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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茅亭遐思 远行 一 说到黄茅亭，不得不先提及滩头古商道。千年星奔川骛，古代和近代的滩头人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曾演绎过一出又一出精彩纷呈的商业大戏，除了众所周知的滩头造纸和年画，还有响鼓的“活字印刷”，燕山的窑碗厂等等。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命脉，古之滩头有五条主要的交通要道，东北走三溪出朴塘到新邵，东走栗山铺经烂坝到邵阳，西走亚家塘出雨山铺到隆回，西南走白居经迈迹塘到洞口，北走梅塘过六都寨到溆浦。在这五条通道里往东的这条始于滩头止于黄茅岭，全长约10公里，它曾是滩头商品最主要的输出通道，滩头纸业及其衍生品的大部分通过它转道邵阳再通江达海走向全国。遗憾的是在县志中不曾有它的记载，在以后的文字里我们就把它称为“滩头古商道”吧。滩头古商道在栗山铺拐了一个弯后往东南方而去，前行三公里便来到了黄茅岭。“黄茅亭”顾名思义它是位于黄茅岭的一座茶亭。黄茅亭道光始建于戊戌（1838年），建筑面积约400平，外面为长亭，里面为关公庙，庙里原供奉有关公雕像，并有一把100多斤的大刀，有一口一个多人的钟。亭子外座三层的石头焚香炉。历经200年风雨的侵蚀，当年滩头境内规模最大的茶亭早已是破败不堪，现仅有90年代重修的庙宇、两座石门柱和一座焚香炉存世。 古商道是滩头古镇商业文明的活文字，曾承载着一代又一代滩头人对生活的希冀和梦想，见证了滩头先辈们由苦难中走向辉煌的艰辛历程。走在黄茅亭边上残存的石板路上，感觉穿梭在千年的时光隧道。章惇利用权势把苏轼一贬再贬——“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以致后人对其充满鄙夷不屑，可他却对梅山有首造之功。梅山本是化外之地，原著民大都为瑶民，及至宋初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不归顺朝廷。欧阳修《再论湖南蛮贼宜早诏降札子》曰：“湖南瑶人为莫瑶，他们火耕水耨，环山射猎，互不统属，以强凌弱，自为仇敌，相互掠地，夺取财物”。公元1072年朝廷委任章惇为两湖察访使，章惇采取恩威并举的措施收服了梅山。宋神宗下诏开梅山，“授冠带、画田亩、列乡里”，建置新化县，改设隆回、蓝田等十乡，次年置安化县。1085年宋神宗驾崩，小皇帝继位，摄政的太后启用司马光为相。旧党虽然执政方向与新党不同，让梅山人幸运的是在梅山的开发问题上司马光还是萧规曹随。这一年江西庐陵（今泰和县）人奉命大量迁入梅山。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尽管朝廷许以厚利，但移民们并不买账，于是官府采取强制措施，把人捆绑用车装运，或用军士徒步押送。经历过千里迢迢的跋涉，大批的移民被安置到梅山区域的各个旮旯，自此梅山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滩头刘氏一世祖吉祥公就是千万移民中的一户，他家被安顿到塘市斛木山。吉祥公带领全家在这片杂草丛生之地开启了沐风栉雨的创业新征程，开田筑堤，修路架桥，把江西先进的生产方式运用到斛木山的农田里，将“文章节义之邦”的优秀文化基因植入到后辈的血脉中。时间流淌到1838年，历经战乱瘟疫等各种劫难，吉祥公的后代们在700多年的时光洗礼中顽强的壮大和发展，此时已经繁衍成滩头最大的宗族。乾隆帝将封建统治水平发展到了巅峰，但囿于通讯等条件的制约，直至道光一朝，朝廷对县以下实行的是“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的管理模式。洞头和木瓜就是这种治理模式的典范。洞头和木瓜两村人都是吉祥公的后裔，他们的先祖是亲兄弟。两兄弟分家时以山岭为界，老大在西边的木瓜，老弟在东边的洞头。两村的族长都是公义为先、仁爱为民、深孚众望的人，在他们的倡导下，两个小村落的村民将守望相助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共同修建了祠堂和庙宇等代表宗族门脸的标志性建筑，并置办了公田。黄茅岭是滩头古商道的一个隘口，这里山高林密，荒无人烟，成了打家劫舍之流经常出没之地。两村的族长是大善人，对许多过往客商在此遇劫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他们共同商议决定在黄茅岭修筑茶亭一座，供来往客商躲雨纳凉。