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不同于曹芳那样“来历不明”，他是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王曹霖之子，属于“根正苗红”的曹操嫡亲子孙。当年魏明帝曹睿也是“扯”，竟然用“来历不明”的养子曹芳为储君，而不是遵循秦汉旧制用侄子或者弟弟为储君，这就导致曹芳即位后一直地位不稳固。嘉平元年（249年），辅政大臣太傅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从另一位辅政大臣大将军曹爽手中夺取军政大权。司马懿并没有“大政奉还”支持曹芳亲政，而是将权力据为己有，甚至把曹魏宗族集中在邺城形同囚犯，这是明显的篡权。经过司马懿、司马师6年的政治清洗，到正元二年（255年）司马昭接替司马师为大将军时，满朝文武基本都是司马家族的心腹。魏帝曹髦是“文艺青年”，经常与司马望、王沈、裴秀、钟会等大臣在太极东堂讲经宴筵并作文论。司马望是司马昭的堂兄，王沈、裴秀、钟会是司马昭的心腹，即使是曹髦的“文人朋友圈”，也都是司马家族的亲信，曹髦逃不出司马昭的“五指山”。甘露二年（257年），司马昭平定了扬州诸葛诞叛乱，整个曹魏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限制司马家族篡权夺位。如果曹髦“识趣”，就象刘协那样“献”出皇位，司马昭当然可以给曹髦一个王爵，从此颐养天年，像山阳公那样食邑万户自得其乐。即使曹髦想诛杀司马昭，这也完全不可能。要知道自古以来刺杀都需要“内应”，就象刺杀董卓因为董卓身边有吕布，从心腹变成心腹之患。甘露五年（260年）五月初六夜里，曹髦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表示自己要讨伐司马昭。可怜的曹髦不知道自己召见的“三王”中，有“二王”是司马昭的眼线。王沈、王业立即向司马昭告密，王经虽然没有告密却也劝说曹髦不要轻举妄动。第二天讨伐司马昭的计划，在王沈、王业告密后已经破产，曹髦的宫中童仆岂能是司马昭甲士的对手？司马昭当然是迅速做好部署，其中一路就是安排中护军贾充带领甲士在大将军府南门拦截。曹髦毕竟是曹魏王朝的“法定代表人”，秦始皇称帝以来还没有被臣子弑杀的在职皇帝，即使是秦二世也是被逼自杀，因此许多甲士看到曹髦冲过来都不敢阻拦。这时贾充命令太子舍人成济刺杀曹髦，曹髦终于血染皇袍，成了第一位被直接弑杀的在职皇帝。司马昭听说曹髦被杀大惊失色，这并非完全是“演戏”，毕竟司马昭安排贾充拦截曹髦而不是截杀曹髦。谁都清楚擒获曹髦再以太后的名义废黜，比直接杀掉在职皇帝，名声上要好得多。司马昭没有杀害曹髦的必要性，即使曹髦“不合作”，也完全可以用太后的名义将其“贬为庶人”，然后扶植一位“听话”的小皇帝。如果换成朱温这种“流氓”，必然把杀害皇帝的责任推给贾充，认为我只是让你拦截，谁让你杀人？就象一些雇凶杀人案，“金主”只要求教训他一顿，结果“赏金猎人”把人杀了。司马昭的老朋友陈泰就要求处死贾充，但司马昭考虑到贾充是为自己出力，处死了贾充会让自己的心腹寒心。此时司马昭不是“丢车保帅”，而是“丢卒保车”，把弑君责任推给“直接行为人”成济，将其诛灭三族。成济也是没脑子，难道不清楚自己“弑君”后必然会被群臣要求处斩？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自己只是司马昭的“杀手”，“杀人灭口”的故事也不清楚？成济要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只能是将曹髦拦截或驱逐，甚至不能擒获只能“护送”回宫，而不是听信贾充的话将曹髦杀死。如果成济磕飞曹髦的兵器，并诛杀曹髦身边的不放下武器的随从，然后把曹髦护送回宫，听从司马昭处置，那么司马昭也免去了“弑君”的骂名，成济也不用担心被灭三族。贾充弑杀魏帝曹髦，固然是在帮司马昭，但也是让司马昭背上骂名。明明可以把曹髦“礼送回宫”，然后用太后的懿旨将其废黜，却要指使成济将曹髦弑杀，开创了人臣当场弑君的恶例。贾充遇上了司马昭这样的“好老板”，这才避免了被“灭口”。司马昭也是郁闷，明明可以废黜不听话的换一个听话的，却惹得弑君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