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没有出台相应的土地革命法规。1942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既可以看做是一个政策性文件, 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实际发挥了法规作用的文件, 与其他时期的法规具有同一性。“逃亡地主”、“经营地主”隶属于“地主”;“半地主式 (的) 富农”隶属于“富农”;“富裕中农”隶属于“中农”。 表2 各时期政策性文件中主要阶级划分词语出现频率统计
(一) “地主” (二) “农民” (三) “富农” (四) “中农”和“贫农”
表4 各时期政策性文件中与阶级成分划分相关的政治衍生词使用次数统计 (单位:次)
(一) 基础衍生词:“劳动”中共的政治话语建构以阶级成分划分词语为核心, 而阶级成分划分词语的确立则以与之相关的政治衍生词作为基础。“劳动”一词是阶级成分话语建构的基础衍生词。也就是说, 划分阶级成分时, 需要以“劳动”一词为基础作出判断, 最后确立相应的斗争策略和政策。 “劳动”一词在各个时期的法规中均有出现, 使用次数分别为:8次、1次、1次、8次 (见表3) , 与“剥削”和“压迫”相比, 其使用更为稳定。法规中的“劳动”常以“劳动力”的复合词形式出现, 用来说明对各阶级的土地分配细则或明确阶级成分。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规定以“劳动力”为单位计算分配给富农的土地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规定“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 均不得以地主论” 由于阶级成分划分在法规中表达较为笼统, 而在各历史时期的政策性文件中表达较为具体, 因而, “劳动”一词作为基础衍生词在后者中被大量使用。据统计, “劳动”一词在1933年的两个政策性文件中使用107次 (见表4) 。与其相比,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使用次数略为增加, 为126次 (见表4) , 后在补充决定的草案中也使用了83次 (见表2) 。由于《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是在对1933年两个文件进行增删的基础上产生的, 因此字数和篇幅相差不多。“劳动”一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策性文件中使用次数的增加, 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共更加重视对该词的使用。一方面, 将其作为名词使用, 用以阐述劳动的分类, 或与其他词语连用成为与劳动相关的复合名词, 用以灌输无产阶级的劳动思想和理论, 如“劳动力”、“劳动妇女”、“附带的劳动”等。另一方面, 作为动词使用, 阐述与之相对应的“剥削”一词的含义, 并用以划分具体的阶级成分, 如“自己不劳动, 或只有附带的劳动, 而靠剥削为生的, 叫做地主” 据统计, 还可以看出:“劳动”一词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新中国初期的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使用次数均为第一。这说明了中共将其作为建构阶级话语的基础词语, 通过其在法规和文件中的频繁使用, 促使人民开始反思自身劳动的价值何在。通过中共的重新阐释, 人民群众习以为常的劳动被赋予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 促使他们开始反思自己在这个政治话语系统中处于何种立场。经过土地革命和改革, 人民群众对劳动的内涵、性质以及如何区分劳动和计算劳动量等问题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劳动”和“剥削”的对立, 也促使人民群众认识到划清自己阶级立场的紧迫性。这种二元性的划分, 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话语系统也具有了二元性。当阶级意识的觉醒与传统的宗族观念和乡土情怀发生冲突时, 人民群众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前者。
(二) 根本衍生词:“剥削”与“压迫”“剥削”与“压迫”是一对同性词, 蕴涵强制性、不平等性等负面含义。在中共的政策表达中, 它们有时以并列形式同步出现, 以说明地主与农民的对立性。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阐述地主阶级的性质时, 认为地主阶级“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 具体到中共土地革命和改革的法规中, “剥削”与“压迫”总是交替使用, 且“剥削”使用次数多于“压迫”。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没有使用“剥削”, 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使用次数分别为5次、2次和1次。土地革命时期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旨在以财富多寡为标准重新分配现有土地, 还没有认识到“剥削”具有的政治经济意义。而到抗日战争时期, “剥削”的使用次数最多。与这一时期的特殊形势相适应, 在表达对各个阶级成分的政策时, 总是围绕“封建剥削”来进行阐述, 强调减弱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成为中共团结一切政治力量的重要手段。 在土地革命和改革的政策性文件中“剥削”与“压迫”并不完全交替使用。“压迫”一词使用次数极少, 仅1次;而“剥削”一词在4个时期的5个政策性文件中使用次数分别为:79次、5次、2次、83次、46次, 其高峰出现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策性文件中 (见表4) 。 