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山：江南文化的结构、互动与思想基础

刘伯山研究员

摘要：江南文化是南宋以后在长三角地区兴盛的特色区域文化，它在结构上存在三个层面，即乡村文化、市镇文化和都市文化，其中占据主体地位也最具特色的是作为中间体的市镇文化。互动是江南文化繁荣的内在根据，既存在自我纵向互动，更存在空间横向互动，最大力量是商业资本，最重要群体是商人，尤其徽商举足轻重。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有强大思想支撑，朱子之学是维系长期稳定的思想基础，事功主义思潮和“心学”思想是提供活力的精神源泉。

“江南文化”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字眼，从古到今，激引无数人的关注。解析江南文化的结构，探寻它得以长期稳定繁荣发展的根据，在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今天，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一、“江南”概念的界定

“江南”的概念一直存在诸多争论。梳理历史文献和既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基于不同的视角，“江南”的概念有所不同，空间范围所指也不尽相同。至少存在三种不同意义的“江南”概念：

其一是历史地理学视角的“江南”。它原先所指的范围很广，泛指长江中下游以南的所有地区；到了唐代，“唐太宗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时，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西部迤东直至海滨，这是秦汉以来最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之后，江南道析分，“至乾元元年（758年）撤销江南东道，分为浙江东道、浙江西道和福建道，其中浙江西道辖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和安徽徽州，大体上等同于今天意义上的江南区域。”“两宋时期，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被划为两浙路，这是江南地区的核心，也是狭义的江南地区的范围。”明朝时设南直隶、清朝初年设置江南省，辖区范围包括了今天的上海市、江苏省和安徽省。清康熙六年（1667）改江南左布政使司为安徽布政使司，改江南右布政使司为江苏布政使司。如此，则“江南”的空间范围存在愈来愈缩小的趋势。

其二是区域经济史的“江南”概念。它侧重指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上最发达的地区”，空间范围所指，影响较大的观点是李伯重在1991年提出的“八府一州”说：“就明清时代而言，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江南地区，其合理范围应是今苏南浙北，即明清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仓州。这个范围，与本来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大致相若。”对此，一些学者提出其范围应再扩大，“狭义的江南”以“八府一州”为核心，而实际的“江南”，“还可以包括钱塘江南、浙江北部的诸暨、绍兴和宁波地区，以及安徽东南部地区，以及长江北面的扬州等地。”

其三是文学艺术视角的“江南”。它在唐宋时更多是一个文学意象，如在唐宋诗人眼里，江南不仅是烟花鼎盛的扬州，也包括长江以南的更广大区域。“这个时期的江南常常是指代一种文学上的'江南’概念，而非地理学意义。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巅峰带来的影响对后世世俗意义的江南地区产生了一个模糊化的趋势，使得后世'江南’的文学意义超越了其地理学意义”。及至明清狭义地理概念的江南形成，文学“江南”的空间一般指以“金陵—杭州”一线为轴线进行辐射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皖南地区的狭义江南区域。

然而，正如周振鹤先生所指出的：“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而且还具有经济函（笔者注：当为“涵”）义——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区的范围。”如此，则上述三种“江南”概念应该归并，以寻求它们的共同性。

在充分把握历时性发展中的共时性存在，和共时性存在下历时性发展的前提下，我们界定：“江南”是一个历史文化地理的概念，其空间范围当为长江三角洲，核心区为传统吴、越之地，其中包括徽州，延伸包括苏北和整个皖南。

二、江南文化的三个层面

“江南文化”通指江南地区的历史与文化，考虑到历史形成的因素，重点指宋代以后至民国时期的江南地区历史与文化。

目前一些谈论“江南文化”的著述，所进行的多为“诗意”描述，如“水韵江南”“诗性文化”“夜航船”等。其实，理性地分析，从历史的发生和逻辑的形成来看，江南文化有三个层面：

1.乡村文化

谈文化离不开社会。传统中国是农业大国。作为江南的“长三角”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大多是属于平原和丘陵地带，河流纵横、土地肥沃，尤其是苏杭一带，素为“鱼米之乡”，两宋以前被称为“天下粮仓”，有谚语“苏杭熟，天下足”。因此，江南地区的社会本底是乡村社会，原初文明是农耕文明，基础的文化是乡村文化。是为江南文化的第一个层面，展现的是中国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具体形态为乡村社会的组织构成、劳作模式、习俗、礼仪、风尚、习惯、惯例、语言等各个方面。如此本底，江南地区是一直予以保持，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也从未消失，在新时代的发展中，“乡村振兴”在江南地区仍然占据重要份额。

