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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岁月（23） ■作者：游海波 1972年的春节就要到了，“雨雪经年”，天上开始下起了大雪，这是父亲和我们重逢后在乡下过的第一个新年，也显得格外的喜庆，全家人在一起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父亲从城里带了2斤肉回来，还带了些果子和香烟过来，其中还有2包大前门的香烟，据说都是凭票供应的“年货”。实际上父亲平时抽的都是“喇叭烟”。这种“喇叭烟”最早是从广东传入赣南的，经济实惠，制作方法简单，取一张约8厘米长、5厘米宽的白纸，将烟丝放在上面卷成喇叭状，用口水将纸头粘住，大头将多余的纸塞进去“封口”，别让烟丝漏出来就成功了。后来有烟纸卖，就更方便了。我还用木板做了一个“卷烟机”，一次可做两支。反正自家有烟丝，我做出的香烟，除了没有商标外，跟商店卖的烟几乎没有差别，而且烟丝金黄。别人问我这烟怎么没牌子？我说“这是内部生产的特供香烟，一般人是抽不到的。” 这天是1972年2月14日除夕夜，我们家桌上摆了红烧肉，还有生产队干塘分的草鱼，母亲也切块进行了红烧，自家养的土鸡炖汤，还有南城人过年少不了的“小炒”，其余就是栽种的青菜、萝卜之类的素菜，摆了满满的一桌子。母亲酿制的甜水酒，用锡壶温热了，也放在桌上。看着满桌的“美味佳肴”，孩子们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这是一年到头唯一的“盛宴”。 父母亲坐在上座，大姐和姐夫坐在对面，其余人胡乱挤坐着，孩子们争先恐后，“先吃为快”。这么多年来唯一一次最热闹最开心的春节，欢乐的气氛洋溢在每个人脸上。今天大家都显得光鲜亮丽，我穿了一件二姐从南昌带来的细帆布工作服，其他人都把压箱底的衣服穿在身上。我给弟弟和外甥理了发，弟弟也给我理发。 自从下放来，我们都是互相理发。因为下放前的时候，外甥女刘学宁捡到5元钱交给我，我到陈也商店买了把理发推子，花去4.75元。从此我们就“自学成材”，成了“无师自通”的理发师。其它配套的理发工具逐步添置，开始没有剪子，就用家用剪刀代替，没有围布，就用报纸围在脖子上夹住就行，没有刮脸刀就不刮脸。理一个发也可省两角钱。 这餐年夜饭，大家吃得很快活。今年收成比去年好，盼望着来年比今年好，心里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么多人团聚在一起，议论着怎么来改变以后的生活，改善居住条件。 目前，我们和大姐租住三、四家的房子，非常不方便，而且面临着有些人家自己需要房子。如果自己建房，估计要一千多元钱，当时家中的积蓄也只有六百元钱。不管以后我们是“扎根”，还是有机会“出去”，能有自己的房子就会有栖身之地。最后母亲拍板，决定自己建房。 新年期间，我们国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访问，并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结束了20多年的敌对状态，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堪称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我们这些人并没有感到如此重大的事件，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仍然是该干嘛还干嘛。 新年过后，我们家就开始了建房的各种准备工作，去找当地最好的木工顺良为头，对房屋的建造和规划进行了解。顺良家住在隔壁的单家村，离我们家也就二里地，他四十岁左右，人很憨厚，做了二十多年的“大木”。 我们这里的木工分为几种，一种叫“大木”，就是专做房子的木工；还有一种叫“小木”，就是打家具的木工；再有一种“圆木”，就是专做水桶、饭桶、洗脚盆圆形物的木工。 我把想建房的意思跟顺良说了，要建一厅四房，还要有楼上的房间。他马上带我到游家下房的移民那里，找了他的一个搭档。这搭档三十岁左右，忘了叫什么名字，他说一厅四房，会有楼，最高处可伸直腰，他们只有建老房子的经验，可以四周砌砖。