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小汀村小店比周围几个自然村规模稍大些，就在我家前面的墙弄里。是一排朝北的三间一层木结构房子，与我家的园地相邻。房子面北是宽宽的屋檐，屋檐内板壁上写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八个大字，东面门边挂着的一个木篇，上书“小汀小店”四个黑字。
进得门去，右边是一个高高的柜台，将房子分隔开。柜台上放着一排玻璃瓶，瓶内分别放着小糖、油煎爪、饼干、白糖、红糖等。靠门口与柜台连接的是一排木栅栏，栅栏内放着一排酒呈，盖子是里面装着砂子的布袋。栅栏的上方挂着四个酒提，分别与底下装黄酒、白洒、米醋、酱油的酒呈相对应。装盐的是一个大甏头，盐都是大颗粒的，当时属畅销品。柜台内靠西板壁整齐齐排着没有装玻璃的橱柜，一个橱柜顶层垒放着我一直谗涎的糖水罐头，第二层是香糕、豆酥糖，都码成金字塔形状。另一柜上分别放在三四种品牌的香烟及火柴。还有一个柜格上画了一个“十”字，放着许多常用药品、日常用品，应有尽有。
店里只有一个店员，村里人都叫他“中佐和尚”，与我父亲早便相识，理着个寸头，慈眉善目，整天一脸微笑。而我是村里唯一叫他“丈人老馆”的人。
那一年我六岁，母亲总叫我送一些诸如炒垂面、麦糊头东西，他还空碗时带来一盒香糕，看到我后戏说：叫我一声丈人老馆，便给你。家人都在怂恿我，我也垂涎香糕的美味，就顺着脆脆地叫了。从此以后我在村里就多了一个称呼：“和尚小子丈”。后来因我嫌“丈人老倌”大繁琐，就把称呼改为一个“倌”字。
村里的小店既是杂货店又具备酒屋及茶室功能，小店里放着二张小方桌，一张桌子上放在一个很大的瓷茶壶，还放了许多个碗，另一张桌子空空如也，这是为喝酒的人准备的。不管春夏秋冬的早中晚或农闲的白天里，店里的这二张桌子上都坐满了人。聊的都是谁家娶媳，谁家添丁，谁家吵架以及谁家母猪生了几个猪仔等等。
母亲时常差遣我去采购，到了小店，我总把一只小竹篮举过头顶，竹篮里有购买凭证、现金及空瓶子。倌会帮我如数装好，并拉开柜台的活动门，将竹篮交给我，还会递一块小糖，也会说：小子丈背一篇书，给你一块小糖。为了小糖，我会顺从背了从院子晨读学来的《团结》及其他课文。
接着我会接过倌手里的小糖，提篮走人，这时在店里的人会一起起哄：再来一个，再给一棵糖！并挡着路不让我走，我也看到倌从玻璃瓶里又拿出了一棵小糖，便一口气又背了一篇《我比去年更快乐》，但省却了标点符号间停顿。
小店屋檐靠板壁有一排石凳，这是我与小伙伴的领地，每天我与为焕、为红、为昆、小尝、小荣等在道地与小店之间的长长墙弄里来回玩滚铁圈，没轮到的人都在石凳上等候。倌有时也会将饼干碎及包装破损了的豆酥糖从北面的窗户递给我，我自小就没有独食习惯，就将这些分给大家。小伙伴都很羡慕我有这样一个倌，我便悄悄地将秘密告诉他们：只要你会背书，会叫“丈人老倌”就可以得到。然后我就教小伙伴背最短的课文《为女民兵题照》和《国庆》，可教了许久，没有一个会记住全篇。我也没耐心了，就问他们喜欢吃什么，我请！
我知道母亲的零钱放在什么地方，母亲在给付邻居家送来的鸡蛋时，总从大碗柜最上格的一个铁碗里拿钱。我便回家找了一条凳子，爬上去摸了一张，是贰元面值的。然后交给个子最高的为焕叫他进店里，按面值全买掉。不想什么都没吃到钱还被没收了，倌厉声追查这个钱的来源，后来我还是老实交代了。就这样我人生第一次有一定规模的“请吃”，在“丈人老倌”多管闲事的干预下夭折了。
晚上倌来我家将钱还给了母亲。当时贰元钱是父亲二、三天工资、母亲十几天挣的工分，且还属于偷盗行为，家里也当大事了。晚上奶奶、父亲与母亲一起围着我教训，我也认了错。父亲又同母亲说我离上学还有几年，个子也长高了，也不安分，得找点事做做。最后决定养二只家兔，并约定兔毛收入的一半作为拔草喂兔报酬。
记得母亲量了四升米，从为红的母亲那里换来了二只已经半大的小白兔，并叫村里做篾作的土根师傅做了一只两仓的精致兔笼。这二只小白兔我养了六、七年，这也是我打的第一份工。
