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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高祖自称太上皇，传位太宗。太宗即位，改年号为贞观。贞观元年正月，太宗大宴群臣，乐工承应，奏《秦王破阵之乐》。太宗与群臣说道：“朕往时为秦王，蒙父皇委任，得专征伐，往往以身先士卒，摧破强敌，故民间有秦王破阵的歌曲。今因而润色，以为乐章，用一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舞，虽发扬蹈厉，不似文德之雍容，然实用此以取天下，今日功业繇此成就，何敢忘其所自。故制为乐舞，庶使后世观者，知朕创业之艰难也。”那时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进说：“陛下以神武定海内，削平祸乱，弘济苍生，区区文德，岂足比拟。”太宗面折他说：“天下方乱，戡定固须用武，王业既成，持守尤当用文，文武两件，不可偏废，而时变不同，故或用武，或用文，各随其时耳，非有轻重于其间也。卿乃谓文不及武，岂天下独可以武治乎！这话差矣。”于是封德彝自知失言，叩头谢罪。自古说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如天道阴阳一般，春夏虽阳气用事，然未尝无阴，秋冬虽阴气用事，然未尝无阳，二者相济而后不偏。故陆贾对汉高帝说：“马上得之，岂可以马上治之。”夫戡乱之时，固宜用武，亦必济之以文；守成之时，固宜用文，亦必济之以武。昔成康之世，治定功成，而周、召二公，犹惓惓以克之长虑，守成者不可不深思也。 大理少卿，是掌法之官。太宗以刑狱至重，掌法贵于得人，乃选择群臣之中，见兵部郎中戴胄居官忠清公直，堪为法司，遂擢用他为大理寺少卿。此时士人选官者，多诈冒恩荫，滥授爵级，太宗深恶其弊。乃降敕禁革，凡官员诈冒者，准令自首免罪，不首者论死。未及几时，遂有犯诈冒事觉者，太宗就要拿去杀了。戴胄奏言：“诈冒官爵者，据法止该流徙远方，罪不该死。”太宗怒说：“卿所言者虽是法，但朕已有敕旨，信不可失，今卿要守法，岂可使朕失信乎？”戴胄答说：“敕书失信是小事，法令失信是大事。盖敕书之颁，出于一时之喜怒，喜则从轻，怒则从重，不可为常；至于法令一定，喜不可得而减，怒不可得而加，乃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确乎其不可移者也。陛下恶选官诈冒者多，激于一时之怒，故要杀之，既而知非正法，复断之以本等罪名，此乃忍一时之小忿，而存国家之大信，所失者小，所全者大也，岂可任情而废法，乃为不失信乎！”太宗感悟，因褒美之说：“朕所忧者，常恐行法不当，人心不服，卿能执法如此，则轻重不得那移，小民知所遵守，朕复何忧！”戴胄自为大理，凡太宗用刑有不当处，前后犯言谏争，言如涌泉，一无所隐，太宗鉴其忠直，所言都允从之。自是法令画一，天下刑狱悉归平允，无有冤枉之民焉。于此可见戴胄能持正守法，而不挠于人主之威，太宗能虚己受言，而不泥于已成之说，君明臣直，两得之矣。但国法固所当重，而王言亦不可轻，惟详审于制法之初，使法立而可守，慎重于申命之日，使令出而惟行，则有法以为整齐之具，有敕以寓鼓舞之权，固有交相为用，而不相悖者，何至有偏废之患哉！此议法者所当知也。 太宗以致治在得贤，而贤人或伏于下僚，或遗于草野，朝廷不能尽知，乃诏朝臣各举所知，以备简用。尝命右仆射封德彝着他举荐贤才，他只应承了，终无所举。太宗问其故，德彝对说：“臣非不尽心访求，但一时未有奇才可应诏命者耳。”太宗责他说：“人的才能，各有所长，君子用人，就如用器皿一般，大的大用，小的小用，各取所长，岂可苛求责备？且天之生贤，何代无之，一世之才，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古来致治之主，都赖贤臣，岂是从异代假借来用？