不仅水浅，由于冬天黄河结冰，运河失去了水源，所以只能在春天之后使用。在汴河中运送漕粮的船也很难借助水力航行，许多时候只能靠纤夫拉船——在运河两侧都设有专门的纤道，禁止人们占用。这对于船的载重量更是巨大的限制。更麻烦的是，运河上有许多桥梁。大部分是传统的平桥，桥洞非常低。除了平桥之外，汴河上还有不少拱桥。北宋发明了另一种不需要桥墩的桥——虹桥，如同一座彩虹从此岸飞到彼岸。拱桥和虹桥比起平桥来，可以通行更大的船只。但即便是虹桥和拱桥，拱高最多也只有十几米。比如，著名的赵州桥拱高只有7.25米左右。建于明代的杭州拱宸桥，已经算古代最高的桥之一，其桥高也只有16米。桥这么高，还得益于河足够宽，如果河很窄，那么桥洞将只有几米高。汴河上的桥大都只能允许不大的漕船通过，装载巨石的特殊船如同是一个庞然大物，能够挤进小小的汴河已经不易，更别提通过这些桥了。除了桥之外，汴河还经常从城市中通过。北宋时期的许多城市都有水道，让河流穿城而过，在城墙上专门开有水门供船只通过。这样做是为了便于运送城内的物资。到底怎样才能保证石头的运输呢？这一点并没有难倒朱勔，他可以动用整个中央帝国的人力、物力来保证任务完成。根据史料记载，由于船太重、汴河狭窄，朱勔动用了数千民夫在岸上拉纤。经过桥梁时，将桥梁拆除，到了城市的水门，将水门上的城墙扒开豁口，保证船通过。几个月后，这块巨大的太湖石终于在“百折不挠”的精神下被运到了北宋首都汴梁。当时的汴梁城分为外城、内城和皇帝宫城（也叫大内）。内城在外城的中央，而大内又在内城的中央。汴河从外城穿城而过，经过两个水门，分别是西水门和东水门。从西水门到东水门外七里的地方，一共有十三座桥梁，其中有三座桥是虹桥，可以通船，其余的都是平桥，无法通船。因此，到了汴梁城外，必须从船上卸下巨石，依靠畜力运送进入首都。石头进入首都时，恰逢北宋首都汴梁的一个建设高峰期。在位的皇帝宋徽宗是一个爱好艺术的人。大内本来是皇帝的宫殿和帝国官僚的办公区，但宋徽宗却总感觉大内不够用，于是开始大面积挤占内城的区域。宋徽宗对于建筑的喜爱与道教有关。他刚即位时缺乏男性继承人，一位叫刘混康的道士告诉他，这是因为京城东北角太低了，需要稍微垫高一点。宋徽宗照着做了之后，突然间男丁兴旺起来。这片垫高的地方，就成了一片皇家园林。从此以后，在道士们的影响下，加上他本人对建筑的喜爱，建设规模也越来越大。八年前的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在大内正北方，内城之内，落成了一个大型的宫殿群延福宫。在建设这个宫殿群时，宋徽宗采取了竞争性做法，让五位宦官同时负责建造，他们互不隶属，争先恐后地尽一切努力叠山垒石，将延福宫打造成了人间仙境。延福宫落成后，宋徽宗对宫殿的需求更大了，于是继续扩大建设，将另一个宫殿群上清宝箓宫与延福宫打通，扩建京城、修缮诸王府邸。到了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宋徽宗最野心勃勃的工程终于上马了，这个工程叫作艮岳。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艮岳建成，它立刻成了中国皇家园林的最高峰。即便后来的颐和园、圆明园等虽在规模上取胜，但艮岳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质和精雕细琢的用心，仍然是无法超越的。艮岳原名万寿山，在内城的东北角，北宋汴梁人口稠密，但内城的东北区域却清理出了一片周长十余里的区域。区域的中心是几座人工的小山，山上怪石林立、古树参天，亭台楼阁移步换景，珍禽异兽前所未闻，没有一寸土地不是精心打造的，堆满了从全国各地运送来的珍贵观赏石材。朱勔运送来的那块巨石移入园区后，被放在水中浸泡，将土皮泡掉，露出本来的面貌，在巨大的孔洞中还专门放了雄黄和炉甘石，因为雄黄可以将蛇蝎驱走，而到了阴天时，炉甘石可以制造出云雾缭绕的效果。石头立刻成了艮岳园林的中心，它被放在山丛中的一片平地上，皇帝甚至专门给石头修建了一座亭子，如同一个巨大的君王在睥睨着世界。大石周围，还有上百块小一些的石头，如同臣子一般围绕着它。园林之中除了石头之外还有许多古树。宋代人最喜爱的树种之一是桧树，园子里最著名的两棵桧树就在大石旁边，一棵高耸，所以叫“朝日升龙”；另一棵横卧，叫“卧云伏龙”。也是朱勔帮助皇帝从外地运来的，其中一棵可能来自浙江。现在浙江海宁著名的安国寺（宋时属于盐官县）内，宋代时曾经有两棵桧树，是唐代出使西域的高僧悟空大师栽种的。朱勔打听到这两棵树之后，经过察看制订了移植方案，他决定那棵大一些的树用海路运输，小一点的走河运。不幸的是，走海运的大树由于遭遇风浪，和船一起沉没了，只有小一点的到了京师。巨石旁的两棵树都挂了用玉做成的牌子，牌子上的字是用金填的。至于大石头，待遇比两棵树更高，皇帝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昭功敷庆神运石”。