做一厅四房，高一丈六尺，厅堂一丈三尺宽，房间九尺六寸宽，一丈三尺长。然后搭档在一块旧门板上画出了房屋草图。这种房建起来在当地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好房子。 建房比较困难的是杉木料，当年的木材是国家控制物资，非得有林业有关部门的批条才可拉出山来。从浔溪出来有两个检查站，一个是在浔溪古塘出口处设有木材检查站，但是没有栏杆。还有一个是山垇检查站，设有栏杆做关卡，这里比较难通过。不管怎样，先去浔溪探探路再说。 我找了队上的吴样俚，他现在山垇水库一个人“上班”，是一位退下来的农村干部，五十年代就在大队工作，在农业高产“放卫星”的年代，曾经在县里作“高调”报告，“我们的粮食多得吃不完”。然后立即打电话叫家里“食堂”将蒸饭的竹筒锯短些，省着点吃，要“细水长流”。还创造了将一个祠堂仓库变成三个仓库的奇迹。 我们这个祠堂有三层厅堂，面积比较大，估计有七、八百个平方米，他带这批人先从正门进去参观谷堆，然后出来到张家山转一圈走了一里多路从侧门进去还是参观这堆谷子，之后又出去到外面转一大圈从后门进来仍然参观这堆谷子。只是叫人稍微进行布置了一下，把这些参观的人搞得晕头转向，直称赞“吴主任，你的仓库真多，谷子不少”。 我觉得吴样俚人面比较熟悉，办法不少，决定请他带我去浔溪走一走，了解下杉木“行情”。 我和吴样俚吃过早饭就向浔溪出发了。我们都是步行，那里虽有简易公路，但山高路陡，落差很大，弯道不少，根本不敢骑车。特别是坎门岭的路更陡，我们绕过公路走小路直插上去，省了不少路。 从游家到浔溪有30多里。赶到浔溪还见到了“寿俚母舅”，他从湖东生资公司调到这里来了。他告诉我们：“你们戴着草帽，又不是本地人，一看就知道'特务来了’，这里还有不少'眼线’，想把杉木运出去非常难。”听说这里的杉木要70多元钱一两，我做房子大概有二两就够了。 这里的“两”是木材的一个计算方法，一两木材相当于一个多立方米。它的计算方法是从树兜开始往树梢方向五尺的地方量周长。一尺八寸就是一钱八。一尺八寸以上的周长翻的码子就大一些，也就是得到的棵数更少些。少于一尺八的树，棵数就更多，如要锯板子才会买一尺八以上的树，一般都会买少于一尺八的树。了解了买树的知识后，吃过中饭我们就“打道回府”了。看来要买杉木很难运出去，只好再另想办法。 回到家之后，听人说山里很多杉树被雪压断了，这样的断树肯定会砍掉，只要买这种树同样可以用，而且价格便宜。 我决定一个人进山，去找堂姐赛凤，她家就在浔溪古塘住。见到她们，我说明了来意，想买雪压断的杉木做房子。堂姐夫对杉木材质很内行，我们两个就“走街串户”，一家一家去看砍下来的断树，选择要买的杉木登记好，并做了标记，写上价钱。很多人家里还有不少存货，都是好木料，顺便也都要了。确认谁家几根杉木共多少钱，到时候一起装车拉走。最便宜的断树只要三角钱一拫，可做“楼行”，最贵的好料也就两块钱，可锯板子。有这些木料基本够做房子的门窗和楼行用料。可问题是如何拉得出去？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回到家后，我去问大家有什么办法把树拉出来，后来又问开拖拉机的游样毛，他说这种断树问题可能不大，但也不是绝对没问题。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冒一次险，把杉木拉回家。万一拦下来，也是没办法的事，总不能让我没房住，去露天过夜吧？我没房住是实情，又不是贩树卖，决定试一试。（未完待续）@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298期 我决定把杉木拉回家，上午就进山了，并让样毛师傅下午开拖拉机进山来拉树，可左等右等也不见拖拉机来，我直接走几里路到坎门岭最高处公路边看落差几百米的山下公路，拖拉机是否开过来了？ 四点多钟才见到山脚下来了辆拖拉机，由于距离太远，拖拉机只有甲壳虫大小，还不能确定是不是样毛的拖拉机？不管如何？我赶紧往回跑，通知大家把杉木都扛到马路边上做好准备。堂姐夫正忙着登记谁家拿了多少根树来，这时拖拉机到了，生产队长过来阻止，说是不能装车。他跟堂姐家虽说是邻居，其实就是“眼线”。 堂姐夫和他理论说这是断树，故意拉着他去各家“对质”离开了这里。