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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钟庆:田仲济杂文理论的价值卮言

 杏坛归客 2023-01-31 发布于山东

编者按:惊闻庄钟庆先生辞世,我学科同人深感悲痛。庄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著名学者,对鲁迅、茅盾、丁玲等作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有精深的研究,有专著多部行世,学界影响巨大。他参与了《鲁迅全集》《茅盾全集》的编辑、校订,是文献整理工作的资深专家。他为中国茅盾研究会、丁玲研究会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庄先生一直关心支持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他与我学科第一代学人田仲济先生和第二代学人朱德发先生、查国华先生、书新先生、韩之友先生等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现将庄钟庆先生的论文《田仲济杂文理论的价值卮言》分享给诸位读者,以表达我学科全体同仁对庄先生的缅怀之情。

 田仲济杂文理论的价值卮言

庄钟庆

认识与评价历史现象,往往需要时间。
田仲济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方面的论著、杂文创作及理论等的成就,历史早已作出肯定的评价。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没有涉及。只有到了新时期才引起学术界的注视。如第三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等收入了他的杂文创作及理论的名篇,《中国抗战文艺史》也修订再版,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
当前学术界对于田仲济的杂文创作的研究比较活跃,令人欣慰。然而他的杂文理论较少谈及,即使论列,也未尽人意,我想就这方面略抒己见,以便窥探它的价值。
田仲济引人注目的杂文理论,主要是发表在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他是从鲁迅的杂文作品中引发他对杂文的见解,他的突出特点是围绕着杂文的特质作了长期的探讨。
早在抗战时期,田仲济就写作了《杂文的艺术与修养》(1943年)一书,全书着重论述了杂文的特质,其见解是从鲁迅作品中引发出来的,在他看来,杂文这一文体是由鲁迅所创造了并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要研究它的特质,应从鲁迅的作品入手。
鲁迅杂文的特质是什么?田仲济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引人思索。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了解鲁迅杂文的特质,不能从一个方面去考察,而是应该从多方面去探究,这是很有意义的命题。列宁摘录黑格尔这样的论述: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278页)。从这里我们可以领悟到认识事物的本质不但需要反复的过程,而且可以向各方面去探求。田仲济对于杂文特质多方面的探求,无疑地符合列宁的认识事物的思路的。
田仲济指出,“讽刺幽默是鲁迅先生所具有的特质,但并不是唯一的特质,还有许多特质也是同等重要的”。他认为杂文的特质是多方面的:第一,“杂文最凸显的一个特质,不是冷嘲,不是热讽,而是正面短兵相接的战斗性”,他不赞成把杂文作为旁敲侧击的战法,或是站在高岗位,旁观的指指点点的谈论的俏皮话,也反对把杂文看成是闲情的说东论西,而是关于自己生命的肉搏战。”
第二,“杂文的另一个特质可说是深刻锐利”。“杂文作者要以如炬的目光,把每个问题都看到内层,不为表层的形象所欺骗,每件事情,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他们却注意到”。
第三,“杂文的另一个特质,是它的独到的见解。”“所谓见解精辟、深透、不落俗,不同凡响,决不是'故意的立异以为高’”“不是奇异而是从平常事物中看出来的”,它“使人觉着是至情至理。”
  第四,“杂文形式上的特质是隽冷和挺峭”,“不独字句和风格隽永,泼剌,自然,锐利,而体式也同样的那末自然灵活和多样”。
田仲济对于杂文所具有的四个方面的特质,是从鲁迅的杂文作品中概括出来的,其中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然而他并非孤立地论述,而是坚持以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观点与方法考察杂文的特质。谈内容的特质,离不开表现形式,如认为鲁迅以杂文“作为肉搏致胜的武器”, 是借助“社会上的某种典型”,笔下“燃烧着的猛烈的火焰”,从而表现出鲁迅“一方面是文学作家,一方面又是社会的勇猛战士”。在谈到杂文需要独到的见解时,田仲济指出,那是要 “从极普通的道理社会相中,发掘出极普通的道理,而这道理却又是普遍平素被人不注意的极重要的至情至理”。这里深刻的见解不是说教的、不是发空洞的议论,而是同艺术表现交融一体,因而富有说服力与感染力。在论及杂文形式的特质时,田仲济反对脱离内容大谈艺术形式的倾向,主张形式是“配合了它的内容而产生的”,他认为“内容上说出了至情至理,辞句和风格可也有很大的关系”。他大声疾呼,要说出真理,非有高妙的艺术不可,因之,必须反对公式主义。
田仲济强调要全面掌握杂文的特质,“这需要靠思想深度的追求,生活能量的吸收,而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心脑中对于现实的深刻的爱和憎的感受”,当然,也不能放弃艺术技巧的磨炼!