探究江南地区传统乡村社会与文化的结构与性质，可以发现，它具有极大的区域共同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在乡村社会构成上具有同质性——皆是注重血缘关系的宗族社会；在乡村意识形态上具有同属性——皆厚实沉淀有儒家文化；在乡村社会建构上具有同构性——皆进行了礼仪之邦的伦理打造。对此，笔者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一文里已有具体论述，这里不再展开。可以说，江南地区的乡村文化在传统中国社会一直具有典型意义，它是江南文化的第一个层面，也是基础。

2.市镇文化

谈文化离不开经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是自给自足式的田园、庄园经济，产业一般是停留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手工业加工业上，需要物品交换则是靠集市的赶集来实现。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几个大的变化：

第一，宋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一直在长江以北，南宋王朝迁都临安后，则重心移到了江南，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呈现了极大的活力。

第二，宋代以后，大运河已不仅仅是承担“漕运”等官方、皇家功能，也为民间所用，成为经济的运脉。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宋代之前，中国经济文化重在“南北交流”，之后则转为“东西交流”为主，至明代，“吴楚贸易”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形式，长江水系是黄金水道。长江在宋代之前主要还是一条政治的江、军事的江，之后才成为经济的江，成为中国经济的大动脉。

上述的叠加，使得宋以后，商品经济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获得极大发展，传统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尤其是苏浙一带的经济，逐渐由过去的以粮食生产为主转向以丝棉纺织业为主，大量的耕地种植了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如苏州棉花种植，“元至正间始传此种。太仓东乡土高，最宜。”至明代后期，太仓“州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弃稻袭花”。桑树种植，“明洪武初，六县（长洲、吴县、吴江、崑山、常熟、崇明）栽桑一十五万一千七百七株。……弘治十六年，农桑二十四万九百三株”。据日本学者藤井宏的研究，“江南棉布手工业最初兴起于松江府，后来逐渐扩及于其周围的诸府县。明代中期，苏州府嘉定、常熟二县等的棉布业早就脍炙人口”，到了明代中后期，几乎是全国各地都用吴地生产的布匹。丝绸业，据方志记载，苏州“绫绸之业，宋元之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如盛泽等地都成了丝绸业重镇。经济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至明代中后期，苏浙一带的粮食甚至不能自给，“天下粮仓”的地位已经让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广楚地，出现了谚语“湖广熟，天下足”。

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商品流通的加速。至此，商品的贸易已成为经常性、即时性和连续性的常态化贸易，过去那种定期赶集式的市集经济已不再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于是，这就致使两种情况出现：

其一，本是“墟市”和“草市”的地方，过去是逢赶集之日才开市，商贾云集、摊铺林立、熙熙攘攘，而散市之后也就归于常态，冷冷清清，常住人口不多；商品流通加速后，则是天天都开市、时时有贸易。这样，就有一批人要移居于市集，开设店号，营建作坊，专事商品贸易和农副产品、手工业品的加工，以保证贸易的连续性。

其二，一些本是从事农副产品种植、生产和加工的乡村，由于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等，吸引了大量的商贾，也带动了当地的许多人就地进行商品贸易，开设了店铺，从而使原本的乡村增设了市集的功能，更有一些乡村直接转化了自己的社会功能，变成了市集。

列宁说过：“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那里就有'市场’；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上述两种情况出现的结果，就是导致侧重于工商业的“市镇”在江南地区大量涌现。

在中国古代，“村”“市”“镇”本是各有所指的。乾隆《吴江县志》云：“民人屯聚之所谓之村，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三者名称之正也。其在流俗，亦有不设官而称镇，既设官而仍称村者，凡县邑皆然。”至宋代以后，则“民居所聚谓之村，商贾所集谓之镇”。明代弘治《吴江县志》称：“人烟辏集之处谓之市镇。”弘治《湖州府志》称：“商贾聚集之处，今皆称为市镇。”据统计，苏、松、常、杭、嘉、湖六府，宋代有市镇71个，明代增加到316个，到了清代，达到479个。举凡浙江嘉兴的西塘、乌镇，江苏苏州的周庄、甪直等古镇皆是由原来的市集扩大而成为著名市镇；而太湖周边的南浔、盛泽、震泽、双林、菱湖、乌青、唐栖、濮院、王江泾，及湖州府的练市、荻冈、善连、埭溪、新市等，多为由原本的乡村而在明清时期发展为重要市镇的。有学者干脆将明清江南市镇直接界定为：“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

