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革命时，我党和我军还处于“襁褓”，斗争经验也处于积累阶段，所以很多同志非常尊重“老大哥”共产国际派来的领导，对他们的指示也绝对服从。 不过，各国都有各国的特殊情况，高高在上的“太上皇”明显水土不服，而且还死不认错。王明、博古、李德这三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毛主席也受到他们的排挤。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因为王明的错误路线，毛主席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表示坚决反对，但势单力孤，无济于事。 回忆这段“至暗时刻”时，毛主席不无感慨地说道：“别说人了，连鬼都不来我家。”  错误路线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才得到彻底改观，毛主席在我党的领导地位才得以确定。 但遵义会议的进程绝对不是一帆风顺。 期间，一名与会者的发言甚至让素来“宽厚仁和”的朱德老总竟然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声色俱厉”的老头子在当时的铿锵发言虽然简短，但字字千钧，坚定地支持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那么，遵义会议是如何召开的？ 会议上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 为什么朱老总会大发雷霆呢？ 转战：路在何方？长征在中央红军出发时的实际称谓是“西征”。  因为博古和李德制定的目标是要向西，到贺老总的湘鄂西根据地和红2、红6军团汇合，然后再创建新的根据地。 出发时，中央红军的5个军团加上中央和各机关，总人数将近9万。虽有敌人重兵“围剿”，但按照博古的想法，根据地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所以“瓶瓶罐罐”都得带着。 于是，红军的队伍首尾最远距离甚至达到过100公里。队伍中，有各种被好几个人抬着的机器，有骑马的老同志，有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和病号，全副武装的战士在拥挤不堪的人流里也迈不开大步。 长征出发前，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为主，加上周总理）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全部分散到各军团，毛主席从张闻天那知道消息后，就要求与他和王稼祥一路同行。  王稼祥 因为闹了好几个月差点要命的疟疾，加上心情郁闷和对红军前途的担忧，毛主席的身体非常虚弱，过了于都河，就不得不上了担架。 很巧的是，王稼祥因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腹部受伤，弹片还没取出来，也躺在担架上。张闻天没啥事，一直骑马陪在他们身边。于是，3位领导人谈了一路。 在分析反“围剿”失利和长征开始后遇到的情况时，王稼祥忧心忡忡地对毛主席说：“革命道的路这样走下去，可不行！”  过了些日子，毛主席身体康复，体力也恢复了，就跳下担架经常到各个军团去“串门”。李德在40年后写的《中国纪事》中就提到毛主席“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去这个军团，一会儿去那个军团，无非就是想让军团和师的领导认同他的思想。” 中央纵队的最前面是穿着褪色旧军装，踩着草鞋的总司令朱德老总。虽然他已经48岁，组织上也给他配了担架，但他坚持骑马，为的是让战士们能投入到一线战斗。有时遇到不好行军的路段，朱老总还会带头爬山，其矫健的身手让很多年轻战士都自愧不如。  朱德 在中央红军冲过3道敌人封锁线后，蒋介石已判明了红军是要去湘西，于是严令加强第四道湘江防线。当时，“追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有16个师，加上陈济棠的粤军和白崇禧的桂军等非嫡系部队，总兵力超过了20万。 一时间，湘江沿岸敌军云集，战云密布。 一夜，朱德老总、周总理、博古、李德在一家农户的家里开了碰头会。 朱德老总首先发言：“我看，应该把没用的家当都甩掉，全军尽快渡过湘江。”一边的周总理立刻表示赞同。 但博古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说道：“不行！那些军工、印钞、医疗设备都是革命的本钱，不能丢掉！”  博古 朱老总有些生气，但尽量平静地说道：“人，才是革命的本钱！为了那些东西，要牺牲多少战士，你想过吗？” 