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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馆藏玉器信息里可以看到，虽然汉代玉器的锉磨和打磨是整个高古时期里的顶峰，其加工工艺依然和商周没有任何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在部分精工玉器上，更为细腻，在宽槽锉磨的处理上，锉磨工具没有任何抵消，拉丝痕迹明显。在肉眼感受不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归纳几个汉代玉器锉磨的痕迹形成的特点：一是汉代玉器形成中，锉磨工艺占比要比商周要多。二是，玉器表面打磨形成极为细腻的皮壳，甚至呈现玻璃光泽，但是这种细腻和玻璃光之下，是不均匀的晶粒状态，这种晶粒痕迹和凹点大小、方向、深浅均不均匀。三是在细腻的晶粒的基础上，汉代打磨会有被打平的团状凸脊存在，尤其是以粗工玉器更为明显，这种被打磨过的团状凸脊光泽会更为强烈。四是在玉器平面位置上，往往会能看到成片的、带有方向的、肉眼看上去几乎没有抵消的拉丝痕迹。这种痕迹在放大镜下，呈现的是与商周同样特征的锉磨痕迹，肉眼看似连续，细腻，放大镜下断续，不均匀的特点依然没变。相比其他年份的玉器，汉代玉器的皮壳上的锉磨工艺更为复杂，张家坡提到的三种痕迹特点以不同组合方式呈现，同时又伴随有别于其他年份的玻璃光泽，让人往往会难以掌握的感觉。实际来说，皮壳玻璃光、锉磨无抵消，对汉代锉磨工艺和皮壳打磨来说，是一种“型”的问题，实质的内核，与商周的做法并无二致，这也是贯穿整个高古玉不变的东西。在变化多端的汉代玉器造型和纹饰中，寻找到不变的工艺原理，找到那个难以仿制的环节，就完成了鉴定。
战国后期到汉代，打磨的变化如果细化区分，大约是四种基本形态。虽然可以按照不同的分类进行对比，如果想更为简洁更为直接的对汉代玉器的皮壳进行相对准确，且稳定的掌握，就需要对张家坡提到的三种痕迹掌握的非常熟悉。
在玉器的打磨上，汉代，甚至是东汉，都呈现一种非常精细，甚至达到玻璃光的现象，不过从痕迹来说，依然是非常明显的三个特点，一是表面打磨存在不均匀的长条凸脊及凹槽痕迹；二是团状凸脊和晶粒并存；三是更为细腻的晶粒状痕迹。这种视觉效果非常精细的打磨痕迹，在微距下，或者正常的20-25倍放大镜下，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长条凸脊与凹槽并存，长条凸脊与凹槽，无论长短，还是宽深，都呈现了不均匀的现象，与现代目数一致的油石锉磨的齐刷刷的毛刷痕迹，形成鲜明的区别。
团状凸脊呈不规则大小，粗细，链接方式呈现了无规则，不均匀的现象，并且突出于晶粒状的平面，甚至和长条凸脊的残存痕迹并存。这类团状凸脊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突起的部分由于打磨甚至使用的原因，其光泽度会明显亮于底部平面的晶粒状平面。
对于汉代打磨的极致典型器物，八刀类玉器，也是存在三种痕迹并存的状态，即便是玻璃光玉器。
局部团状凸脊痕迹 
极致打磨的晶粒状凹点与沟槽内粗糙的长条凸脊痕迹并存。 
到了这个时期，细腻皮壳的细腻程度，远超战国中期之前的打磨，呈现了极度细腻的状态，但是依然是沙痕不均匀，无方向，不规则的状态。而长条凸脊痕迹，即便在八刀类玉器中，沟槽内依然可以看到粗糙的加工痕迹，这个痕迹不会完全被打磨干净，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长条凸脊的锉磨工具发生了变化，与战国中期之前的低效锉磨有了区别，这种长条凸脊既可以像战国中期之前的那种有抵消的锉磨，也有几乎没有抵消的锉磨痕迹，甚至可以看到锉磨工具从头至尾痕迹不变的现象。
但是无论锉磨工具如何先进，依然是达不到今天的一点抵消没有，且均匀密集的状态，毕竟还是手工锉磨，工具目数不一致，痕迹自然就有了区别。
对于战国中期之前的玉器来说，锉磨痕迹粗糙，不匀，单一，肉眼几乎就可以观察。但是到了汉代，尤其是汉代晚期到东汉，锉磨工具出现了质的变化，晶粒状的皮壳肉眼很难再看到，细密的锉磨痕迹与战国也有很大区别，都是需要微距下才能判断。除了汉代的打磨细腻需要必须借助微距工具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今的仿品工具，在锋利度和细腻度上都能基本上做到汉代的状态，肉眼效果看上去差别不会像战国中期之前那么大，或者说，战国中期之前的玉器，更为难仿，仿汉代则更为好仿。而借助微距工具，是汉代精工打磨玉器鉴定必不可少的工具，在微距工具之下，才能更为细致的观察到那些隐藏在精细皮壳，甚至是玻璃光之下的加工痕迹的遗存，也能看到精细的玻璃光状态里包含了哪些内容，寻找其中的破绽，或者说把鉴定点运用上，微距工具是必须的。总的归纳来说，战国后期的玉器打磨大致有四种视觉效果，或者痕迹形式，这几种形式要比战国中期之前的复杂，同时，这几种形式的痕迹又互相结合，叠加存在，再加上工具的变革，使得痕迹更为细腻，锉磨更为高效，观察鉴定起来会相对更难一些。不过，无论如何变化，这些痕迹依然没有超越高古玉的痕迹范畴，所以，对高古玉砣线、锉磨工艺的理解，运用到汉代这个时期，依然是好用且通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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