也只取于当世而已。今正患自家识见浅陋，不能知贤，何可尽诬一世之人，以为无贤可举乎！”于是德彝羞愧而退。尝观贤不肖之相引，各以其类，故惟贤然后能知贤，亦惟贤而后能举贤。德彝本邪佞小人，何可以此望之！盖小人不乐进贤，其情有三：忌其形己之短，是一件；恶其不为己之党，是二件；恐其以正直触忤人主，为己之累，是三件。至于不知而不举，此其罪犹薄也。然则知人之难，又何以责于封德彝哉！可见人主之明尤在辨奸，奸之远而贤者进矣。 太宗因评论弓矢，而有感于治道。一日，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自少喜好弓矢，尝挑选好弓十数，收藏爱惜，自谓材干坚劲，造作精工，无以复加。近日取出以示弓匠，弓匠看了，乃说这十数张弓都不是美材。朕问其故，弓匠对说：'弓之好歹，全以木心为主，木心正直，则脉理皆直，而发箭亦直。若木心不直，则根本之地，先已不正，那脉络纹理，都一顺偏邪去了，纵然筋胶缠束，极其坚劲，终是发箭歪邪，难以中的，如何叫做好弓？’朕闻其言，方才觉悟，我向者辨认弓矢徒识其粗，未识其精也。夫朕以弓矢平定天下，弓乃手中常用之物，于其邪正好歹，辨识犹未能尽，况于天下这等广阔，民情世务，这等繁冗，以朕一人之身，耳岂能尽闻，目岂能尽见乎！”乃命京朝五品以上官员，分为班次，在于中书内省，轮日直宿，时常引至御前，问以治道，凡闾阎小民，或衣食不足，或赋役不均，一一问其疾苦，朝廷政事，某件所行者是，某件所行者非，一一问其得失，盖惟恐幽隐细微的去处，识见不到易致过差，故虚心博访如此。夫工人所论者弓矢，而太宗遂有悟于治道，于此见至理可触类而旁通，人君当随事以致察。故周武王因刀剑而作省躬之铭，齐桓公因斫轮而得读书之喻，皆善观物理者也。然以太宗之明敏，能因识弓未尽，悟义理之无穷，而不能因木心不直之言，悟讽谏之有在，则信乎听言察理之难矣。 太宗时有一人上书，请斥去朝臣之邪佞者，太宗问说：“今朝臣邪佞的是谁？”其人对说：“臣伏在草泽，岂能明知朝臣中那个是邪佞，只在陛下自察。愿陛下与群臣谈论间，或假做恼怒，试看众人如何。那执守理法，不屈意以狥上之怒的，便是直臣，若畏雷霆之威，不敢执奏，而阿顺旨意的，便是佞臣，这辨之也不难。”太宗说道：“譬之流水，君是源头，臣是流派，水之清浊，都在源头出处，若本源浑浊，乃要末流清澈，不可得矣。今阳怒以试群臣，是君自为诈也，又何以责臣下，使去诈佞而为正直乎！朕方要推赤心置人腹中，以至诚治天下，彼此都无猜疑才好。尝见前代帝王，如魏武帝之流，好用权谋诡诈、小小术数接遇臣下的，以为此非王道，常窃羞耻而不为。今你这试佞的计策，虽是巧妙，朕却自有个荡荡平平的道理，不依此行也。”按太宗此言，深得为君之大体。夫君德贵明不贵察，明生于诚，其效至于不忍欺，察生于疑，其弊至于无所容，盖其相去远矣。是以自古哲王，冕旒蔽目而视不下于带，黈纩塞耳而听不属于垣，凡以养诚心而存大体也。不然，则耳目所及，其能几何？而天下大奸，必有遗于权数之外者矣。太宗至诚一语，实万世御臣之法。 修字，解作长字。太宗尝与侍臣评论前代兴亡之繇，说道：“周家享国八百余年，秦传至二世而亡，运祚长短，何不同如此。”太子少师萧瑀答说：“国运之修短，系于人心之得失。周之时，商纣无道，毒痡四海，武王吊民伐罪，为天下除害，故人心归之。秦之时，周命未改，六国相安，本无可灭之罪，始皇恃其强暴，因而殄灭宗周，吞并六国，大失人心。其得天下虽同，安人心则异，所以周享国之长，而秦享国之短也。”太宗说：“公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周与秦虽同以征伐得天下，然周得天下之后，却能增修仁义，而德泽有加；秦得天下之后，乃益崇尚诈力，而残刻愈甚。是其得天下虽同，其守天下则异，所以运有修短不同，实繇于此。