我趁机叫大家将已扛来的杉木全部装上车，有些人还在犹豫，要先交钱再装车。我说钱不少你们的，统一由我堂姐夫跟你们结算，我明天就会拿钱过来结账，放心好了，再说我也搞不清谁家是多少？大部分人还是将木头装上车，速度之快，让我和弟弟累得都快“虚脱”。只有极少部分人不肯装车，没时间再跟这些人理论了，立马开车，一刻也不耽误。 夜幕已经降临了，第一个检查站离公路有五、六十米，公路上也没设路障，样毛师傅加大马力冲过去，正好是肘弯上坡，只要里面的人跑出来还是能把车拦下，我牢牢地盯着这幢房子，生怕有人出来，最终也没见人。 第一个检查站顺利通过。然后，一直是上坡，我和弟弟两人坐在车厢后面的树上，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车子也喘着粗气爬到坡顶。开始下坡更使我们“心惊肉跳”，转弯制动使得拖拉机斗子摇来晃去，看着公路旁边的万丈深渊，着实让人提心吊胆，不得不紧紧抓住物件，防止摔下来。 好不容易下完了“山路十八弯”，悬着的心放下来了，这回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经过山垇水库后就离检查站不远了，我盯着远处的检查站，放下的心重新提起来了，检查站的栏杆放下来横在马路上，车子无法通过，怎么办？等车开到杠子边停下时，我赶紧下车查看，没锁，我喜出望外，立即把杆子抬起来，样毛师傅慌忙中撞倒了栏杆，我赶紧跳上车坐好，一根电线眼看就要卡在我脖子上，赶忙用双手把电线托起，顺势往后一倒，躲过一劫，还好是电话线。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大队门口，卸下杉木，一根根扛回上房场地码好，天已经很晚了。 第二天检查站带信来要赔“杠子”，我拿了根木头让样毛师傅下次再经过那里给他们。其实检查站就在公路边上，晚上的车灯和拖拉机的声音是很容易知道车子来了。那天里面有人，不知为什么没出来？而且也没锁杠子？样毛师傅去拉树时，检查站就知道他是帮“知青”拉点断树盖住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疏忽”，我们不得而知。 虽然有这些杉木，做整栋房子显然不够，还得有柱子，但可以上山砍些楮树就成。我赶紧打听谁最熟悉远处后山树木的遍布生长情况，最终请了队上的游茂宗，我们叫他“大瘌”。我和他两人上山去选柱子，我提着锋利的斧头跟着他，满山遍野寻找合适的木材。只要见到笔直而且长度够的楮树就砍下放倒，并留枝叶在上面，自然阴干后再砍掉枝叶扛回去。 我左手提着磨得锋利的斧头，不小心把左脚面割开成一“眼睛”状，鲜血直流，赶紧寻找草药放口里嚼碎，敷在伤口处止血包扎好，一跛一拐继续干活。由于后来又下田干活，裸露的伤口在田泥里没法包扎，过了一个多月才好，至今留下伤疤。我们找够了柱子料就回家了，过一段时间水分干了再请人上来扛下山。 做房子还得要“屋角”和“穿方”“地脚”这些木料，都得锯好才成。我又进山到处打听锯板子的人并联系好。这天晚饭刚端起碗，锯板子的人就来了，为头的是一个很瘦的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一共来了四、五个人。我们只得放下碗筷让他们先吃，这几个人把一大锅饭吃得精光。为头的年轻人说：“今天真吃饱了，你们这里真好，我们在浙江都吃不饱。” 我们真佩服他们能吃苦，这里穷还能吃饱饭，他们连饭都吃不饱，才是真穷。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们一样，吃得了这种苦。他们只要能吃饱饭，什么苦都能吃，正因为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浙江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率先崛起。 这些锯板子的人在这里住了一晚，第二天老早吃过饭就进山了，我跟他们定好穿方、楼板、地脚、屋角的规格尺寸，以及用什么树料都讲清楚了，到时锯好板子会通知我们运下山。 锯板子的事情解决了，请石匠的事情还真麻烦，整个南城都没这种技工。正好离我们这里三里路的塔前猪场有抚州人在建砖墙房子，我赶过去找到为头的姜师傅，说明一厅四房只是外围砌砖，需要多少工钱？他也从来没跟私人干过活，一般都是跟“公家”做事。