皇帝还不满意，又给它封了个爵位，号称“盘固侯”。石头封了侯，皇帝也没忘记送石头的人。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六月，皇帝正式给朱勔加官晋爵。朱勔被封为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史。宋代的节度使已经不像唐代那样是独霸一方的诸侯，却也是只有有功之人才能获封的大吏，一个人因为运送石头而被封节度使总有些说不过去，但皇帝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被称为女真人的金国刚刚灭掉了辽国，将燕云十六州中最重要的城市幽州还给了北宋，皇帝借口朱勔参与了收复幽州的行动，所以封官。不仅朱勔被封官，就连他的子孙也都有封赏。他的几个儿子里，汝贤封为庆阳军承宣使，汝功封静江军承宣使，汝翼封朝奉大夫、直龙图阁，汝州封明州观察使，汝楫封华州观察使，汝明封荧州刺史，儿子汝文和弟弟朱绩封门宣赞舍人，就连孙子辈都受到了封赏，分别封为门宣赞舍人或者门祗侯。一家人大大小小全是官，这在流行荫庇制度的宋代也都属于少有。巨石获封盘固侯时，恰好是北宋疆域最大之时，在当时被鼓吹为盛世。与其他朝代不同，北宋的北方边境上，由于被辽国（契丹）占去了燕云十六州，一直没有稳固的边境线，各位皇帝都耿耿于怀，却由于军队战斗力不强而不敢发动战争。但这一年，宋徽宗却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收复了燕山以南的幽州，达到了王朝边境的极致。宋徽宗叫这块石头“神运石”，也反映了皇帝对于老天眷恋的感激之情，与收复幽州的运气相比，拆掉了多少桥梁，毁掉了多少城墙，都是不重要的。宣和五年的北宋也是一片盛世，歌舞升平，人民仍然生活在一片灯红酒绿之中，军队和官僚沉浸在收复幽州的狂热里，皇帝为自己的丰功伟绩接受着恭维。宰相蔡京将社会的繁荣概括成了一个词：丰亨豫大，用来形容北宋末年的盛世景象。他说的并没有错，即便南方因为朱勔、蔡京、童贯等人的压榨出现了一些反抗，但整个北宋社会仍然是繁荣的。汴梁朱雀门外的夜市还是那么发达，大相国寺的市场一如既往车水马龙，大内皇宫外不远处，就是妓女扎堆的鸡儿巷。从官员到普通民众都生活在一片和乐之中，仿佛这样的盛世还会持续万年，没有危机，没有贫穷，有的只是欢乐与舒适。然而，这种盛世景象并没有持续太久。给石头封官加爵之年，已经是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此时，距离北宋灭亡的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已经不满四年（实际上只有三年半）。当帝国一百多年的敌人辽国消失时，北宋的君臣拍手相庆，在他们看来，敌人的消失也是盛世的标志之一。辽国消失后，一个微不足道的野蛮民族占据了北方。这个民族与相对更文明的契丹人不在一个层次上，也不需重视，由于北方太贫穷，他们仰仗着北宋每年的“岁赐”苟且活着。但三年后，出乎所有人意料，正是这个微不足道的野蛮民族利用斩首行动攻陷了汴梁，一切戛然而止，北宋灭亡了。从盛世到灭亡只用了三年时间。 
那么，在这三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一个盛世瞬间灭亡呢？那些庆祝盛世的官僚和百姓又是如何面对茫茫的未知？本书的目的，就是考察这短短的历史一瞬，寻找背后的历史细节，剖析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从宋徽宗动用整个帝国的力量运送一块石头的故事里，足以看见北宋“盛世”的荒诞。这块被封侯的“神运石”，在汴京之围时被敲碎用作城防石块，它的最终命运也像北宋的命运一样，最终化作“烟尘”，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郭建龙的这本《汴京之围：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以精彩的叙事追溯北宋末年靖康之难的完整历史细节，讲述宋、辽、金三方的和与战，聚焦北宋历史大变局的关键时刻，以及帝国由内而外全局性危局大爆发的前因后果。 财政困难、军事痼疾、恶性党争等内部危机，北方辽、金两国的军事威胁等外部危机，使得帝国渐成风雨飘摇之势。靖康元年（1126），金军第二次围攻汴京，十一月汴京城陷。北宋轰然崩溃，从盛世到灭亡仅隔三年。 来源 | 本文选自郭建龙著作《汴京之围》。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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