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了解中国古代几种主要的谋略思想（上）

——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三十六

在古代，中国与西方在管理和策划思想方面有很大的区别，西方在认知、逻辑、概率统计等方面比较发达，而中国在智谋、感悟和情思方面，特别是在治国安民、驭臣掌兵、为人处世、谋事知人等的智谋方面，却比较发达。或许可以说，西方擅长于认知方面，而中国擅长于智谋方面，西方“善知”，中方善“谋”。

中国古代谋略文化源远流长，既丰富，又深邃，中国古人很善于谋事、谋生、谋国、谋兵等，中国古人擅长于在日常生活体悟人生智慧，认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曹雪芹语）中国古人善于从智慧方面去把握天时、地利、人和的丰富内涵，去总结经世致用的道理，将“极高明”与“道中庸”（冯友兰语）紧密结合起来，既重视愿景与理想，又注重当下的稳妥的行为，知行合一。

与西方管理学说相比，中国古代谋略文化虽然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和数字化的概率统计，但是，它注重与政治、伦理的结合，注重与和实际活动紧密结合，看似很平常，却是很深刻的；看似很实用，其实却非常睿智。

中国古代谋略思想倍受重视，各阶层都很重视谋略文化。在朝为官的，虽然表面上冠冕堂皇，保持一种正人君子的样子，大讲仁义道德，但是，在背地里却十分崇尚谋略家，青睐谋略思想，运用谋略方法，阅读谋略书籍。而在野派中，无论是归隐的，混江湖的，占山为王的，还是游历山水的，也都对谋略思想津津乐道，对谋略家倍加赞赏。坊间市井，更是广泛流传着很多谋略家的故事和传说。民间大众对历史上著名的谋略家，如姜子牙、范蠡、孙武、张仪、苏秦、韩非、张良、东方朔、诸葛亮、刘伯温、曾国藩等，有一种赞赏和崇拜的心理，一代代流传着他们的故事。

中国古代的谋略思想不仅很丰富，而且还形成了各个不同学派，各个不同的理论形态，此外，古代各阶层、各个行业，也都大体有其谋略理论。比如，帝王有治国驭臣之道；大臣有谋权佐王之术；武将有用兵布阵方略；文人有经世致用的方法；商贾有谋市聚财之法等等。

中国古代的谋略文化书籍也相当不少，比如，有专门论述谋略的专著，如《鬼谷子》《素书》《长短经》《权书》《帝王图鉴》等，还有一些名为史书，其实是政治谋略方面的专著，如《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而《史记》中更是在每一篇后有《太史公曰》，阐述的就是司马迁的谋略观点。此外，在诸子学的各种论著中，有相当的篇幅也是谈古代谋略思想的，古代谋略文化的各个学派，如儒家、道家、纵横家、兵家、墨家、阴阳家等，他们的谋略思想也主要就是在“子书”中阐述的。

中国古代的谋略思想，有几个类型的理论形态，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它们形成了中国古代谋略思想的主要内容，至今仍很值得探讨、扬弃和借鉴。

秦始皇画像

帝王权谋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可能是最受重视也是最发达的谋略思思。中国古代的主要政治体制是帝王专制，帝王占据着统治机制的最高层，掌控着至上的权力，所以，帝王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在古代的政治生态中起决定作用，帝王的统治方略也成了政治家们、权贵们和学者们聚焦的政治论题。帝王如何统治，以什么方式进行统治，如何管理朝廷，如何授权与牵制，如何立威与纳谏，如何设计互相制衡的权力机制等等，都是倍受关注的权谋热点和治政的理论要点。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形成了精致、完整和系统的帝王之学。在古代文化典籍中，帝王权谋成了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帝王之学构成了古代典籍的重要部分，比如《尚书》中的《洪范》，道家学说中的“人君南面术”，《四书》中的仁政统治方略，还有《长短经》《素书》《管子》《商君书》《韩非子》《春秋繁露》《淮南鸿烈》《资治通鉴》等，都对帝王之术有详细的论述，甚至以帝王权谋为主要内容。