他说工钱要110元。并告诉我准备好卵石、沙和石灰等材料。我们兄弟俩和金祥表姐夫在一里多外的河里挑卵石和河沙，忙活了好几天，担够了建房用料。 随后我去联系大队的砖厂，每块砖只要两分五。一车可拉二千块砖左右，共拉了五、六车砖，而且全部赊账，没给一分钱，到年终在队上结算里扣除。再说咱家的资金也确实有限，能欠着的钱一律先欠着。这样一来，今年我们又要成为较大的超支户了。 到砖瓦窑拉砖只能卸在大队门口，要挑到建房的地方有一里多路，装车卸砖担砖我们兄弟俩累得“七死八活”，开始一担可挑42块砖，后来就40块，38块……慢慢地逐渐减少，到最后一担只能担26块砖，再多已经挑不起了。乡下人问我们：“累倒了吧？”我们说：“真的累倒了。”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妹妹及外甥女也参加了担砖劳动。 大姐和大姐夫分别在年后调游家小学和徐家中学当老师去了，在学校也分到了房间，平时都在学校吃住，只是偶尔会过来看看工程的进展。 我们全家却是总动员，母亲负责后勤工作，就是弄饭给师傅们吃。父亲虽然在城里工作也没闲着，收集一些“石爽”运回家，就是垫在柱子下面的石块，防止柱子直接跟泥地接触。 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开工这一天，新党员游三瘌不准我们动工，国俚姐和金祥姐夫跟他吵得不可开交，搞得我们心里特别不舒服。 石匠姜师傅被搅得没法动手，问我们到底是开工还是停工？我说“开工”。这块地又不是他私人的，而是生产队的地。他一个人说了不算，队长都没开口，其实队长一年后在我左边也建了房，成了邻居。后来三瘌可能去大队“告状”了，但也没见大队来人干涉。 泥工开始放线，然后挖基脚。舅舅黄昌期的儿子“大盲”，从我家开工这天起开始学徒做木工，他的工作就是给杉木削皮。其他师傅打墨线取直木料，裁劈得不亦乐乎。石匠人多，挖起基脚来很快，只挖了50几公分宽，深也不超过50公分，最浅的地方也就20、30公分。这里都是“红鸡冠石”，地基比较坚硬。然后把卵石直接倒下去，也没有拌任何东西，稍微耙平就在上面开始砌砖。 第二天，木工已把中间二扇料穿插好并竖起来了，然后，马上架“行料”，这样，两扇料才能独立竖在那儿。如果再不竖起来，等墙砌高了就施展不开。 上午10点钟左右开始“上梁”。我跟弟弟两人一前一后把“栋梁”扛到新房去，木工分别坐在梁上的东西两头，用绳子把“栋梁”徐徐往上升。梁上贴着我用红纸写的四个大字“欣欣向荣”格外醒目，那是凝聚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坐在梁上的两个木工，嘴里不停地大声说着一套一套祝福的话语，下面的人跟着附和，世上的好话都从他们的嘴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而后，一边继续“喝釆”，一边往下扔糖果和丸子。我们买的几斤糖果和赛凤姐妹几人送的糯米丸子一并交给梁上的木工往下扔。他们边扔边往自己荷包里塞，直到塞不下为止。搞得石工姜师傅有意见，要让他们也派一个人坐一边扔糖果才行。我们知道他的意思，专门包了一大包糖果给他。看热闹的村民争抢糖果和蹦得老高的丸子，把姜师傅砌好的墙绊倒不少。听老辈的人说，这是我们这里解放后第一次建房及上梁撒糖果，大家的新鲜感和高兴劲真是别提了。 随着墙体的不断升高，我们得赶紧去山里把“屋角”运回来。请社员的工钱是一元钱，吃一餐中饭而己，实际上是带有帮忙的性质。 房屋动工后，我的堂叔游勇德整天待在工地，帮忙做些琐碎的事情，他成了这里的“施工员”。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栋新房拔地而起，望着竖立在眼前的新家，终于感到从此有了“家业”，心里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未完待续）@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298期 年初，相继有洪门电厂、南昌橡胶厂等单位来招工。可我们大队的“知青”没走一人，倒是些乡下人的孩子出去了。看来除了721矿去年在这里招“知青”外，其他单位都是招的农村青年。“知青”的“出路”在哪里？还真的不好说。 