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道”是无形之道，“政道”是有形之道。政道是治权的客观形态，治道是治权的主观性态。治道转为政道的目的是采收固定的模式来保证权力的有效运行。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从主流方面来说，政治是大皇帝，社会是五伦，学问是“良知”。 中国的“治道”有以下几点不足：一是对明君圣王可遇不可求；二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政策很难有延续性；三是统治者较多地考虑本身，较少地考虑被统治者，开不出“政治之自性”。尽心尽性尽伦尽制的“综合的尽理之精神”，目标是追求圣贤人格，开不出科学和民主政治。牟先生赞同罗隆基先生的观点，即：“近代政治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政治与道德分开。”认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是在'政权的民主’上表现的，唯有政权民主，治权的民主才能真正保障得住。”他试图用“坎陷”的方法，从道德理性当中分出政治架构，由良知开出民主与科学，从道德理性转为观解理性，从“理性之运用表现”坎陷出“理性之架构表现”。 如何从“理性之运用表现”坎陷出“理性之架构表现”。牟先生认为，不是直转，而是曲转。这曲转表示“转折”上面的“突变”。其意义在于，一是内圣之德性与科学民主之间虽然有关系，但却不是直接关系；二是科学民主有其独立之特性。在牟先生看来，这一种曲转的方式就是“逆”，也就是“坎陷”或者“否定之否定”。如何转呢？就是由“动态的成德之道德理性转为静态的成知识之观解理性”。经过这一转，道德理性自我坎陷和自我否定。“从动态转为静态，从无对转为有对，从践履上的直贯转为理解上的横列。”在结构上面由“隶属之局”变为“对列之局”，转出逻辑、数学与近代意义的政道、政治、国家、法律、科学知识。 牟先生认为，虽然道德理性不含科学和民主科学，但通过“逆”的方式，就会“反者道之动”，由“理性内容的表现”转为“理性架构的表现”，政治理性架构的表现是显性的，道德理性的表现是隐性的，观解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功能相反。这就是“逆”的作用和意义。  在这里面，牟先生有两个问题并没有讲清楚。其一，“逆”是“内生式”，还是“置入式”？也就是“坎陷”的力量是来自于内部，还是来自于外部？如果是“内生式”的，那么内生的动力是什么？道德理性何以自动转为观解理性；如果是“置入式”的，那么外在的力量又来自于哪里？其二，道德理性与观解理性之间是包含关系？还是否定关系？是隶属之局？还是并列之局？在牟先生看来，从内容上面来看，“理性架构之表现”脱胎于“理性之内容表现”，二者是隶属关系。然而，从结构上面来看，“理性架构之表现”与“理性之内容表现”又是并列关系。这样子一来，就陷入了“二律背反”。 总而言之，牟先生在分析中国历史社会形态的基础之上，认为中国历史规律建立在文化生命基础之上，文化生命的盛衰造成了一治一乱的循环。因为中国文化的优点是有“生命”，所以其可以承续发展，生生不息。然而，缺点是有治道无政道，科学和民主政治并没有开显出来。这为其“良知坎陷”理论的提出做出了学理上面的铺垫。  / DREAM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