市镇的繁荣、市镇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增多，消费需求扩大，随之而来的就是各项服务业的跟进与兴旺，消费文化生成，文化消费加重，产生了“市镇文化”。

关于江南的市镇文化，历来多受文人雅士的关注和颂赞，凸显它水韵特色、诗性魅力和小镇情调等，近世以后更有如从绍兴小镇走出的鲁迅和周作人、从海宁小镇走出的徐志摩等，在他们的小说、散文和诗里，描述与记录了江南的市镇文化。从乌镇走出的茅盾更是“以作家特有的敏感，对家乡乌镇的民间信仰作了细致的观察，写了一系列的散文，例如《香市》《戽水》《桑树》《谈迷信之类》。尤以《香市》最为脍炙人口。它反映了1930年代以前，富庶的湖丝产地乌镇，以崇拜蚕花神及其他神灵为内涵的庙会所掀起的狂欢活动，带给古镇的生气和活力，令人神往”。

基于现实的实态看，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文化应是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内在整合有当地的乡村文化，诸如风尚、习俗、礼仪、信仰等；其二是连续开发有商业经营文化，诸如传统工艺、产品品牌、店面字号、行规惯例等；其三是累积形成有各种消费文化，诸如饮食、娱乐、服务、消遣等；其四是提升凝练有风雅文化，诸如诗歌、评弹、曲艺、绘画等，拿诗文会社来说，明清时期的江南，近乎每一个市镇都有诗社、词社、文社等，如盛泽的红梨社、同里的竹溪诗社、昆山的东冈诗社等；其五是营造构建有特色的建筑文化，诸如亭台、楼阁、水榭、园林等；其六是培育沉淀有浓厚的重文重教人文气息，直接带来了科举业的兴盛，形成亮丽的江南秀才、举人、进士、状元文化。

江南市镇文化的这六个方面是内在发生、彼此关照、相互联系的，相向与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工商并立、雅俗同在、情景相依，本质上是属于民间俗世文化，结构特征上是乡土文化、市井文化、风雅文化三者共存。

3.都市文化

江南文化的第三个层次是“都市文化”，一般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所拥有和展现的文化。这些城市有的是由原先的小市镇扩大而来，如江苏省灌南县的新安镇等，更主要的是指江南地区属于府、县衙所在地的城市，如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各府及太仓直隶州，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各县等。这些都市的经济既是江南工商业经济的集约化和规模化，更是行业分工的细致化和专业化，由此取得各种行业和产品经济“中心”的地位，辐射面更大，不仅涵盖整个江南，甚至关照到全国。因此，它本质上既是市镇经济的扩大更是提升，由此影响到“都市文化”的形成。

江南都市文化首先是江南市镇文化的汇聚与精致发展。典型体现在消费生活和消费文化领域。都市的繁荣，带来的是百业俱兴，各行各业都精致发展，产品的生产既要形成规模更要追求品牌，如此所涉及的行业有纺织、农副产品加工、手工艺品制作及各项服务业等，导致的结果就是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气象万千，各种名牌、名品充斥市场，举凡湖丝、苏绣、湖笔、宜兴紫砂壶、扬州三刀、张小泉剪刀、淮扬菜系、苏州糕点、芜湖小吃、镇江陈醋、绍兴老酒，等等。拿苏式糕点来说，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就分有炉货、油面、油氽、水镬、片糕、糖货、印板等七个大类，传统品种达130余种，其中枣泥麻饼、苏式月饼、桂花猪油年糕、大方糕、定胜糕、酒酿饼、海棠糕、梅花糕等是所谓的“八大苏式糕点”。这些产品既是商品，也是文化，追究它们的最初发生和原产地，多是出自各个乡村、市镇。

但江南都市文化更是江南市镇文化的内在提升与专业化发展。典型体现在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领域。江南本为文礼之乡，文化生活在都市生活中占据很大比重。巨大文化消费的需求带动了各项文化产业的极大发展，在都市里，有一大批人士专事文化事业及由此带来的产业，业工于精，流派纷呈，雅俗并立，经久不衰，举凡在戏剧曲艺领域有越剧、沪剧、昆曲、评弹、徽剧、婺剧等；在绘画艺术领域有新安画派、“扬州八怪”等；在雕版印刷领域，出生于浙江钱塘的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五杂组》中说：“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在园林建筑上，有苏州园林、扬州园林、杭州园林、徽派园林等；在医药卫生领域，有著名浙江“丹溪学派”、徽州“新安医学”等；甚至在棋弈上，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有风行围棋界的“永嘉派”“新安派”，并列于“京师派”。