此时，李德盛气凌人地插话：“革命怎么会没有牺牲？为了成功转移，付出多大代价都是值得的！”早就看他不顺眼的朱老总没理他，随后起身，继续指挥部队冲向湘江。临走前，他还不忘让警卫员给农户留下了一袋大米。 1934年11月27日晚，红军先头部队已抢占湘江渡口，并与越来越多的敌军展开惨烈的拉锯战，但庞大的中央和军委纵队的14000多人和1000多幅担架还挤在山间甬道，绵延50多公里，以每天20多公里的“龟速”前进。 白崇禧本来为了保存实力，只让桂军对红军“衔尾”追击，结果他没想到红军的移动速度会如此之慢，桂军居然一下把红军大纵队给拦腰切断。 危急关头，“军事专家”李德黔驴技穷，周总理和王稼祥都支持朱老总“扔掉瓶瓶罐罐，快速渡江”的建议。早就没了主意的博古在无奈之下也表示同意。  李德 最终，中央红军在朱老总的指挥下，血战四天四夜，才得以渡过湘江，代价就是人数锐减到3万多人。过江后，博古和李德又来了神儿，继续坚持把红军往火坑里带，还要去湘西。 面对数倍敌军布下的口袋阵，红军该何去何从？ 交锋：泾渭分明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毛主席力主放弃去湘西的计划，改道挺进敌军薄弱的贵州，顺便再打几个胜仗。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表示支持。  随后，中央红军突然冲入贵州，国民党重兵被甩在背后。12月15日，红军进驻黎平，获得了难得的休整。 中央再次召开会议，在关于下一步行动方向的问题上，朱老总、周总理、王稼祥和张闻天再次力挺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准备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博古、李德虽然落了下风，但仍在坚持去湘西的错误路线。 11月20日，军委纵队抵达乌江江畔。在一个橘子园里，也上了担架的张闻天和王稼祥躺在一起，两人在交谈中，不约而同地认为“毛主席打仗有办法，咱们是领导不了，还是请他出山吧。”  王稼祥 于是，在黎平会议上决定召开的遵义会议中加入了最后，于是最重要的一个议题：请毛主席出来指挥，也就是在人事上要有变动。就此，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确定。 此次“担架碰头会”后，毛主席、王稼祥和张闻天组成了反错误路线的“三人团”。 1935年1月13日深夜，博古认为发言内容准备得差不多了，要周总理在14日通知参会人员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总理则建议将会议变为扩大会议，请前线各军团的将领也进行发言。博古没有反对。 于是，周总理立刻连夜派人通知了不在遵义的刘少奇和李卓然两位同志。尤其是李卓然，是红5军团的政委，在长征开始后，周总理亲自将他和原政委朱瑞进行了对调。 红5军团号称“铁流后卫”，自始至终负责大军垫后的重任，与敌人一路打得血肉横飞。当时，李卓然正在和董振堂军团长一起镇守乌江，保卫遵义会议的召开。接到参会通知后，李卓然立刻策马狂奔，直奔遵义而去。 1935年1月15日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的“柏公馆”正式召开。  “柏公馆”是原国民党25军2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红军到遵义后把司令部设立在这。因为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军务和其他重要事宜，所以几天的会议都是在晚饭后进行，一直开到半夜。 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三个。 第一、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 第二、建立新根据地的问题；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事变动，推举毛主席再次出山。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博古首先进行发言。按他“笔杆子”作风，他提前准备了一大摞发言材料，在推了推眼镜后，便开始侃侃而谈。虽然他也进行了检讨，但发言的核心就是强调反“围剿”的失败在于敌人太强大，我们打不过。 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李德在旁边频频点头，久违的笑容终于浮现在他的嘴角。而其他大部分同志都面露愠色，心想：“这不就是在给自己无能找借口嘛！” 终于忍到博古说完，周总理立刻起身作了副报告。