古代各主要学术流派，各学派的主要理论学说，也皆是以帝王权谋作为重要理论来阐述的，比如，儒家的仁政学说、“道统论”、“内圣外王”说、“民重君轻”论，以及“修齐治平”理论等，皆是围绕着君王统治术而展开论述的；再如，法家“缘法而治”的基本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管理原则，特别是“法、术、势”的学说，也都是从君王的角度去探讨的；又如，道家的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基本原则，以柔克刚、以进为退、以柔弱胜刚强等处事策略等，也都是要求帝王应采纳的治国方法；还有，墨家的义政、非攻论，名家的刑名之学等等，也是奉劝君王要采纳、坚持和实施的政治策略，各学术流派的谋略思想，皆是希望能让帝王能接受和运用，使其谋略理念能成为治国之道。

古代的皇权专制制度造成了政治体制上以帝王为绝对的核心，皇权不仅支配着政治生态，而且也支配着整个社会，支配着文化思想体制。皇权至上主义制约信仰、伦理、政治理念和宗族观念，比如，在古代，“天地君亲师”成为祭祀的最重要对象，敬天法祖、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成为中国古人基本的价值理念，“忠君”成为极其重要的观念。帝王被尊称为“天子”，即“天之子”，体现着君权神授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正是为了传播和强化君权神圣化的统治原则。

汉武帝画像

帝王权谋理论表为几个根本性的论点：其一是认为帝王的统治权是受命于天的，谁如果反对，便是逆天行为，是必须受惩罚的。如此一来，统治者便可以用法律、伦理，以及族规民约等方面的手段来对不忠的人（即逆天而为之人）进行惩罚。其二是认为一切土地和人，皆是属于帝王的，《诗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普天之地，皆是帝王的土地，而地上生活的人都是帝王的臣民，帝王拥有一切。其三是认为伦理政治一体化，强调“家天下”的理念，天下是皇家的天下，所以“国即是家”，整个国家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或大家族，而皇帝就是家长或族长，比如，宋朝就是“赵家天下”；同时，“家即是国”，一个家族或家庭，必须坚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道德理念，姓氏族内，家规族规堪比国家法律，甚至有时比政治规则还更严厉，家族族长有权惩罚和处置家庭成员或族里的人。在族姓内，很多时候，族长比地方官员还更有权势，血缘关系比政治关系更重要。所以，说中国古代社会是“家国同构”是很有道理的，而“家国同构”就是血缘伦理规则导向于巩固和强化皇权专制秩序的典型结构，伦理为政治服务，这就是古代帝王权术最厉害的招数之一。其四是确立和实施了君权的单向控制，强调君尊臣卑的控制机制，将“君为臣纲”作为政治文化必须自觉认同的基本原则，并以“君为臣纲”来统领“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一方面，使政治纲领成为伦理纲常推行的目的，并维持伦理纲常的正统性；另一方面，让伦理纲常为政治纲领服务，而在政治纲领的维护下保证伦理纲常的扩展和传播。于是，“三纲五常”就成了融政治与伦理为一体的帝王统治的高明策略，也是很有普遍性和有效性的帝王统治术。

历史上，所谓有雄才大略，能成大功立大业，创造盛世繁华局面的有为、杰出的帝王，如刘邦、曹操、汉武帝、隋文帝、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康熙、雍正等，大都是深谙帝王权谋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成就也都是建立在娴熟地运用帝王统治术的基础上的。而改朝换代之时，继位的新帝王，常常以承继先皇的权谋治术为头等要务，视先皇的帝王之术为统治秘诀。

据说，唐朝李世民专门撰写了《帝范》一书，专论人君之道，很隐秘地论述帝王的统治权谋，当他将《帝范》赐予他的儿子时再三叮嘱，一定要将书中所述的统治术作为他的遗训。李世民对他儿子说：“饬躬阐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帝范》成书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是很重要的帝王谋略典籍，为后世帝王所重视。