村北贩牛的时官公嗜酒如命，每次遇到他，总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酒味。他还是村里唯一可以不交酒票就能买得到酒的人，每次没进店门就会高声叫喊：和尚，来二壶老酒！有时倌也问他要凭证，他会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四明山老革命，会欠你？！先记着。倌知道他儿子是城关缑南小学校长，每个月也会来小店。倌先记了账，然后倒了二碗老酒给他，时官公总靠着柜台，双手各执一碗，分别一口气喝下，一会儿便脸色彤红，走时总用一只手掩着嘴巴。
待时官公走远了，店里的人便七嘴八舌议论起他的事了：时官公解放前的确参加过革命，搞地下工作时代号“十字”。解放后犯错误了，被处理回村，原因也是因为喝酒。据说一次在城里街上看到一家酒馆，酒瘾便上来了，身上却空无分文，就将随身的一支驳壳枪抵押给店家，要了二斤老酒，打算回去向同事们借钱赎回，回到宿舍后酒兴发作竟沉沉睡去了。店家不敢保留枪支，随后也将枪送回了单位。这下事就大了，政府就开了他。
来小店里的男人都是喝茶聊天的多，商店里的很多东西都是凭证供应的，村里习惯来店里购物的大多都是女主人或孩子，男主人们大多都自带南瓜子，炒豆之类零食来店里赶热闹、喝碗白开水，有时也会买一些不用凭证的小吃。香烟除了梅雨季节外全年都会有拆散按支出售，有种白纸包装的烟是不需凭证的，因此很多吸自种旱烟的人，在店里喝酒喝水时也会购几支。若买了一碗酒再来一毛不到兰花豆的，便会很得意地翅起二郞腿，在桌上慢慢剥开已经豁开了的豆壳，一片一片小心翼翼地嚼，酒也只是吮吮，一壶酒（半斤）可以喝很久。我还看到茶水桌的人总比酒桌的人慷慨，茶桌上人都会将衣袋里的炒货全部掏出放在桌上共享，或将旱烟递给别人分享。
男人们也会拿进店里的年轻媳妇调侃，说话也很肆无忌惮，因此年轻阿婶，阿嫂们来小店时便不进店门了，直接从我们头顶的窗户上购物。店里人有时也会寻来店里的男子的开心，一次小毛叔提着一只空瓶来店里打酒，准备走时，却被叫住了：这酒肯定是给客人喝的，你有胆在这里把酒喝几口我看看!
店内很多人也跟着一起起哄。大家知道小毛叔是怕老婆的，可这次小毛叔仅犹豫了一下下，便毅然打开瓶塞，仰起头喝了几大口，还从带头起哄的人面前撮了二棵兰花豆带壳嚼着，店里的人便也都无话了。兴奋着的小毛叔却忘了家里还有客人，还在桌前坐下了，不一会从远处传来一阵叱骂声：
斩头的，人客等着，垂面也凉了，死那去了！
小毛叔一下子窜了起来，大声应道：来啦，来啦。急急向门口跑去，到了门口又急急折返，拿起茶桌上的茶壶，往酒瓶里灌了相应的水后才大步跑了回去，引起轰堂大笑。
本来我们六七个小伙伴尿急了就随意撒进小店门前一尺多宽的小水甽里的，不知何时我们的撒尿已不单单是为了消解生理上的负荷，而变成一种体育竞技活动了。先一起憋着，差不多了就一排站在水甽沿口，齐齐向墙弄的石子路浇去，比比谁更远。有一次，我们已经憋了许久，准备比赛，墙弄里突然来了几个戴红袖套的陌生人，待他们一过我们马上将裤子脱至膝盖处，急急撒了，那知其中的一个人又折返回来，就撒到他的裤腿及皮鞋上了。那个人哇哇大叫，并露出一付凶狠的样子来，待倌出来说话了，才悻悻离去。
这种情况我们以前也碰到过，也曾尿到过路人的草鞋及车胎鞋上，他们仅都笑骂了我们一句：小讨债。然后提脚在水甽上洗几下，若无其事地走了。当时我们几个都认为刚才的那个人肯定是坏人！
第二天村里又来了几个陌生人，同样带着红袖套，也不慈祥，不过红袖套上黄色的字与字体有所不同。我们都觉得奇怪，并觉得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人。
果不其然，这二拨人来后平静的小汀村竟掀起巨大的波浪，并为其付出三条生命的沉重代价。
小店里有二盏“美孚灯”，放在柜台上的那盏总捻得很亮，另外一盏放在酒桌上的稍暗些。晚上我去小店总喜欢靠在柜台屋柱边最亮的地方。那晚我发现道地人有很多人，墙弄里也是一簇一簇的，店里也挤得满满，竟看不到酒桌的灯。我从人群中钻了进去，看到人们都围着村里杀猪的波伯，在听他说话。我觉得无趣便怏怏然回家了。父母待我进门，便将家门关了，让我们早早睡觉，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一早，院子及墙弄里人声鼎沸，我看到同院子的云官公在身上捆扎厚厚的像小店里包红糖的纸张，并穿上一件短棉衣，我也觉得奇怪，已是四月的天气了，这样穿戴有点反常。便跟着出去，到了村口，看到的是一大呼隆的人，都是熟悉的大伯、大叔、大哥，他们分别提着龙刀(芦叶枪），田狗叉，长刀，均穿着臃肿的衣服。戴着不同标志红袖套的人，分别在则公及波伯带领下，喊着同样的口号，嘻嘻哈哈、浩浩荡荡向县城开拨。