修建黄茅亭这一积德行善之举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和民间的积极响应，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成员囊括了本地的头面人物，在这里我们就称他们为“族老们”，在族老们的倡导下，士绅、商人、僧人和村民纷纷出资出力，黄茅亭的修建稳步推进。他们还在亭子里边修建了庙宇，因两村都是习武之乡，这些前辈们在庙里请来关公坐镇，祈求关老爷永保这方水土平安。为一劳永逸的解决亭子和庙宇的管理问题，这些睿智的先辈们想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筹资购买了亭田，由村里的困难户耕种亭田并住在庙里，种田的租金用于亭子和庙宇的维修。一个地方的繁荣发展，仅靠自身的造血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外地源源不绝的新鲜血液的注入。要想吸引到外地客商需要有三个因素：一是本地人不排外；二是外地人来要能挣到钱；三是当地能提供安全的庇护。此时滩头的商业发展已是初具规模，黄茅亭落成后，它不仅是让来往的走夫贩卒有了歇脚的地方，也成了村民最好的休闲场所，昔日的荒郊野岭成了人气聚集之地，黄茅亭切切实实的为来往商旅提供了安全的庇护，它有力的推动了滩头古镇经济的发展。滩头成了真正的创业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在此落下脚，扎下根，蓬勃生长。在木瓜和洞头村谈及黄茅亭，上了年岁的老人们对门柱上的那幅对联津津乐道。黄茅亭修好以后撰写一幅寓意深远的楹联来装扮门庭成了头等大事，本地儒生们纷纷一展身手，他们绞尽脑汁遣词造句创作出了大量的精品之作，尽管这些对联写尽了滩头古镇的钟灵毓秀和繁华富庶，但都没能入族老们的法眼。黄茅亭的门楣雕刻着一尊头戴乌纱的官老爷，这也反映了修建黄茅亭的决策者们的的精神需求：古代社会阶层的排序是：“士，农，工，商”，从商虽富，可终究是低人一等，遗憾那些儒生们就是走不进族老们的内心世界。一位外地的生意人路过此地歇息，见石柱上对联空缺，于是自告奋勇写了这幅嵌字联。我想这位生意人该是位落第的书生，商海沉浮多年已是小有成就，但他始终觉得商人地位低下，一直不曾忘记自己“学而优则仕”的初心，在提笔时觉得自己现在是黄粱梦醒可恍惚间眼前浮现了官员们前呼后拥出行的威风场面，沉思片刻提笔写道： “黄粱饭熟时已醒客梦，茅店鸡鸣后又度行旌”。 从“黄粱梦醒”到“又度行旌”，我觉得这中间的过渡满是酸溜溜的味道。或许那些族老们也曾是失意的学子吧，这副满是酸味的对联让他们正中下怀，于是果断拍板：就是它了，立马把它刻上去吧。
这该算是文化史上的一桩奇事吧，在一个人文气息浓郁的千年古镇，它东大门的对联竟然是由一个不知来头的外地人来书写的。我很诧异，这样的大彩头如此轻松的就被一个外地人摘取了，滩头人如何能容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在此撒野？这些天我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想到盛唐的历史我终于变得豁然开朗。大唐兼容并蓄了世界各国的文明，来自北风的浩荡雄风吹散了儒家文化的老气和萎靡，大唐文化因注入了异域元素而变得绚烂多彩。在盛唐时期，长安街头外国人比比皆是，各个国家的人都来长安留学，留学生也能参加科举考试。滩头纸业自隋代发展以来，滩头以别地少有的开明心态向外地人敞开了胸怀，外地人也把滩头这片沃土当成一展身手的舞台。滩头街上的纸业作坊大多是外地人开的，原料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的送来，经加工后再销往全国各地，每天经过黄茅亭的挑夫、旅客熙来攘往。既然滩头人的格局能装得下半个中国，竟然还容不下一个外地人的几十个字？千年前的老祖宗可以让外国人参加科举考试做官，我们滩头人为何不能用外地人的对联来装点门面？族老们的心态既古板又开放。至于进门处，暂时还没想出恰当的楹联，那就让它空缺吧，滩头的名气也不需要靠一幅对联来撑，它凭实力昂首峭立于商圈。此时的滩头自信无比。咸丰九年（1859年），进攻宝庆府的石达开部的小股长毛军（老百姓称太平天国军队为“长毛”）在花院子大败刘百川，并放火烧了他家的绣花楼。带着胜利者的余威，部分长毛军乘势串至洞头，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继续烧杀抢掠。作为同姓同宗的自家人，长毛军在花院子的暴行已经激起了洞头人的满腔怒火。黄茅亭落成后关帝庙里的关公成了村里孩子的精神图腾，一代代洞头人听着关老爷的故事长大，他们自小喜欢舞枪弄棒，以义气为天，很多人成年后成了武师。现在长毛军竟敢来自家门下耍野，洞头人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在村里几个武师的率领下奋起反抗，有九个长毛军被打死，其余的长毛落荒而逃。