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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官僚在履职时所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可能造成官僚歧视。官僚歧视 (bureaucratic discrimination) 通过两种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在分配公共资源时，官僚可能仅向特定群体提供排他性的服务。另一方面，官僚还可以将行政成本刻意瞄向某一外群体，以增加后者获取公共服务的难度。为了验证这两种机制，本文以丹麦为背景设计了一次审计实验 (audit experiemnt)：以孩子父亲的口吻向丹麦 1698 所公立小学发送转学请求的邮件，并控制发件人的姓名（丹麦本土姓名/内群体组 vs. 穆斯林姓名/外群体组）。实验结果表明，虽然校方两组群体的邮件回复率相似，以丹麦姓名为落款的邮件收到“明确同意”的比例显著高于以穆斯林姓名为落款的邮件，而以穆斯林姓名为落款的邮件则有更大的可能性在校方回信中被要求提供额外的信息。 作者简介: Asmus Leth Olsen 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系 Jonas Høgh Kyhse-Andersen 独立学者 Donald Moynihan 乔治城大学公共政策系 编译来源:
从左至右：Asmus Leth Olsen 与 Donald Moynihan 在理想的韦伯式官僚制理念下，公职人员履职时被期待遵循公平原则。而实际情况是，履行公职过程中所固有的自由裁量权为官僚区别对待不同群体提供了机会结构。了解官僚如何使用这种自由裁量权的，对于理解国家是否在实践中平等地对待个体至关重要。在过去十五年间，审计研究 (audit studies) 的兴起增进了政策制定者对于“官僚歧视是否存在及其程度”等问题的了解。大部分研究设计通常以咨询形式要求公职人员提供有关信息，再根据回复与否、回复语气及信息价值等标准来测量歧视。然而，这类实证研究仅涉及来自公职人员较低成本的（口头）承诺，且无法度量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本文通过研究外来移民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在实验设计中对公职人员提出了成本更高、也更为复杂的公共服务请求。在北欧人口结构转变与外来移民涌入的背景下，研究公共服务中的官僚歧视现象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分配排斥 (allocative exclusion): 官僚可能行使自由裁量权在不同群体之间差异化地分配公共资源。例如，特定群体在寻求获取职业培训、公共住房等社会福利时被公职人员有意排斥，后者在相关资源的可及性上给予前者不真实的信息。 研究设计 如前文所述，先前的实验设计通常以个人向官僚索要信息的方式展开。例如，“图书馆在哪儿？”，“选票内容是什么？”等等。信息提供固然是官僚的重要功能，但官僚本身也是信息的需求者，更是公共资源的分配者。本文的研究设计旨在捕捉官僚的后两种功能，其基本思路是：以一名小学三年级男孩父亲的口吻向丹麦的公立小学发邮件，询问是否可将孩子转往该校学习。发件人的姓名被随机分配为内群体组 (ingroup，发件人以典型的丹麦姓名落款) 与外群体组 (outgroup，发件人以典型的穆斯林姓名落款)，并追踪记录与校方的往来邮件。 作者设定了以下四个因变量：回复率 (response rate；是否收到校方回复)、转学申请被同意/拒绝 (decision to accept or reject students)、服从成本 (compliance cost；校方是否要求发件人提供额外的信息、与校方通话或会面等) 以及心理成本 (psychologist cost；校方回复的语气是更偏正式还是非正式 )。     表 1 是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的结果：“勤奋/不勤奋” (diligent/nondiligent) 变量并不会对因变量产生影响。  本文在概念与实证两个维度上推进了现有的审计研究：本文以实验的方式检验了官僚歧视发挥作用的两个机制。通过研究设计，本文不仅考察了公职人员如何回应公民咨询信息的请求，更考察了作为公共服务守门人的公职人员如何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做出相应的决定。丹麦的案例表明，公职人员更倾向于向内群体倾斜教育资源。本文的实验结果还表明，官僚不仅是信息的提供者，也是信息的需求者。此外，公职人员可以通过利用行政负担向外群体施加更高的服从与心理成本。在丹麦的转学案例中，这体现在穆斯林家庭更有可能被校方要求提供额外信息（在录取不被保证的情况下），而丹麦家庭则更有可能在成功录取的情况下被校方要求进行电话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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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花间挹香 > 《官僚体制及其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