土地革命时期, “剥削”一词在两个政策性文件中大量使用, 说明中共开始尝试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粗糙的财富划分标准转向在现阶段以“劳动”和“剥削”为标准, 重新界定农村的阶级成分。首先,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以是否劳动和形成剥削关系作为标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 如指出:“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 自己参加劳动, 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 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是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两个文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剥削”一词的使用增加了4次, 且发布了补充规定, 以进一步详细说明“劳动”和“剥削”量如何计算。这表明, 中共最终建立了以“劳动”和“剥削”为标准来划分阶级成分的形式。 从建构阶级成分话语的角度看, 在具体划分阶级成分的过程中, 中共规定的“劳动”及“主要劳动”、“附带劳动”等复合词与“剥削”及“剥削收入”、“剥削关系”等复合词最终都会合于封建“剥削”这一集合词中。也就是说, 是否劳动与剥削关系的判定是确定阶级成分和剥削形态的基础, 为阐述中共消灭封建剥削的最终政治目的而服务。因此, “剥削”是阶级成分话语建构的核心和本质词语。中共对“剥削”一词的使用程度远远超过“压迫”一词, 也就在于前者所具有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大于后者。“剥削”一词代表着经济掠夺, 是对生产资料归属问题的表达;“压迫”一词代表着政治强权, 表明被压制和强制服从。两者相比较, “剥削”一词蕴涵了受剥削者抗争和取得财产的正当性, 更符合中共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
(三) 工具衍生词: “革命/改革” 与 “斗争”革命、改革与斗争是中共发动土地革命和改革的工具和途径。土地革命和改革的顺利完成和基本目标的实现, 离不开革命、改革与斗争。革命与斗争方式表明了矛盾双方的尖锐对立, 需要用暴力的激烈手段解决问题;而改革方式则相对平缓。在发动土地革命和改革的过程中, 中共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话语系统作为理论依据, 表明其革命和改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一方面, 剥削是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桎梏, 因此, 消灭剥削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 消灭剥削的手段和工具应该是革命、斗争还是改革, 则适时依据具体时期的时代特征和国情特征作出判断。政治目的决定政治工具和手段, 同时决定政治活动的性质和名称。 “革命”一词是中共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的理论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 但也有其历史阶段性。当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时, “革命”一词的使用就非常频繁。如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 “革命”一词分别占12次和24次 (见表3和表4) , 说明该时期主要以革命手段夺取土地。而当国内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 或国内阶级矛盾比较缓和时, “革命”一词则相应地让位于“改革”一词, 或者两者都不使用。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 “革命”和“改革”均未使用;在解放战争时期发布的《五四指示》中, “革命”一词仍未使用, “改革”一词使用为6次;而在1947年发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 则两个词都未使用 (见表3和表4) 。另外, “革命”与“反革命”相对, 对地主、富农等的不同划分除以是否“劳动”为标准外, 还要加上是否为“反革命”的附加政治条件, 以最终判定是否对其采用“革命”手段。这种政治区分方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即用于区分敌我矛盾, 并对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定性为“反革命”的阶级进行严厉镇压。 与“革命”相比, “斗争”一词没有天然的阶级属性, 含义上只表示两种相反力量之间的互相对抗。在中共推进土地革命和改革的过程中, 该词也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 “斗争”一词作为“革命”一词的辅助工具, 用以说明斗争是革命能够实现的条件和手段。另一方面, 在特定时期中, “斗争”一词取代“革命”一词成为表述中共政治方针的重要词语。如在抗日战争时期, “斗争”与“抗日”结合, 用以说明中共为民族解放进行的抗争;而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五四指示》中, 使用“斗争”一词而不是“革命”一词或“改革”一词, 就是旨在通过对土地分配政策的阐述, 表达中共在1946年希望中国走上和平民主发展道路的政治愿景。