那天父亲竟没去工厂，也到小店里来了。在他与倌的谈话中，我隐约听到，小店木地板被人踩坏了许多块，房子实在太旧了，小店要搬迁，要搬到村南的童家道地去。当我还沉浸在一种不可名状的伤感时，墙弄里传来嘈杂的跑步声及大婶们的惊叫声：波伯死了！
没到馒头店我便听见阿姆嘶声裂肺的哭声。然后又听到波伯是被本村人刺死的，且还是他的同门师兄则公的消息。这个我就不信了，前几天在店里还遇到过波伯与则公在相互的问候：吃了么？吃了。你吃了么？吃了。且两家还是是车门对水门的邻居，这怎么可能！！！
则公与波伯我都很熟。则公年愈6旬，精神矍铄，平常总穿着一件粗布灰色长衫，腰间总束着深色腰带，偶尔会将长衫的前摆束进腰带里，露出很多补丁的裤管。他是小汀“庆老本”的武术传人。也经常来我家，找我父亲修个木锅盖、木脚盆、麦饼桶之类，每次来总得摸一下我的锅盖头，我也会缠着他教我“隐身术”，在我眼里是一个慈祥的老人。
波伯是西乡颇有名气的屠夫，满脸的络腮胡须，像一根根横七竖八的铁针，若有几天不剃，便向外直直长开，极似画里的钟馗。与我家同一生产小队，两家也经常走动。父亲时常托他杀猪时捎带一、两斤猪肉，波伯总会提来很纯的精肉，尽管节俭的母亲需要的是带肥一些的，但我们却喜欢。我母亲也养猪，我家三百来斤的肉猪，波伯从不用绳捆扎，会一个人抓着猪的两个耳朵，一下翻在杀猪凳上，并叫人按住猪后脚，自己一手按住猪头，一手轻轻松松在它的脖子上割一刀。待猪血流尽了，也会一个人拦腰抱住猪身，丢进大大高高的专用木桶里，放热水，退猪毛。他还是我儿时心目中的英雄。
接下来村里与则公站队的一批骨干全部外逃了，我也看到波伯高规格的追悼会及波伯留有七、八个刀孔的血衣。过不了多久，又听到则公回家自杀了的消息，还看到押回的外逃村民五花大绑着被殴打，摧残的情景，整个村子开始人格撕裂了。
小店搬迁了，我与小伙伴们仍旧在原店址外面的墙弄里，石凳上会聚。我也不经常去童家道地的小店了。偶然倌也会来我家，一次我看到他低声地与父亲说着话，便竖起耳朵：昨天深夜边上社屋（原团结乡所在地）内传来仁信伯凄惨的喊叫声，早上就从屋里抬出了仁信伯的尸体，说是自己上吊自杀的。
少时我总将村里三个人的死及村里人情的裂变，归罪于被我们尿到过的及隔天来的同样戴红袖套的几个人，并且对则公刺死波伯及仁信伯上吊的事，心中有许多疑惑难解，总想有天要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这一些终至也成为我童年的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
到了工作时，那极不寻常年代的阴影，总緾着我，我的心仍被一种焦虑笼罩着、总纠结于三个我熟悉的、无谓死亡的乡亲，心中的悲伤也会慢慢溢满。我便四处打听当年在县前街发生的真实情况，然，村里当年亲历县前街四.二二事件的双方当事人却像都有过什么约定一样，缄口不言。可没有亲历的乡亲却给了我许多的当年武斗版本，亲历与听闻具有本质性的不同，此后我一直都在寻找铁定无疑的证词。
直至40多年后，一个当时站在则公身后的亲历者告诉我：当时真没想过会与同村的乡亲对打，都是联络员在操纵，波伯胸前捆绑的草纸是在打斗时，被则公用枪头挑散的，而刺入波伯身体的数刀却与则公无关。听到最后一句我便释然了，也再不追问具体细节了，几十年来心里那点难言的痛楚得到了缓解，心里的那根筋终于别了过去。而一生与世无争的仁信伯的死因其实乡亲们早都心知肚明了。
文革结束已有数十年，当年的一些恩怨也随历史的脚步而渐渐湮灭了，村里早就恢复了以前和谐与平宁，但一些血的教训也值得后人时刻警醒！
而我的小店情结一直陪伴我从童年到少年、中年直至耳顺之年。现在城市及乡村超市林立，我却独喜走进小店去购物。从小店回来，我便会出现许多儿时的场景，回忆也常常会跳跃，一念间从一个场景跳到另一个场景，我会想着杂七杂八的事情，想着杂七杂八的故人。但最多的感受就是让我重温与乡村小店有关的童年语境及如烟如缕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