经此一役，洞头村的勇猛剽悍威震四方。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国军在湖南抗日战场可谓是艰苦卓绝。1945年在中国战场上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决定对芷江机场发起攻击以挽回败局。日本兵入侵的消息早就传到了洞头这个偏僻的小山沟，小部分胆小的村民早就举家外逃了，但大部分村民还是如往常一样耕作于田间地头，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自家都不能安生外地哪里能有立足之地？4月15日这天是刘华青老人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已经88岁的他对那天的情形还记得一清二楚，这天早晨一支由邵阳方向而来的日本军队闯进了洞头，这些日本兵迈着齐整的步伐旁若无人似的走到石板路上。100年前木瓜和洞头村的前辈在黄茅岭供奉关公的这一举动真的庇佑到附近的生民，因为对关公极为敬重的缘由，见到黄茅亭庙里的关老爷日本兵收敛了身上的戾气，他们在洞头村没有烧杀抢掠，只是抓了几个村民当挑夫。老人说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朴素道理，日本兵呼唤牛马都是喊劳力，他们叫挑夫也是叫劳力，把人当牲口看，被奴役者哪有尊严可言？5月份在湘西战场被国军打得落花流水的日军如潮水般败退。可就在前不久一股日军在隔壁的村里一枪打死了两个人，消息很快传到洞头，热兵器的威力让洞头村民吓破了胆。这天一落伍迷路的伤兵走到了洞头，村里的老百姓四处逃窜，早已没有了日本兵刚来时的镇定，冷兵器时代的血性在此时的洞头人身上已经荡然无存。言语迟缓的刘华青老人聊到先辈们大败长毛的历史时眉飞色舞，谈及抗日战争时长辈们的表现老人变得黯然失色，老人感慨万千：现代化的武器太厉害了，拿锄头大刀去对付枪炮无异于自找死路，谁不怕死？说到底还是需要科技的发展啊！ 1938年4月，黄茅亭等来了一位归乡的游子，这位游子就是滩头历史上最有学问的人物——李剑农。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很快失守武汉变得岌岌可危，武汉大学经研究决定西迁四川乐山。在武汉大学任教授的李剑农因为家庭的原因没有随校去乐山而是选择了回乡长住。经过长途的跋涉终于到了家门口，先生在黄茅亭久久驻足歇息。年少时去邵阳求学先生无数次行走在这条古道上，常听人说起关于大门上这幅对联的故事：该幅对联中的“醒”字写比较生硬，没有其他的字那么写得活泛，原因是对联上的字是当年那位书生裁好纸后一个个书写的，书生走后“醒”字不小心被弄丢了，这个“醒”是由本地书法行家模仿书生笔迹补上去的。这次回乡与以往不同，先生的心情格外痛苦，他知道国民政府孱弱的军力根本无力抵挡日军的铁蹄，战火迟早将蔓延到家乡。现在看到这幅对联的感受格外不同，他在“醒”字上久久抚摸。在近代隆回人中，先生是最有资格说这个“醒”字的。首先是先生的自醒。先生早年热衷于革命活动，对英国的宪政抱有很大热情，主张连省自治，1922年受湖南省长赵恒惕的邀请起草湖南省宪法并任省务院长兼教育司长，后因与赵政见不合于1924年10月愤然辞职，自此埋头于书桌，不再过问政事。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这就是真正的知识。"这句话，看上去简简单单，实际上却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梅花优于香，桃花优于色”，一个人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更容易成功。挫折是使人向上的阶梯，经历脱胎换骨的深刻反思，李剑农在44岁的年纪里终于大彻大悟，走向了自己适合的人生道路，从此专心学问热心教育，终成青史留名的史学大家。再就是先生的清醒。有报界政界学界的工作经历，学贯中西的先生对世事早已是洞若观火。先生留学日本和英国，亲眼见到积贫积弱的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巨大差距，先生对产生这种差距的缘由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思考。蒸汽机发明的时候正是康乾盛世的巅峰，文治武功的乾隆大帝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一面开四库全书馆，一面销毁各种所谓的逆书，“把优秀人才的聪明才力锢蔽于故纸堆中”。看到焚香炉上的“道光戊戌年”几个字先生只怕是几多冷眼，先生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对道光和鸦片战争着墨较多。