阶级划分词语变迁的特点土地革命和改革都需要制度化、规范化的法规和文件作为支持。除抗日战争时期外, 中共在各个时期都制定了明确的法规, 对土地革命和改革进行总的政策指导。对于复杂的阶级划分问题, 往往还发布具有辅助或指导作用的政策性文件作为补充。在各时期土地革命和改革的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 中共使用的阶级划分词语以文本形式出现。通过这些阶级划分词语及其衍生词, 中共阐述和表达了政治诉求, 影响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 改造了人民大众的思想。通过对这些阶级划分词语变迁的分析, 可以发现:基本的阶级划分词语具有稳定性, 但在操作过程中会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整, 具有多元性。另外, 这些词语表述和具体操作之间存在张力性, 使得这些阶级划分词语能够获得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生命力。 (一) 基本阶级划分词语的稳定性进行土地革命和改革, 首要问题是弄清楚对象及目标。在土地革命和改革过程中, 中共通过“地主”、“农民”等基本阶级划分词语为广大革命主体指明了目标和方向。这些基本阶级划分词语通过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的文本形式表达了特定含义, 并通过革命和改革实践传播开来。 在各时期土地革命和改革的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 这些基本阶级划分词语具有稳定性, 如在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均使用“地主”、“农民”等集合性阶级划分词语, 用以从整体角度阐述中共对各个阶级和群体的政策和态度。原因在于:首先, 这种稳定性是由中共的指导思想和政党性质决定的。中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 其性质决定了在土地革命和改革过程中, 必须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指导中国的实践活动。其次, 这些基本阶级划分词语在运用到中国革命的过程中, 比较符合中共对农村社会结构整合的实际需要, 具有合理性。因此, 尽管中共在各时期中对这些基本阶级划分词语的使用频率各不相同, 但始终注意保持稳定性。再次, 这种稳定性是维护土地革命和改革实践的历史继承性的重要保证, 以避免人民群众的思想发生混乱。或者说, 中共是通过统一的基本阶级划分词语向民众灌输基本的阶级观念, 使其学会以阶级划分的方法参与到土地革命和改革的实践中去, 并采用不断强化的方式, 将广大农村社会纳入阶级革命和斗争的范围中。 根据前文所述, 中共在各个时期中均使用过的阶级划分词语有“地主”、“农民”、“富农”、“中农”和“贫农” (见表1、表2) 。这些词语使中共实现了对农村整体社会结构的初步划分, 搭建了土地革命和改革所需要的基本理论框架。在中共的政策表述中, 地主与富农长期作为农民的对立阶级而存在:前两者代表着封建剥削制度, 是消极力量;后者是觉醒的社会新生群体, 是积极力量。而中农和贫农构成农民的主体部分, 是中国的革命主体, 也是中共需要依靠的革命力量。总之, 在中共的基本阶级划分词语中, “地主”、“富农”与“农民” (含“中农”、“贫农”) 的矛盾对立是革命的立论依据, 具有普遍性。而这一矛盾的普遍性最终决定了整个土地革命和改革的过程中上述基本阶级划分词语的稳定性。
(二) 具体阶级划分词语的多元性具体阶级划分词语即除基本阶级划分词语外的细化性词语。基本阶级划分词语仅提供了总的概括性目标, 在具体的土地革命和改革实践中, 还需要大量的细化性阶级划分词语作为补充。所谓多元性, 即指在基本阶级划分词语已经确立的框架下, 词语的使用越来越细化, 单个基本阶级划分词语下分化出多个具体阶级划分词语或称细化性阶级划分词语。 在各时期土地革命和改革的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 具体阶级划分词语具有多元性。其原因在于:与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社会状况相比, 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不高, 农村社会阶级分化不明显, 过于笼统的阶级划分方法在土地革命和改革的实践中必然会遭遇困难。因此, 中共的具体阶级划分词语的多元性, 是由中国农村的社会生产力状况和阶级分化不显著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另外, 各个历史时期形势和任务的变化, 也决定了中共进行革命和改革的对象及目标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使具体阶级划分词语呈现出多元性特点。 具体而言, 在中共制定的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 往往会画龙点睛式地提及个别新型阶级划分词语, 以细化“地主”、“农民”等词语的内涵 (见表1、表2) 。这些细化性的阶级划分词语使用次数很少, 或者只是作为特例, 用以补充说明集合性阶级划分词语所指对象。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 “逃亡地主”和“经营地主”分别出现过1次, 并详细阐述了关于这两种特殊地主阶级类型的土地政策。具体阶级划分词语的多元性还突出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两个政策性文件《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 (草案) 》中。与土地革命时期相比, 新中国成立初期颁布的这两个文件, 除了继续使用原有常用的阶级划分词语外, 还增加了其他具体的阶级划分词语。这些词语根据农村社会土地关系出现的新情况, 对原有阶级划分词语进行补充或重新界定, 使之更加详细。例如, 增加“小土地出租者”和“债利生活者”;对“地主”的划分包含了“破产地主”、“大地主”、“经营地主”、“小地主”、“二地主”、“地主兼其他成分 (或其他成分兼地主) ”;对富农的划分包括了“反动富农”、“半地主式富农”、“佃富农” (见表2) 等均属于这一类。通过这些词语, 中共对各阶级中不同生产关系情况进行了更加细致和全面的区分。 多元性还意味着阶级划分词语的准确化。较之其他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使用的细化性阶级划分词语更为科学。