当然，江南都市文化作为区域文化提升的标志，它还有着自己总括性和更高层次的发展，其中除了在文学艺术上江南多才子、多闻人外，还有学术思想领域里的朱子之学、新安理学、永嘉学派、浙东学派、王阳明心学、乾嘉学派、泰山学派等；有深厚的藏书文化，藏书家甚多，著名的藏书楼有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昆山徐氏传是楼、常熟钱氏述古堂、宁波范氏天一阁等，乾隆三十八年编修《四库全书》，各地送呈的书籍达13781种，其中两江总督1365种、安徽巡抚523种，江苏巡抚1726种、浙江巡抚4588种、两淮盐院1575种，占了绝对的比重；有发达的教育和辉煌的科举业成就，据范金民先生的统计，“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就有1个以上出自江南。这么高的比例，毫无疑问在全国独占鳌头”，由之直接带来的就是状元很多，清代共有“状元112人（不计2个满状元），江南各府，苏州29人（含太仓州5人），常州7人，湖州6人，杭州5人，镇江4人，江宁和嘉兴各3人，松江1人，总共多达58人，占半数以上”。而范氏所说江南仅指“八府一州”的小江南，若包括徽州府等，则人数更多，如仅徽州休宁一县，本籍和寄籍的状元共出19位，为“中国第一状元县”；其他还有大运河文化，隋炀帝三下江南、康熙帝和乾隆帝各六下江南的影响而留存的文化，仕宦文化等。

江南都市文化尽管多彩纷呈，涉及多种文化形态，甚或杂糅官府仕宦文化，但从主体上看，还是以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为主，本质上归属于民间市民文化，结构特征上是市井文化与士人文化的共存。

江南文化的上述结构是南宋时候开始形成，明代时趋于成熟与稳定的；三个层面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其中占据主体地位也最具特色的文化是作为中间体的市镇文化，它充分展现了江南文化的风情。

三、互动：江南文化繁荣的内在根据

南宋以后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发展，既有外在因素的刺激，更有内在因素的驱动，其中互动是内在根本性的因素。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存在两种互动模式：

1.自我纵向互动

江南文化的三个层面不是静态平衡、板块构搭的，而是同构互通、内在关联。它们本身就是递进发展的产物，形成之后一直存在各层次之间的互动，动态关照、历时存共、逐级留痕。

其一，乡村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本底，市镇文化是在此基础上的提升与发展。即使在江南最发达的市镇，也内秉有乡村社会与文化的因素，举凡宗族、祠堂、习俗、礼仪等。如江苏著名古镇盛泽，从明清至民国，镇上既有徽宁会馆、济东会馆、华阳会馆，也有祭祀嫘祖的“先蚕祠”、仲氏祠堂等，还有反映农耕文明的“小满戏”。

其二，市镇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江南乡村文化的完善。即使在最典型的乡村，也能看到市镇文化的影响，举凡产品的形成、产业的调整、消费观念的改变、商品意识的树立等。如据方志记载，苏州的“绫绸之业，宋元之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

其三，都市文化既是江南乡村与市镇文化精华的汇聚及在此基础上获得高层次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关照、辐射着乡村与市镇文化，拉动和促进它们的与时俱进。都市的辐射影响力在江南地区自古至今一直存在，江南各市镇及乡村文化的持续繁荣无不与内在接受都市的强大辐射有关，举凡经济的拉动、风气的导引、思维方式的变化、思想观念的培育等。如繁华苏州的风气对江南乡镇的影响，明嘉靖时人何良俊在《四有斋丛说》中有评：“年来风俗之薄，大率起于苏州，波及松江。”明万历时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亦说：“自昔吴俗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

江南文化的纵向自我互动，实现的是江南文化各层次之间的协同发展，以保持自我的整体性和同一性，获得一种动态平衡。这也是江南文化能够长期保持自我魅力的重要根据。

2.彼此横向互动

江南地区的空间范围涉及多个府县，涵盖吴越之地。这些区域之间也不是彼此分立、固定板块的，而是存在十分密切的各种互动。在明清时期，导致江南地区空间彼此互动的最大力量是商业资本，最重要群体是商人，而徽商举足轻重。