1838年，这个古老的帝国已是暮气初显，守成有余的道光帝对国内政绩沾沾自喜对外来文明视而不见，对蓬勃兴起的国际贸易选择了关门抵制。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中国与世界发展发生了脱轨，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后国内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近代中国政治派别林立，均言救国救民，实则争权夺利，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筑基，在一战中享尽红利，迅速跻身世界强国。日本对中国觊觎已久，1931年9月18日日本揭开了对中国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眼见西方世界一日千里而家乡父老还处于混沌愚昧的状态，先生忧心忡忡，他决心尽己所能改变这种状态。此后的几年里，先生奔走于官府和乡间，终于募集到了兴办松坡中学的资金。为筹办松坡图书馆，先生多次经黄茅亭步行去邵阳。开隆回现代教育之先河，建邵阳最早的图书馆，先生功德无量，对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今天我们还能感觉到先生抚摸过的“醒”字所散发出的绵绵不绝的温热。 对联，它承载着一个地方的历史，也反映着一个地方的文化。“云霞叠起壮亭宇，炉烟芬芳蔚人文”，这是焚香炉修好后由本地人所撰的一幅对联，看着这幅对联我感慨万千。在黄茅亭落成的1838年盛夏时节里，西方人正忙于四处攻城略地，英国人驾着轮船载着鸦片跨越重洋来中国进行兜售，同时他们对这个古老的帝国已是磨刀霍霍。而在中国南方的这个小镇里，一群思维被死死的禁锢在四书五经中的宗族遗老们，他们正为焚香炉的落成而洋洋自得，他们当然不晓得在蒸汽机的驱动下轮船能飘洋过海，所以也不可能去思考如何把已是很有名气的滩头色纸年画等卖到外国去。他们真诚的希望如对联中所写的一样，焚香炉能把风水“永镇万年”，菩萨能保佑滩头风调雨顺人寿年丰，在袅袅升起的炉烟的熏染下滩头人都能遵从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礼仪，滩头学子能寒窗苦读经史子集最终金榜题名。一个地方的发展应该是科技和人文两翼齐飞。人文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科技让世界变得更好。科技是手段，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人文是归宿，人文传承是一种历史责任。科技创新是一种时代必须，脱离科技的人文，势必将把人类带向虚幻。古代滩头境内庵堂庙宇遍布各地，应该承认迷信在特定的时期里给很多人带来了心灵的抚慰，也可能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但终因不能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时代所抛弃。对于前辈们我没有半点不敬的意思，我只是深深的觉得遗憾。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我们的老祖宗提倡一心只读圣贤书，把兵农医工视为奇技淫巧。关注人文过多，钻研科技过少，喜欢陶醉在祖先的荣光里，开拓精神严重不够，这是我们民族最大的弊病，焚香炉上的这副对联是这一弊病的一个小缩影而已。连深宫之中的那位“十全老人”对地球仪望远镜都视而不见，我们怎苛求身处小山沟里的这些族老们去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在时代的裹挟中滩头步入了近代，滩头造纸业传统的以自产自销零散经营为主的模式受到外来资本的冲击，1890年上海大资本家习兰庆在滩头开设“庆记纸装”生产香粉纸。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外地客商在落户滩头，或开商铺，或开染坊，或办工厂。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交通阻塞，洋纸无法调入国内，各种用纸用土纸代替，滩头的造纸业昂首阔步走入了它最为辉煌的时代，“莫说滩头口岸小，四十八个码头钱米流”，方圆五里之内，从业人员有2000多人，产品远销全国各地，被誉为“南方纸都”。这也是古商道最为热闹的时期，每天行走的马帮、挑夫、货郎等络绎不绝。新中国成立后迷信活动被禁止，滩头的造纸业立马衰落下来。黄茅亭的亭子和庙宇被收为公有，守庙人被驱逐，亭子边的古树林被砍伐，庙宇被拆除用于修建水坝和桥梁。1958年随着滩头到周旺的马路通车，曾经商旅不绝的古商道一下子就变得冷清起来。