如解放战争时期将“地主”细化分为“大地主”与“中小地主”, 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弃用“中小地主”一词, 采用更为准确的“大地主”、“小地主”与“二地主”的划分形式。这一变化表明, 通过土地革命和改革的实践, 中共已经逐步摆脱了苏联式阶级划分方法的控制, 而越来越能准确地把握农村各种复杂经济关系的脉络, 从而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实现阶级划分词语建构的细化和科学化。由此可见, 依靠具体的阶级划分政治词语, 中共将农村社会成员基本囊括其中, 并通过阶级划分词语的细化, 实现对中国社会“人”的重新界定, 促成了以阶级划分为核心的新社会结构的生成。至此, 中共不仅解决了社会运动的理论问题, 同时为即将建构起来的新社会提供了基本的意义空间。因此, 阶级划分词语的多元性不仅使中共实现了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与土地革命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 而且使这一结合过程具有了更进一步的生长性空间。
(三) 阶级划分词语在具体操作中的张力性中共的阶级划分词语是能够应用, 且必须应用到中国农村土地革命和改革实践中的理论表述。阶级划分词语一旦以文本形式固定下来, 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具有静态性。而土地革命和改革的具体操作过程则具有动态性。固定文本范围内的静态词语与特定时期土地革命和改革的动态具体操作之间, 就会形成相互牵引, 互相制衡的关系。静态的阶级划分词语不可能穷尽一切时空和人群, 因此, 在不对等的牵引力下, 其在土地革命和改革的具体操作实践中往往具有张力性。也就是说, 中共土地革命和改革政策中的阶级划分词语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弹性。但这种张力性也有临界点。这种张力性的持久与否, 既取决于词语本身的缺陷和自我完善能力, 又取决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 阶级划分词语本身的特质也会显现出张力性。这种特质在土地革命和改革的具体操作中表现得比较明显。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 表现为词语本身的模糊定义。这是早期阶级划分词语的缺陷, 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缺陷, 致使其张力性显露出来。以阶级划分词语的衍生词“劳动”为例, 土地革命时期是这样表述对“富农”的土地分配政策的:“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 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 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等现实因素也会使阶级划分词语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呈现张力性。在使用阶级划分词语时, 中共非常注意其是否与当时农村的现实经济状况和自身政治诉求相匹配。对于符合现实经济状况和政治需要的词语, 会继续使用。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 就继续使用了抗日战争时期法规中曾出现的“逃亡地主”一词。反之则弃用。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法规中曾经出现过的“经营地主”一词, 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法规中就不再使用 (见表1) 。类似“逃亡地主”和“经营地主”这种细化性的阶级划分词语, 其张力性均不强, 容易受制于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当社会生产力出现新变化时, 就会遭到弃用。反观“地主”、“农民”等词语, 由于其具有较强张力性, 获得了持久发展的生命力, 从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继续长期主导着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阶级划分。也正是借助这些具有较强张力性的阶级划分词语, 中共对中国社会实现了强有力的控制。 综上所述, 自1931年起至1951年, 中共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土地革命和改革的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从横向和纵向角度全方位、立体地建构起了土地革命和改革所需要的阶级成分划分话语系统。整个话语系统在变迁过程中既保持了“地主”、“农民”、“富农”、“中农”、“贫农”等阶级划分词语构成基本框架的稳定性, 又根据中国农村现实状况使阶级划分词语走向多元化, 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保持其张力性。这一过程也是中共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农村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创造符合中国革命和改革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过程。另外, 这一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在各个历史时期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整合、对农村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灌输, 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土地革命和改革中社会各阶级对中共的政治表征意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