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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于川西懋功会师，这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是双方只有最开始保持了喜悦，往后的一段时间都处于比较微妙的状态。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红一方面军苦战数月，所部大多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人数也仅仅剩下万余。反观红四方面军从西渡嘉陵江算起，出发时间不长，又接连拿下了多个胜利，兵多粮足，双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国焘的野心被放大，不断索取更多的权力。中央为了团结，尽可能地满足了他的要求，但是对于不合理之处，中央还是坚决抵制。张国焘眼见如此，内心就生出了要另起炉灶的心思。 本来两大方面军混编以后决定分两路北上，但是刚出发没多久，张国焘就出尔反尔强硬要南下。毛主席眼看局势逐渐恶化，便只能是单独北上，红军两大主力就此分兵。
由于事发突然，原红一方面军混编在左路军的人，处境就比较尴尬，他们后来的选择也大不相同。像朱德朱老总、刘伯承、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等人都坚决跟错误路线做斗争，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有的高级干部却没有那么坚定，有四人甚至在卓木碉会议上公然支持了张氏，他们分别是原红9军团政委何长工、原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原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原红5军团工作部部长邵式平。 徐向前元帅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过： 当时气氛很沉闷，谁也不想出头。于是张国焘指定一方面军的干部发言。这几位干部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除徐帅外，还有很多红四方面军的人都提及过此事。 那四人原先一直在红一方面军中，他们的话影响很大，误导了不少人。那么，后来他们过得如何呢？
一、原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 这四人中最令人唏嘘的是何长工，若看履历，他绝对是毛主席铁杆中的铁杆。他原名何坤，“长工”这个名还是毛主席给他取的，意为永远做人民的长工。 1927年，他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并跟随上了井冈山。在根据地站稳阵脚后，毛主席非常想知道南昌起义余部的动向如何。可那个年代通讯不便，想找到他们必须用最原始的方法——派人寻找，那个去联络的人正是何长工。 何长工十月初出发，辗转长沙、衡阳、韶关等地，终于在12月末与朱德等人接上了头。 朱老总在报纸上看到过秋收起义的消息，但他不敢确定事情如何发展的，此刻从何长工口中听闻井冈山革命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朱老总异常高兴，他握住何长工的手激动地说：我们一直跑来跑去，正愁没地方落脚，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之后何长工返回井冈山将情况告知毛主席，并一直给两部充当联络人的角色。朱毛成功会师时，也是何长工为双方互相介绍认识的。
在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做出巨大的贡献，何长工后来的地位一直也非常高。1930年，他担任了红8军军长，5年后又升任红九军团政委，在这个时间节点身居这样的高位，只要正常发展，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没啥问题的。 但谁都没想到，他这样一个嫡系中的嫡系却在草地分兵时站在了张国焘一边。在卓木碉会议之前，32军政治部主任黄火青找过何长工，要求32军与红5军一同北上寻找中央，但何长工没有表态。（懋功会师后，红5军团改编为红5军，红9军团改编为红32军） 而卓木碉会议后，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的表现让人大失所望，因此该军支持中央的干部都围在了黄火青身边，黄火青回忆录中说： 散会后，政治部的干部拥到我屋子里，大家都非常气愤，罗炳辉和何长工已倒向张国焘了。有些干部让我带他们走，我也想跟红5军联合向西通过西藏去找中央，可很快电台就被调走，没有办法联系到中央。
何长工自己在晚年也有浅略说过原因：我们被分到左路军的同志，有部分跟张国焘钻进了死胡同，这里有很多曲折和压力，但最主要的是我从主观上犯了错误。这段经历对何长工来说影响还是很大的。 张国焘南下之路并不顺利，最后三大主力会师于陕北，何长工往后的生涯基本上就脱离军队一线了。 抗战时期他主要从事军事教育方向的工作，历任抗大第五大队大队长、总校教育长、副校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先搞教育后搞军械，历任东北军事政治大学副校长、东北局军工部部长、军械部部长等职。 1955年何长工没有参与授衔，不过他也一直担任着要职，1980年还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的经历，算得上高开低走，但是，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造成的。