大姐夫在这段时间，把外甥和外甥女的户口迁到了他的名下，重新把转入农村的户口恢复到城镇居民户口和商品粮，因为他们不是下放对象。我和弟妹及母亲四人还是农业粮。 母亲和妹妹小荣的城镇户口和商品粮是到1974年8月1日才得以恢复。父亲在当年3月2日，特意到画眉垇钨矿的陈也，找到当时经办人铁厂的刘祥舟，他带父亲到派出所开出我家是城镇户口未领取下放费的证明。到6月初，南城县公安局和粮食局才批复恢复母亲及小荣城镇居民户口和商品粮。当时在执行和管理方面比较欠缺，连我们的户口都被公社弄丢了，后来又把我的年龄搞小了2岁，以至“将错就错”的一直沿用至今。 看来我们要“岀去”，还真的是不容易，也许这辈子就注定在农村待了。其实大家的心里早就躁动不安，特别是去年走了些人进721矿，已经很难让大家安下心来在农村“扎根”了。父亲更是对我们的前途感到忧虑，我总劝他放开心，能出去就更好，不能出去也不是我们一家，全国千千万万的“知青”都是一样的，何况我们比他们要好些，回来起码有热饭吃。现在又盖了新房，没人要你腾空房子，可以安心住。我们也已经习惯了农村的生活，比起祖祖辈辈的乡下人，他们从无怨言，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这种自我安慰的“阿Q精神”确实让心态平和不少。 进入9月份后，传闻铁路局和721矿会来南城招工，知青们都想抓住机会，自找门路，争取“走出去”。有些人通过各种途径把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都充分利用起来“各显神通”。我们兄弟俩这么傻傻地待着，也不是办法，能走一个人是一个人。二姐夫找到抚州交通局的军代表勾喜信，他跟南城县委书记王冶（以前叫革委会主任）关系很好，勾主任亲自写信让我带给王冶。王冶马上在信上批示给公社黄五俚书记：“如果合乎条件就照顾一下要他去。”我把批示信交给王五俚，他看了后又把信还给我，不置可否。只要他不阻挡我就成。 我现在可是一心挂两头，房子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初具规模，虽然还是毛坯房，地面还是泥地，但仍然感到非常满意。为了省钱，用石灰渣、黄泥和沙做成“三合土”，用自做的泥拍把地面拍平。“玉面”上面的隔断空格，我们自己破篾编织，然后用铡断的稻草和田泥混合在一起脚踩均匀，弟弟叉泥上来，我站在高处粉墙，之后等稍阴干再刷石灰。砖墙也是先粉泥，再刷石灰。虽然手艺不行，粉的墙不太光滑，也只好“牵着黄牛当马骑”，总比没粉好看多了。 唯一还没完工的就是房间跟厅堂隔断的“玉面”板。因为杉木板子不够，还得以后弄些杉木锯成板子才能完工。房子直到第二年的春节前才全部完工，大家在这里过了第一个新年。 时间已经到了10月份，大半年过去了，没有真正听到任何的招工消息，我对能够“出去”失去了信心。在失望之时，连想都没有想过的好消息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父亲告诉我，他见到了两个721矿来南城招工的人，初步进行了接触。正好这两个人也需要车站有人帮忙买车票，那时只有一班车过往，确实是“一票难求”，错过了就得等第二天的车子，还不能确定是否走得了。听说我是下放在徐家乡的“知青”，他们认为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考虑。看来我还是有点希望了。 这次招工，徐家公社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潭市桥国营商店职工老封的女儿叫封美珍。721矿来县里招工的两个人，一个是山南工区的崔区长，络腮胡子；另一个是矿供应处年轻的老唐，比较斯文，有点像知识分子。 我们四人在徐家公社会合，崔区长示意老唐带我进房先谈。问我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到721矿这个军工保密单位去工作？二、那里环境艰苦，你将怎样来对待工作？看来这就是“面试”了。我说：“能参加祖国的'三线’建设，为国防军工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是我多年的夙愿。我将用全部的精力努力把工作做好，我能吃苦耐劳，而祖国的崛起正需要我们这代人尽职尽责。”