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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初春的一个上午，北京三里河南沙沟。 学者钱钟书夫妇的家响起了敲门声。杨绛开了门，是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在他递上的学生证上，写着：“姓名：邓伟；学校：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邓伟说，他希望给主人夫妇拍一张照片。杨绛只是摇着头，关门之前她只说了一句：我不拍，我也代表钱钟书，就是这样。 徘徊许久，邓伟才下定决心敲了第二次门，尽管他寻找了各种可能会说服杨绛的理由，甚至语气的轻重缓急也反复斟酌，结果还是被拒之门外。邓伟当然知道钱钟书那个著名的比喻，“鸡蛋好吃就行，何必非要见到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可是，他不甘心。 不知等了多久，门又开了，杨绛出来倒垃圾，她说，你怎么还在？邓伟又说了一遍开场白。这次杨绛说，这样吧，你跟他商量。她一闪身，钱钟书透过眼镜片打量着邓伟：我就是钱钟书。 邓伟给钱钟书夫妇各拍了几张照片，几天后，他放了一张八寸的带给钱钟书，钱钟书端详了半晌，对这个曾被一再拒绝的年轻人说，这就是我。 十年以后，已经成为知名人像摄影师的邓伟开始自费环球名人摄影计划。临行前，他去向钱钟书夫妇辞行。尽管钱钟书并不赞成他的“冲动”，杨绛还是塞了四百块前给他。 十七年后，回国探亲的邓伟在医院里又见到钱钟书。窗外是逐渐暗淡的天光，他看见钱钟书无力地躺在床上，脸上再也没有机智和狡黠的笑容。老人挣扎着想说话，却说不出，眼角却渗出泪水。那是邓伟最后一次见到钱钟书。
1959年，邓伟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市民家庭。从小爱画，却从未实现进入北京少年宫学习美术的愿望。 17岁那年，在积水潭医院工作的表姐告诉邓伟，医院住进来一位大画家。邓伟就带自己速写赶了过去。他帮老人倒水吃药，老人请他吃巧克力，对他的画却不置可否，只留给邓伟一张写着地址的便签：三里河三区61门8号。 两个月后，邓伟拿着便签辗转找到老人的住处。他意外地发现，画室里每一幅画上都署着一个名字：李可染。邓伟终于意识到，他面对着的，竟然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到了午饭时间，邓伟起身告辞，李可染却喊了一嗓子：小孩，吃饭！邓伟一再婉拒，李可染生气了，他说自己第一次见到老师齐白石的时候，齐白石也留他吃饭，自己执意拒绝，齐白石就说，如果你不在我这里吃饭，以后就不要再进我的门！李可染说完，蹬着邓伟，你听明白了吗？ 从此以后，邓伟开始了与李可染情同父子的师徒生涯：1978年，邓伟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李可染给了他五十块钱买手表；而邓伟在领到生平第一笔工资后，立即请老师去吃蛋糕。 后来，父亲的亲戚又带着邓伟向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学习。邓伟后来回忆：朱先生家里土豆烧牛肉时就叫我留下吃饭，他家也是偶尔才做土豆烧牛肉，那时候买肉要凭票的，肯定知道我去才让师母做这个菜的。 正是与这两位先生往还的经历，让邓伟萌生了拍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想法。 整个八十年代，邓伟拍摄了一百余位文化名人，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名人肖像摄影集。 2013年，54岁邓伟因肺癌去世。他的大学同班同学张艺谋说，邓伟没有任何社会背景，也没有钱，他怎么能让那么名人进入他的镜头呢？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障碍和困难，这绝不是常人能做到的，我们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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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抽身，来这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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