田仲济关于杂文特质的探讨,是有所师承,且有所发展的,因而在中国现代杂文理论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 ·序言》中高度地肯定了鲁迅杂感的战斗意义,认为这种文体“将要同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茅盾在《'一口咬住’……》 (1936)一文指出杂感这种新型的中国文学形式是鲁迅首创的一种'斗争的锐利武器’”。茅盾把杂感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较之于瞿秋白把杂文作为“文艺性的论文”,有了重大的变化,这是茅盾的创见。冯雪峰在《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1937)中认为鲁迅独创了“将诗和政论凝结于一起的杂感”,他又在《文艺与政治》(1940)中说,鲁迅的杂感是“艺术形式和社会批评及时事评论的结合”,“是思想的,独创的诗”。冯雪峰把鲁迅的杂文特质提高到了新的境界。巴人在《论鲁迅的杂文》(1940)一书系统地论述了鲁迅杂文的形式与风格、鲁迅杂文中所表现的思想方法、作为战斗文学的特征等,这些论断无疑地是在吸收瞿秋白等有关鲁迅的杂文论述而形成的,这些论断在中国现代杂文理论史上占有相当的重要位置。
田仲济关于杂文特质的探讨,虽然消化了瞿秋白、茅盾有关论述的长处,然而仍有自己的见解,因而有着独立的价值。瞿秋白重视鲁迅杂文作为“肉搏致胜的武器”的作用,田仲济则加以发挥,从多方面揭示杂文的特质,茅盾重视杂文的讽剌和幽默的积极效应,田仲济则进一步指出,“惟有说出深切不移的至理”,“惟有具有白刃相接的战斗性”,杂文的讽剌才能产生真正的效用。这些论述都深化了杂文特质的内涵。
冯雪峰认为鲁迅的杂文具有诗与政论、诗与思想的结合的特色,田仲济虽然没有作出如此明确的概括,然而他也有类似的看法,如认为鲁迅的杂文有着“真知灼见”,几乎篇篇都是一首首的散文诗,田仲济的《杂文的艺术与修养》同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相比较,各有优势,然而田仲济在探讨杂文的特质较之巴人论述集中、明晰、全面。
田仲济关于杂文特质的见解,是有针对性的,徐懋庸在《鲁迅的杂文》(1937)一文中指出鲁迅杂文在文笔方面的特点是“理论的形象化”、“语汇的丰富和适当”、“造句的灵活”、“修辞的特别”等。田仲济认为这里有中肯的见解,然而杂文的特质尚未揭示出来,这一弱点在欧阳凡海有关论述中也同样存在。他认为鲁迅的杂文之一切特性,都和鲁迅的学识、思想方法、抒情这三个因素密切相关。田仲济指出,这些“见解是很透彻的,然而这主要的是说出了决定鲁迅杂文的诸特点的因素,而不是特质的本身。”鉴于此,他对于鲁迅杂文的特质作了多方面的剖析。这些在当年杂文理论论坛上应该说是少见的,对于深入研讨杂文的特质是有价值的。
田仲济丰富的杂文写作经验有助于他的杂文特质的探讨,同时他的杂文理论也推动了他的杂文创作。他在这个时期创作的杂文名篇,如《气节》、《论无形》、《灯下偶记》、《做戏》、 《李逵的杀法》、《天堂》等或讨伐汪道“戏子统治”,或抨击昏君权臣暴行,或斥责无行者的无行等,其笔墨尖刻、隽永、耐人寻味,发人探省。
从中国现代杂文理论发展过程来考察田仲济关于杂文特质的论述,不难看出他的见解是独树一帜的,且经受历史的检验,并以此丰富了中国现代杂文理论宝库。
田仲济对于杂文特质的探讨,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我们从他对鲁迅杂文观的看法可以透视出来。他在《鲁迅的杂文观》一文中说,“就是在目前仍有不少的人主张杂文不能算作文艺,相反的,自然我们也常看到以为在现代只有杂文才能算作文艺的人”。田仲济认为后者说法显然是偏激之见,前者值得讨论。他仍以鲁迅杂文为例,对杂文的特质作了新的探索,主要从两个方面切入。
其一,对茅盾关于鲁迅杂感“是他所发明,所创造,而且由他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论断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阐发,田仲济认为鲁迅的杂文不同于“古已有之”的杂文,也不同于刘半农杂文,俞平伯的杂拌儿。鲁迅的杂文,如鲁迅所说的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 是“为现在抗争”的武器,这就是说“鲁迅先生特别强调了杂文的现实性和斗争性”。田仲济从鲁迅杂文的社会价值的角度,阐述杂文的特质。