二、原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 有一部老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主角罗霄的原型就是罗炳辉，他的人生也很传奇，从1915年开始在旧军队中当兵，1929年起义参加了红军。他的军事能力很强，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中。只是草地分兵时，罗炳辉的选择也错了，并且差点间接害了彭绍辉。 两大方面军混编后，彭绍辉调任为左路军30军参谋长。中央红军被迫单独北上后，他接到了叶帅发来的电报，大意是关系破裂，希望这些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能尽快追赶一同北上。 彭绍辉大惊，当即联络了一些同志，趁着夜色离开了左路军。然而他们走了三四个小时，正好遇上了从右路军南下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等人，随即被扣了下来。那段时期彭绍辉给朱老总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委托原红九军团的一位同志转交。 但是那封信没有到朱老总手上，红九军团那位同志是把信交给了罗炳辉，罗炳辉又给了张国焘。张国焘看后大为生气，专门把彭绍辉叫了过去，身边一名将领拔出手枪差点开火，是朱老总出面解决了此事。彭绍辉后来回忆：我这条命是朱老总从枪口下抢下来的。
三大主力会师后，毛主席对罗炳辉还是很信任。 本来八路军进入山东时，主席想让罗炳辉前去主持军事，只是罗炳辉已调任为了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一时走不开，所以才选择了陈光、罗荣桓率115师入鲁。 往后几年，罗炳辉凭借战功陆续升迁，到解放战争爆发时他已是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兼新四军第二副军长，这两个职务很高，如果身体能坚持住，很可能就是继续由他辅助陈老总稳住山东战场。 可惜连年征战对他的健康伤害很大，罗炳辉1946年6月就病逝了。能成为36位军事家之一，罗炳辉若能活到1955年，佩戴上将星是没什么问题的，有些可惜啊。
三、原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 李卓然资历很老，1922年就已入党，并且他在苏联学习过很长一段时间，不但是中共党员还是苏共党员。 他在中央苏区时，担任过红军司令部总直属队总支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办公室主任、中央局代秘书长，也是毛主席的亲近之人。 第四次反“围剿”前，毛主席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赋闲在家，主席后来自嘲过“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可见当时的处境之艰难，基本上没人想沾上关系。 但李卓然却冒着被牵连的风险多次探望毛主席，这个选择很需要勇气。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李卓然又投出了宝贵一票支持毛主席重返指挥岗位。
这样的雪中送炭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也可见李卓然和毛主席的感情。 但是卓木碉会议上，李卓然也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此后历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西北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西路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西路军失败后，李卓然辗转到了新疆，他的一线军旅生涯到此差不多也结束了。回到延安后他开始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建国后也是如此，他担任过新中国中央宣传部部长。 原红五、红九两个军团，军政四名首长中，只有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坚持执行中央的路线，而董振堂还是宁都起义后才参加红军的，真是不容易啊！
四、原红5军团工作部部长邵式平 邵式平早期的地位也非常高，革命之初赣东北流传了一首民谣：“上有朱毛好主张，下有方邵打豺狼。第一英雄方志敏，第二将军邵式平。两条半枪闹革命，打倒土豪为人民。” “朱毛”即朱德、毛泽东，“方邵”就是方志敏、邵式平，能够并列在一起，可见邵式平的贡献之突出。他与方志敏共同领导了戈横起义，创建了闽浙赣根据地和红十军，毛主席对他的评价也很高，说他能文能武，是全才。 其实在长征之初，邵式平是中央军委纵队参谋长，只是受到了王明路线领导人的排挤才降为红5军团工作部部长。在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上，他俩次支持张国焘南下路线，走了一段弯路。 三大主力会师后，邵式平也淡出了一线军旅，此后历任陕北公学教育长、晋察冀边区政府工商局局长、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主席点名让他担任了首任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当时该职务的候选人有饶漱石、舒同、李井泉等，各个资历都够，最后毛主席力排众议确定了由邵式平，可见主席对他还是很信任的。 在江西，邵式平工作了16年，直到1965年去世。
人这一辈子，要说绝对、完全不走错路，其实也挺难，走错了最终能够重回正途，也算一种补偿方式。四位高级干部后来即便岗位不太一样了，依然是在为革命做贡献。 有时候选择很重要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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