1970年滩头到塘市通车，滩头古商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彻底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黄茅岭又成了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坡，唯有古亭残缺的门楣上依稀可辨的精细雕刻仿佛在诉说它昔日的繁华。步入改革开放以后，滩头人曾勇立潮头，创办了生产色纸、香粉纸的多家企业，也曾一度占有相当大的市场。进入上世纪90年代，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滩头古镇引起了一大批学者的关注，作家樊家信以滩头年画为主题创作了长篇小说《香母地》，央视还为滩头年画专门拍摄了纪录片。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此时的滩头正处于“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境地，就在学者们纷纷挖掘滩头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时，跛脚的滩头却带着科技的缺陷走在时代的洪流里，技术改造总是跟不上社会变迁的步伐，外地物美价廉的纸巾迅速占领了滩头纸业原有的市场，有千年辉煌历史的滩头造纸业被时代彻底的抛弃了。随着电脑的普及，响鼓的“活字印刷”立马没了活路。至于燕山的窑碗厂，随着冰箱走入千家万户，不得不退出市场。曾经繁华的古镇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举足不定，徘徊不前。与滩头人固守在家不同，离滩头两个小时车程同属梅山文化圈的新化洋溪人，在90年代初期切入文化这个大产业，他们从打字店起步，以家族发展的模式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国内几乎所有县的布局，然后迅速扩张到打印耗材和设备领域，现在的洋溪人在文印行业雄视天下。从黄茅亭落成到现在的这200年里，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时代步入信息文明时代，在这样的世界大变局里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空前变革，然而有千年历史的滩头手工抄纸业却由繁荣走向了衰落，这是这个千年古镇最大的忧伤。“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下一个两百年，滩头又能崛起什么新的产业么？站在人文和科技的十字路口，今天的滩头人该做些什么？未来的滩头将走向何方？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人类的过往，在遇到各种艰难险阻时科技就是人类的利剑。人类的未来面临各种不可预期，可以预见人们越来越依赖科技来解决各种问题。人文精神的作用在为科技创新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没有科技的人文是愚昧的，没有人文的科技是危险的，人文和科技该是水乳交融，并肩前行。一位打小喜欢昆虫的乡间少年最终成为一个大昆虫学家的故事本可以成为滩头学生的励志典范，然而在滩头乡间行走，遗憾的发现这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却是鲜有人知，豆棚瓜架下听到最多的是关于官场轶闻的闲谈。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民间的价值取向，这样的价值取向不得不让人引以为撼。就在坊间对政坛风云肆意揣测的时候，黄茅岭下那位处尊居显的领导选择去大学当了一名教授。滩头遍地是宝，有个小伙子只是取了点泥巴搭上互联网经济的快车就赚了个盆满钵满。今日的滩头已经是旧貌换新颜，沐仙湖的文旅项目整装待发。在未来的岁月里，如果滩头的乡绅积极参与家乡的建设，乡民发挥团结一心、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让人文和科技成为发展的一体两翼，用开明的心态、开放的姿态去拥抱世界，那么滩头古镇就会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重现昔日雄风。作者简介：远行。隆回人，园林绿化工程师，爱阅读，喜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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