在发言中，周总理客观地把失利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分析，同时明确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就是决策问题。而且，周总理还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红军时期的周总理 周总理发言完毕后，张闻天随即起身进行发言。而他的发言就没周总理这么“客气”了。 张闻天直指博古把李德捧成了“太上皇”，言听计从，并且反问博古：“如果是敌人太强大，那前四次反“围剿”是怎么取得胜利的？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全是拍脑袋，瞎指挥！” 他的这份“反报告”让博古和李德非常震惊，也十分难堪。 张闻天 此时，毛主席把烟头掐灭，进行了长篇发言，一针见血地对博古、李德在战斗和长征中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阐述了自己关于中国革命和红军未来的战略和战术构想。一旁的朱老总频频点头。很多领导都不约而同地热烈鼓掌。 随即，周总理提议请毛主席重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王稼祥也忍痛长身而起，说道：“我说三点。第一，我赞成洛浦（张闻天）和老毛的发言。第二，红军就该让老毛这样有经验的人指挥。第三，解散'三人团’，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权！” 热烈的掌声再次响起。博古则面红耳赤，憋出一句：“我要考虑考虑！” 就此，关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两种观点泾渭分明，针锋相对。 博古一看情况不对，再一看表已是1月16日零时30分，遂提议休会，领导会开始了各自的会后讨论。 毛主席当时得了重感冒，就在他刚刚回屋休息不久，一位重要的“客人”到了。 来者何人？ 决议：改变历史当然是李卓然赶到。 李卓然 毛主席不顾大夫的劝阻，立刻起身会见。李卓然则有一说一，把红5军团的一路血战和指战员们对博古、李德错误路线的不满情绪进行了详细汇报。 毛主席听罢，笑道：“卓然，你这说大实话的毛病一点没改！你说的情况太重要了！你要在接下来的会议上好好讲讲部队的实际情况！” 1月16日晚，会议继续召开。 这次，凯丰（何克全）第一个发言。他来者不善，上来就质问毛主席“读没读过马列主义？上没上过苏联的军事院校？” 随后，他又冷嘲热讽说毛主席“只看过《水浒》和《孙子兵法》，难道凭这个就要指挥红军？”随后，他又旁征博引，把马克思、列宁著作说了一个遍，总之一个观点：支持博古和李德。 凯丰（何克全），后改正错误，坚定拥护了毛主席 一旁，毛主席若无其事地喷云吐雾，博古满眼的感激之情，李德则轻蔑地扫视着“土包子”毛主席。 凯丰正唾沫横飞时，突然，一声巨响。 平日里宽厚仁和，几乎从未发过火的朱德老总拍案而起。 总司令目光如电：“我要说几句！我们是没喝过洋墨水，但历史会证明谁对谁错！在李德同志的指挥下，红军屡战屡败！数万将士血染湘江！”说到这，朱老总哽咽了，全场一片沉寂。 揉了揉眼睛，朱老总平和地说道：“我不反对外国的先进经验，但总要结合我们的国情吧！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在他的指挥下，我们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具有杰出的才能，完全能够指挥中国革命！所以，我也提议，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核心。讲完了！” 现场掌声再起，还有同志们的叫好声。 凯丰急了，厉声指责朱老总反对共产国际。朱老总冷冷一笑，道：“我说的话，对事不对人，如果你们坚持错误路线，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随后，朱老总手指李德，声色俱厉道：“你们瞎指挥！根据地没了！牺牲了那么多战友！我们还要跟你们走？！” 朱老总的一席发言，振聋发聩。 随后，李卓然发言，把战场和前线将士的真实情况一五一十进行了汇报，最后，他同样坚定支持毛主席进入中央。 接下来的会议，讨论更加激烈，再也没有长篇发言，全是“短兵相接”。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一线将领全部支持毛主席，刘少奇、陈云同志也坚定表态。会议的全程记录则是由秘书长邓小平同志完成。 当天会议结束后，朱德老总回到房间，高兴地对康克清同志说道：“很成功！毛泽东同志终于复出了，担任中央常委，又可以指挥部队了！” 康克清同志忽然提高了声音：“太好了！” 感谢在遵义会议上为毛主席投下关键一篇的每一位我党先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