盖守天下与取天下不同，取天下者时当戡定祸乱，容可兼用智力，稍违事理，及得天下而守之时当整饬太平，则宜纯用仁义。于道理不可不顺，周逆取而顺守之，故其享国也长；秦既以逆取之，又以逆守之，欲享国之长，岂可得乎？”萧瑀闻言大服，顿首称谢，自谓识见不能到此也。按周秦修短之论，萧瑀固为失之，太宗亦未为得也。盖周武顺天应人，固不可谓之逆取，而始皇以不道取天下，亦岂能以顺守之？二说胥失之矣！窃谓周之立国，谟烈之贻，所以佑启者远，世德之求，所以继述者善，四友十乱之臣，所以辅佐者良是以祖孙一德，臣主一心，享国久长，有繇然也。秦尚法律而弃诗书，疏扶苏而宠胡亥，逐拂士而任斯、高，父子君臣，同恶相济如此，岂能久乎？论周、秦者，宜于此合而观之始得。 良臣，是能称其职，不负委任的。忠臣，是能尽其心，不避诛戮的。魏徵既谏太宗以君臣之间，宜尽诚相与，不当存形迹，太宗悔悟，于是魏徵再拜说道：“臣幸得奉事陛下，遭遇圣明，愿只使臣做个良臣，莫使臣做忠臣。”太宗问说：“忠臣、良臣都是一般，有何分别？”魏徵对说：“这两样臣都好，只是遭遇不同，却关系人主的明暗、国家的治乱。如唐虞之时，稷契、皋陶，遇尧、舜圣明，君臣同心，可否相济，臣安守职业，君坐致治平，四海推戴，万世传颂，共享尊荣之福，这便叫做良臣。夏、商之时，龙逄、比干，遇桀、纣昏暴，不忍坐视，欲行匡正，当面辩折，当廷谏诤，以致忤旨触怒，身受诛戮之惨，而无救于国之败亡，这便叫做忠臣。良臣上下俱受其福，忠臣上下俱受其祸，所以但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也。”于是太宗喜悦，赐绢五百匹以褒宠之。观魏徵此言，非不知忠良之一道，盖以意主于警动人君，使省身克己，立于无过之地，虚己受人，不违廷诤之言，则人臣无忠义之名，国家亦何至有危亡之祸乎？若人臣之义，事不避难，为忠为良，随所遇而安之，又何择焉！然观稷契、皋陶，身勤其职，而利在国家，名归主上，龙逄、比干，无补于国之亡，益显其君之过，而身享其名，则知为良臣者，乃其本心，而为忠臣者，非其得已也，又岂可以忠、良过于分别，议魏徵之言哉！ 太宗为人，神采英毅可畏，群臣有事入奏，望见他颜色者，都恐怖仓皇，举止失措。太宗晓的如此，后来每见人奏事，必霁威严，降辞色，屈意假借，以开导引诱，求闻规谏之言，其务尽下情如此。尝与公卿大臣说道：“人之面貌不能自见，必资明镜，乃见其形；君之过失，不能自知，必待忠臣，乃知其过。设使为君者，自矜才智，不纳忠言，为臣者，阿意逢迎，惟知顺旨，将见主骄国乱，为君者必不能保其社稷，君既失国，为臣者岂能独保其身家！就以隋家观之，如内史侍郎虞世基等，因炀帝恶闻直言，曲意奉承，极其卑谄，只图谀悦取容，保全富贵，及宇文化及作乱，炀帝被弑，世基等一并就诛，此时身且不保，富贵安在？公等在今日莫说朝廷清明，可以相安无事，宜以隋之君臣为鉴，凡朕所行的政事，某件停当，某件差错，务要一一尽言，无所吝惜，庶乎在朕得知其过，在公等得尽其忠，君臣始相保，岂不美哉！”夫人臣莫不愿忠，而言每难于自尽者，惟恐犯颜色、触忌讳而已。今既假之以辞色，而导之使谏，又申之以鉴戒，而劝之使忠，则小臣不萌畏罪之心，而大臣不怀持禄之念，国家之福，莫大于此。若太宗者，真可以为万世人君之法矣。 这一段是记太宗以节俭倡率群下的事。太宗尝对公卿大臣说道：“昔日大禹为司空时，用许多人力，凿山通道，以疏治洪水，劳民亦甚矣，然而民皆欢忻趋事，无有毁谤怨讟者，盖知禹不是为自己的事，诚以那时洪水滔天，必须疏凿然后民得安居粒食，要与百姓每同其利，故人都知道劳我乃是利我，所以虽劳而不怨也。秦始皇营造阿房等宫，其用民力，也不过是凿山治水这等劳苦，然而民皆怨愤离叛者，盖秦皇不是为百姓，只为自己要广大宫室，乃至竭民财力，不恤天下之困穷，以侈一人之居处，所以民不堪命而怨叛也。夫宫室、衣服，件件要靡丽珍奇，人情谁不愿欲？但一人之身，居处用度，所需几何，但取适体便了。若纵其情欲而不知止极，为琼宫瑶台，则必为锦衣玉衣。为锦衣玉食，则必极声色玩好。