他还同我聊了一些其他问题，知道我是团员和高中文化，看到我个子较高，身体健康，长得结实，他们比较满意。 过了几天开始体检，我身体各项指标都基本合格，农村的艰苦条件，营养不良是肯定的。除了这些必须项目之外，政审还是关键问题，查档案，了解现实表现，这些程序做完后，已经花费了不少时日，他俩人找到我父亲帮忙买车票回矿汇报。父亲问我可以去吗？他们说一般没问题。 过一段时间，崔区长他们又来了，这次确定了招工被录取的最后名单，我已经定了可以去721矿工作。父亲马上告诉了我，并说通知很快就会到公社。 果然，第二天就接到了公社的通知：于11月20日上午赶到南城县政府招待所报到，并把户口迁移手续办好。离报到时间不到一个星期，亲戚们知道消息，都来祝贺，拉着我去吃“辞家饭”。然后到公社祝志豪秘书那里迁户口办手续。父亲带我到城里花13元钱买了个藤箱。 当我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就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心里又确实不舍，在这里整整待了四年，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我与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农村这块沃土，也培养了我坚韧不拔、甘于奉献的精神。在这几年的坎坷中，我经受了脱胎换骨的磨练，造就了积极向上的品格和勇于负责的精神，积累了人生一辈子受用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 1972年11月20日上午，我赶到县政府集中，徐家公社就来了我一个人，其余的人一个也不认识，只见一个青年非常活跃，后来才知道他叫江凌云。还有一个人高马大的女青年和一个中年女干部模样的人同时杠着一个大木箱来了，估计是她母亲陪着过来，中年妇女跟崔区长说向某某问好！并叫其关照女儿，后来才知其女名叫孙江南。 这次共招23人，其中女性3人，分别是孙江南、杨珍珍、章枝华。男性有：游海波、江凌云、游建基、尧健儿、范志强、万应泉、忻永杰、宋宁之、余荣清、吴水泉、游建华、蔡平安、刘建元、蔡建泉、刘寿元…… 快到中午，崔区长等得不耐烦，步出政府大院前去接车，一会儿他亲自把解放牌敞篷大卡车开进来了，大家一片欢呼“车来了”。没想到老崔会开车？感觉721矿的人不简单。车门上那个大大的“219”标识，不知是什么意思？更增添了我的神秘感。 吃过中饭，我们都提着行李上车，汽车徐徐地开动，天气阴沉沉的，凉风从耳边拂过，出了城汽车越开越快。我站在车厢里思绪万千，这几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使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今天就要离开给我带来欢乐、痛苦和无奈的农村，离开朝夕相处的乡亲们，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结束了我四年的知青岁月，开启了即将独立的人生道路。唯一担心的就是弟弟还得在“广阔天地”继续锻炼，他直到1976年才招工进了运输部门工作，在农村待了八个年头。 回想自己的经历，确实有些不同，都说是“上山下乡”，我确是先“下乡”，后“上山”。过去我经历的是插队落户，“下乡”的锻炼。如今我们即将走进大山深处，从事“三线”建设，开始了“上山”的行动。我们很快就要走进七二一，等待大家的是一个神秘而自豪的全新生活，我也正在经历着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全文完）@原文刊载于《721矿游子》第299期 作者简历：游海波，江西南城人，与共和国同岁。是“老三届”高中生，曾下乡当过“知青”。也曾在三线建设的核工业721矿流过汗。后回地方运输部门和交通稽征及高速公路路政执法部门工作。从小热爱文学，喜欢写作，先后在各种媒体发表过多篇文章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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