当然指出杂文的武器的作用,还不能论断它是否具有文艺的特质。田仲济在《杂文的艺术与修养》一书中对于杂文的艺术特质探讨,着重从文句、风格、格式等方面去考察,不过他又在《情虚集 ·序》中自评杂文时说:“每篇中写的虽不过是社会的一毛一鳞,一耳一鼻,合起来未尝不可以窥到某些较全的形貌”。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探讨杂文的艺术特质,这一思路在田仲济解放战争时期的论著中表现得更为清晰。他的《中国抗战文艺史》论及当年一些杂文时说,“还只是一鳞半爪,还只是一耳一鼻,即便合在一起也还未能表现出那顽劣腐朽与黑暗的全貌”。他又在《鲁迅的杂文观》中赞扬鲁迅把自己的杂文喻为“所写的常是一鼻、 一嘴、一毛、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体的全体”说法,同时,对鲁迅自喻杂文创作“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的作了补充,他说:“鲁迅先生所说的'小钉’、'瓦碟’,实在并不仅是小钉, 瓦碟了,集合起来便是整个社会的形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田仲济对于杂文艺术特质的看法,较之前个时期有了新的发展,他把反映“整个社会的形象”作为杂文艺术的主要特征。
田仲济对于杂文特质的探讨,已从抗战期间多方面窥视转向抓住主要方面剖析,对他自身杂文观的发展来说,是一种进步,对当时的杂文理论建设来说,也是有独特意义的。
当年不少文章论述鲁迅杂文特质时,从不同角度阐释冯雪峰关于鲁迅杂文是诗与政论相结合的论断,不乏新见。如李广田在《鲁迅的杂文》 一文中对鲁迅杂文中诗的成分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应当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述,1.鲁迅的杂文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而鲁迅的抒情,与一般的抒情不同,可以名之为“鲁迅的抒情”,即从抒情中“可以看出鲁迅的热诚,鲁迅的强烈的生命,以及他在读者心中所鼓舞起来的是一种什么力量。这和那些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抒情自然是毫无相似之处的。”2.鲁迅的杂文是形象化的,即创造了“具体而生动的形象”,“而且都是把握了一切现象中的本质的具体表现”。这个见解值得重视。他把杂文的形象同小说的人物相提并论,他说鲁迅笔下的所谓猫、狗、苍蝇、蚁子者,“实在又只是指某类人物而言”,这与茅盾所说的相类似,即鲁迅的小说“供给我们丰富的人物'画廊’,其杂文“更供给我们无数的'脸谱’”(《研究 ·学习 ·并且发展他》),不过李广田对于杂文形象的看法并不局限于“某类人物”,还包括历史、社会的群象。
朱自清在《鲁迅先生的杂感》中对杂文中诗的诠释是独特的,他说“那传统的称为'理趣’,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理智的结晶的’,而这也就是诗”,他说鲁迅《热风》中的“热讽”,“这是'理智的结晶’,可是不结晶在冥想,而结晶在经验里;经验是'有情的’所以这结晶是有'理趣’的”,“这种诗的结晶在《野草》里'达到了那高峰’。《野草》被称为散文诗,是很恰当的”。
在《什么是文学》中,朱自清指出,英国德来登早就有知的文学和力的文学的分别,似乎是日本人根据了他的说法而仿造了“纯文学”和“杂文学”,但这种分类虽然好象将表情和达意分而为二,却有方便处,他又说杂文是“杂文学”。他还在《鲁迅先生的杂感》中把杂文和杂感作了区分,认为杂文“大家都能用,尖利而又方便的武器”,“这个创造是值得纪念的;虽然我们损失了一些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朱自清对于杂文是否归属于文艺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我们介绍了田仲济、朱自清、李广田诸位对于杂文特征的看法之后,可以看出田仲济主张的特点:强调鲁迅的杂文属于文艺的,具有现实性,斗争性是与塑造“整个社会的形象”浑然一体的。李广田认为杂文“近于说理”的散文,鲁迅的杂文“成了斗争的武器”,又有“诗的成分”;朱自清认为杂文是属于“杂文学”,而鲁迅的杂感是“尖锐的政论性的文艺形式”,他的杂文“配合着时代的要求”,却“损失了一些诗”。