总之，皇权至上的专制政治机制造成了文化思想聚焦于帝王之学，而帝王权谋也就成了古代中国社会最受重视的政治思想主题，也成了古代谋略文化的核心论题，同时，也成了政治学、历史学、谋略学和管理学持续关注的重要论题，中国古代的帝王权谋、帝王学、帝王之术等，是很值得从管理学的角度去深入的探索和研究的。而帝王权谋中的具体理论，包括驭臣之道、用人策略、任将之法、牵制之术、立威方法、治军之策等，将另文讨论。

曹操画像

士人智谋是仅次于帝王权谋的重要的谋略理论。古代士人以学习知识和传播文化为主要职责，他们是文化思想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士人是一种身份，有时也指一种群体，甚至也是一种内心的文化知识修养。士人有时也扮演着别的身份，比如，在朝为官的士人虽有官员的身份，但在学识上、修养上和价值观上，却仍有很明显的士人气质和很强的文化价值追求，官职只是他们的外在职务，而骨子里，他们依然有着士人的性格和理想；还有，在野的士人，他们或在民间讲学，或游历于山水，或隐居于山林，或潜身于寺庙（比如有些士人只读经不信佛）等等，他们亦有士人的精神境界。在专制体制下，皇权至上制约着文化体制，古代士人往往与政治很难隔断开来，他们在政治上尊王，学术上循道，伦理方面讲仁义，教育方面传道解经。当然，也有一些士人富有变革甚至反叛精神，他们与所处的朝代格格不入，传播新理念，变革旧文化，倡导新理想，但从长远看，他们仍是政治的参与者；还有一些士人，执意远离政治，不求名利，追求超脱逍遥的境界，隐居于山林深处不问政事，不屑于权力，不涉经世杂务。但是，即便是躲开政治和世务，也是一种对政治的态度，是以逆反心理来对待政治，是对当时朝廷和统治体制的怼着的或不满的态度。士人很难彻底独立于政治。

张良画像

在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两汉，士人的主要活动有相当的是集中于智谋方面，先秦诸子各种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诸子学争鸣的精英人士，各种思想学说的杰出代表们，都努力在研究和探讨治国理政的道理，各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执着地奔走各方，劝说君王采取他们的治国谋略。比如，纵横家们游说四方，纵横捭阖，出将入相，苏秦游说韩、赵、魏、楚、燕、齐六国联盟，合纵抗秦，佩六国相印，任“从约长”（比现在的联合国秘书长权力大，有兵权），有权有势，显赫一时；张仪则游说各诸侯国，以“横”破“纵”，使各国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他被秦王封为武信君，掌秦国相印，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纵横家在战国时是很吃香的，他们因为纵横谋略使君王们对他们很重视，因为纵横谋略可以使国家强盛起来。

再如，春秋时，诸子学中的一些杰出学者，也都是努力争取为君王出谋划策的机会，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韩非等是如此，墨家的代表人物也多是如此，就连孔子，在办民间学堂之前，也有过一段时间周游列国的时光，他向君王们推介其“克己复礼”理论和仁政学说，只不过，当时的君王们更喜欢法家、纵横家和兵家们，他们对儒家学说不感兴趣，孔子只好去办民间学堂搞教育了。

除了各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外，有水平的其他士人也多是努力在争取谋国佐政，少数有机会挤上宰相、中书职位的士人，利用智谋辅助君王治国，并结合其政治理论追求推行政治主张，而一般文臣，或进谏上言，或为谋士佐助地方官员处理政务等，士人们很多是积极在为政而持“谋”的。