内荡其心志，外竭其财力，民心怨叛，而危亡立至矣，此秦之往事可鉴者也。朕尝欲营造一殿，估计财用，都已完备，便可兴工，因鉴于秦事，不欲启此祸端，即时停止。凡尔王侯公卿以下，各宜体悉朕这防患的意思，务要屏绝靡丽，斥远珍奇，以赞成节俭之治，不可相与骄奢而自纵也。”太宗谕公卿如此，自是以后，君臣上下，悉事俭约，二十年间，海内风俗尽变而为素朴。所穿衣服，惟用布帛，绝无锦绣，民知樽节，物力自然有余，那官府帑藏，与民间私蓄，公私所在，无有不丰富给足者，此节俭倡率之效也。昔汉文帝惜十家之产，基址既成，而一台不筑，今太宗亦鉴秦人之敝，财用既具，而一殿不营，盖樽节于一身者甚小，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窒遏一时之欲者甚微，而培养数百年之根本者甚著，愿治之主，宜知所务矣。 西域，即今西番地方。受赇，是贪赃的官吏。太宗一日问于侍臣说道：“吾闻西域国中有贩宝的胡人，得了宝珠，恐怕收藏不密，乃剖开自己的身子，将珠藏在里面，有此事乎？”侍臣答说：“诚有此传闻之言。”太宗说：“今人闻说此事，无不笑其愚者，说他止知爱珠而不知爱惜性命也。以我看来，世之为官吏者，因接受赃私，而触犯刑法，为帝王者，因纵恣奢欲，而丧亡国家，其见小利而不顾大害，比之贾胡剖身藏珠，岂不同一可笑乎！”谏议大夫魏徵答说：“陛下此言，比方最为切当。臣闻昔者鲁哀公曾与孔子说道：'人有性好遗忘者，一日搬家，将他妻撇下了，也不记得，其好忘一至于此。’孔子答说：'这还未甚，更有甚于此者，如桀、纣之荒淫暴虐，至于丧身而不悟，是将自家的身子也忘记了。’则那徙宅忘妻者，又何足怪乎！桀、纣之忘身，甚于徙宅忘妻，正如陛下所言帝王徇奢欲而亡国，无异于剖身藏珠者也。”太宗嘉纳其言说：“公所言者良是，朕与公等同有国家之责，当时常照管此身，尽心竭力，交相辅导，务期保身保国，庶免为后人所讥笑焉！”夫人虽至愚，未有不爱其身者，虽至狂惑，未有忘其身者。惟此心一为奢欲所诱，使人贪冒而无忌，流荡而失归，故剖身不足以喻其愚，亡妻不足以比其惑也。惟夫明主研几于未动，窒欲于未萌，远伐性之斧斤，防迷心之鸩毒，是以常敬畏，则常保爱，常警惕，则常不忘，身享尊荣之体，国被太平之福也。君天下者，尚其念之。 太宗一日对侍从等官说：“常人只说为天子的，以一人居天下之上，极其尊崇，凡事皆得自繇，无所畏惧忌惮。朕的意思却不是这等，盖天子上奉皇天，下临群臣，顶戴的便是皇天，无一处不鉴临，我何敢不畏惧！环列的便是群臣，无一人不瞻仰，我何敢不敬惮！每思君德或未尽修，庶政或未尽举，上莫逃于鉴观，下莫掩于瞻视，兢兢业业，戒谨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尚恐怕所行或悖天理，不合皇天之意，或拂人情不副众人之望，获罪于上下而不自知，殊未尝无所畏惮也。”魏徵对说：“人君为治，最患恃其尊贵，上不畏天之谴责，下不惮人之非议，以致骄奢纵逸无所不为。今陛下上畏皇天，下惮群臣，如此敬慎，天下自然太平，诚致治之要也。但人情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愿陛下常存兢兢业业的心，日慎一日，到久后时，亦如今日，则天常眷佑，人常爱戴，这等才好。毋使倦心一萌，渐不克终，以负今日之言也。”按太宗这段说话，与大禹告帝舜儆戒之谟相同，不独寻常人主，当置于座右，盖自古聪明圣哲之君，益多儆惧忧危之意。其德愈盛，其心愈下，其业愈广，其意愈谦，其时虽无虞，其自视常若天怒人怨，而危亡之立至者，此二帝三王所以长治久安，而万世称隆也。若桀纣狂愚，谓人莫己若，谓天不足畏，遂以一人纵于民上，自取灭亡，为后世笑。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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