尽管以上诸家对于杂文的特质、鲁迅杂文的特征看法不尽一样,然而从对中国现代杂文的理论建设来说,都是有益的,有着互补的作用。不过,我认为田仲济对于杂文、特别是对鲁迅杂文特征的看法更符合杂文创作实际、更贴近杂文发展的趋向。他引用了鲁迅在《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中这样的论断说明之。“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小说和戏曲,中国是向来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Essay,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是坐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吗?杂文发展起来 ……大约也未必没有扰乱文苑的危险。以古例今,很可能的 …… ”当然,这段话鲁迅也认为含有“开开玩笑的”,不过如田仲济所说的,杂文能不能算为文艺,鲁迅在这里作为“肯定的答复”。
应该特别提出田仲济对于杂文艺术特征的看法是同鲁迅的见解一致的,不过,他较之鲁迅更为着重艺术表现的整体性,即创造“整个社会的形象”。
田仲济在这个时期的杂文创作,同他当时对杂文特征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我们从《田仲济杂文集》中有关杂文,可以看出他从“ 一毛一鳞, 一耳一鼻”的角度揭露国民党官僚政治之下的社会相、人间情,哪里有治者的倒行逆施,也有被治者的辛酸抗争,文笔更为老辣、形象更为鲜明!
《鲁迅的杂文观》是田仲济在解放战争时期写作的关于杂文特质研究的力作,其理论价值、学术价值似乎迄今未引起研究者深入探讨,我认为它提出的问题以及看法,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杂文理论及他本人杂文观都是至关重要的。
社会主义时期田仲济对于杂文特质作了新的探索。他在《田仲济杂文集·序言》指出“现在在国际间斗争还是复杂的,在国内各种斗争仍然还是有的,对朋友,杂文何尝就不可使用吗?说这类文章是对敌人战斗的有利武器,是投枪和匕首,对人民内部使用时得小心谨慎,既不要伤着自己,更不要伤着同志”。这里田仲济对杂文在内容方面的特质的探讨,重在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然后采取不同的态度,在他看来对敌斗争的经验丰富易于掌握,而人民内部问题相当复杂,必须郑重对待之。
田仲济在他的杂文集的序言又说,“时代不同了,写法可随着时代而变化”,“写法可以有所发展,有所改进!”田仲济在考察社会主义时期新杂文的艺术特质时,要求表现艺术跟着时代步伐前进。
从田仲济杂文集第四、五辑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创作实践同理论主张是相一致的。他以回黄转绿、掩映多姿的艺术手法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对敌斗争用的是匕首和投枪,然而对友人时却是醒木、戒尺兼而用之。
田仲济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杂文特质的理论与实践,依然承继鲁迅的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他在自己的杂文集序言中说,“既然鲁迅的杂文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难道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让它消亡吗?”当然不行,田仲济说,杂文应“复兴起来”,但必须与时代俱进!
田仲济的杂文理论核心是关于杂文特质的探讨,其见解是有独特性的,且烙下时代的印记,因而具有历史的价值,其中关于阐发鲁迅杂文特质的见解,迄今依然光芒灿烂!
田仲济不愧为鲁迅杂文特质论的重要阐发者和发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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