姜子牙画像

古代士人以智谋政的身份在不断变化中，较早如姜子牙，被周武王称为“尚父”，管仲被齐恒公称为“仲父”，范增被项羽称为“亚父”。汉初，张良成为刘邦的高级谋臣，刘邦曾评价张良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三国时，刘备三请诸葛亮，诸葛亮于南阳呈献给刘备关于蜀国未来发展的战略策划书——《隆中对》，诸葛亮从那时起，便结束躬耕隐居生活，成了刘备的军师，南征北战，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明清时期，地方官署主管官吏聘请无官职的佐理人员（作幕、佐治或佐幕），帮助自己处理刑名、钱谷、文牍等事务，这佐理人员便称为“师爷”，比如，嘉靖年间被誉为“明代第一才人”的徐渭，即为典型的绍兴师爷，据《明史》记载：“徐渭，字文长，山阴人。为诸生，有盛名。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掌书记。”到了晚晴，出现了陶澍、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四位著名大臣设立的幕府，被称为“晚晴四大幕府”，而晚清幕府中的幕僚即是由古代士人谋士演变而来的，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士人智谋的服务方式也不断发展变化，晚晴幕府不仅成了晚晴人才的汇聚之地，而且还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变化，而后来，随着中国历史从晚晴进入了近代，幕僚也成了智囊人员或顾问。

士人智谋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帝王、公侯，或是朝中官员好，甚至是地方督抚等，都把士人智谋视为是谋略支持的重要资源，都把有谋略的士子看成是出谋划策的重要人才，无论称为尚父、仲父、亚父，或称为谋臣、军师、师爷、幕僚等等，皆起着十分重要的智力辅佐功能。墨子说：“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墨子·尚贤》）这就是说出了士人智者的极为重要的作用。

聪明的帝王们都知晓士人智谋的重要性，所以，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寻找谋士和聘请谋士，让谋士们为他们的统治出谋划策。比如，早在商周时期，君王就知道聘请谋士的重要性，当时流传着“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为了请到姜尚，周文王主动“上钩”。春秋战国时，列国君王皆在抢夺智谋人才，有智谋的士人是很受尊重的。苏秦、张仪曾在多国任过高官，这即是表明有智谋的士人很有人才竞争优势。后来，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故事，也是在表明君王求贤若渴的态度。汉武帝时期，有“举贤良方正”的人才制度，是在选拔有学识、识智谋的学子；明清很重视科举考试，是重在选拔贤智人才等。

从另一方面看，士人也以各种方式争取能辅政为谋，努力争取为君王出谋划策的机会，比如孔子曾周游六国，希望能得到君王重用，以推行其仁政和仁义；纵横家四处游说，成功说服君王，争取权力，争取权利，争取官位，千方百计挤上高官位置，极力推行其纵横方略；汉时设五经博士，学子们都争先恐后往太学里挤，力争通过太学门槛，往高处晋升，有的士人后来果真当上了帝师。历史上，还有一些士人，通过为皇家注经修史，或通过以诗文铭志来靠近高官权贵，努力另辟捷径，想能成为权臣或高官的谋士。在官本位文化体制下，古代大多数士人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找为君王、公侯、高官、权贵等出谋划策的机会，士人以其智谋换取权利，也博取功绩和名声。

《六韬·龙韬·王翼》曾论述了谋士的谋事职责，论述得很有道理：“主图案危，虑未萌，论行能，明赏罚，授官位，决嫌疑，定可否。”这即是说，谋士职责，乃谋国之案，消国之危，除国之患，评将之德才，严明对兵之赏罚，授人才以官职，决断疑难问题，裁判处事之正错。

从具体方面看，士人用智以谋事，可分不同层次，或者说，可分为由近到远的不同谋划方式：首先是为自己谋，只有先保存自己，并让自己有生存的优势，之后才能谋别的事。其次，是为别人谋，如果只“谋己”而不“谋人”，不为别人考虑，不为别人出谋划策，那么，这样的士人就只是一个自我自私的人，那么，他的智谋也就没有真正的用处，成不了谋士。再次，是谋政治、军事大事。政治是国家的根体制和建立体制的活动，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谋士必须能为其辅佐的主人谋划政坛的竞争策略，谋划兵家的攻伐妙策等。还有，是为国而谋。就是说，谋士要对国之资源、体制、军力、人才和与他国关系等进行全面谋划，提出强国和御敌的战略性计划。最后，为天下谋，亦即“谋天下”，高境界的谋士，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关注天下苍生的沉浮，筹划的是大利于天下的大策略，这才是大智谋。著名的“横渠四句”，即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说的就是大智谋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