徽州历来属于江南，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之处，一府辖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六个县。它“介万山之中”，境内山多地少土瘠，本土经济历来是“勤于山伐”的山区林茶经济，经济结构本身存在严重盈缺待补不平衡；随着“靖康南渡”给本土带来的第三次移民高潮，南宋以后，“地狭人稠”矛盾凸显，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徽商的初经营是缘新安江至杭州，接着缘大运河至江苏、山东及燕京之地；明代“吴楚贸易”显重时，徽商牢牢掌控得益于长江的贸易。

这些徽州商人，皆“籍怀轻赀，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经营的行业涉及百业，举凡“倚顿之盐，乌倮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象、瑇瑁、果布之珍，下至卖浆、贩脂之业”，及粮食、布匹、日用百货等，但“以盐、典、茶、木为最著”。足迹遍天下，如明万历《歙志·货殖》所记载：“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故邑之贾，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皆有之，即山陬海壖，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但云大贾则必据都会耳。”在明中叶时，有民谚“钻天洞庭遍地徽”。

徽商的作用与影响，集中体现在明清之际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形成的谚语“无徽不成镇”上。对此，胡适解释说：“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这个小村落变成了个市镇了。”可举的例子很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江苏省灌南县的新安镇。它目前是县政府所在地，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在明代洪武初期，这里还是一片河汊交汇的芦荡之地，后因“洪武赶散”，始有居民，是为里人；明嘉靖年间，徽州商客来此经营，一个名叫程鹏的徽州人主持在此购地，安家立市，取名“悦来集”；至明隆庆六年（1572），程鹏等徽州商人再购里人土地，大兴土木，扩建悦来集为镇，并易名“新安镇”，由此还曾引发长达几十年的与里人诉讼之争，直至明崇祯九年（1636）才获官府正式命名，至今。其他还如湖北的汉口等，亦与此相类。可以说徽商在中国市镇建设发展的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地理和文化因素影响，徽商在江南地区云集最多，触及到每一个都市和市镇。“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如扬州府，“聚四方之民，新都最，关以西山右次之。”姑苏吴江的盛泽镇，建有徽州府六邑和宁国府旌德一邑的“徽宁会馆”，存有《徽宁会馆碑记》等。嘉定的南翔镇，“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矣。”在杭州一带，“湖州货物所萃处，其市即以湖州名。犹今钱塘江滨徽商登岸之所，即谓之徽州塘也。”塘栖镇，“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凑。”这些徽州商人在江南各地，或“行商”或“坐贾”，既有“寄籍”也有“寓籍”，最后就有许多定居了下来，“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与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少顾惜”。

徽州商人生活与活动于客居地，不仅从事各种商贸经营，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还会积极参与当地的各项社会与文化活动，从事各种公益和慈善事业，举凡浚运河、兴水利、修道路、葺废桥、办义塾、资教育、置义田、立义仓、扶孤恤贫及赈灾捐饷等，对此，各种志书文献等多有记载，不再枚举。长此以往，就导致徽州的社会与文化与江南其他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内在互动，除经济的互动外，更是存在：

其一，宗族的互动。大量徽州人移居了江南，极大地改变了江南地区的宗族社会，范围涉及乡村、市镇和都市各个层次。

如清代苏州有潘、翁、彭、沈四大显贵宗族，其中潘姓就是从徽州歙县大阜迁来的徽商后裔。它又分有“富潘”和“贵潘”。“富潘”始于清康熙年间潘麟兆的改习商贾，之后几代经商，鼎盛时期曾拥有苏州观前街的大部分商号，举凡元大昌酒店、稻香村糕点、黄天源糕团、文昌店等，富甲一方；“贵潘”家族的祖上是明末清初盐商潘仲兰，业盐来往于江浙，常来苏州，后来索性购房于苏州，至他儿子潘景文正式定居，开始弃贾业儒，走举子业，以科甲兴，之后是一门共出了9名进士（其中1名状元，2名探花）、36名举人、21名贡生、142名秀才，贵不可言。民间有言：“苏城两家潘，占城一大半。”

徽州吴氏迁入江苏的情况，目前已经发现的谱牒，就有镇江吴兆元等编修《吴氏自徽迁润宗谱》6卷6册（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卷端题“吴氏宗谱”，扉页题“徽州迁润家谱”）；丹阳《吴氏宗谱》，记载始迁祖文元、文华兄弟在明清之际自徽州黎阳迁居丹阳；常州金坛《吴氏家乘》，记载始迁祖吴斯际在明末自徽州迁居常州金坛；苏州昆山《徽州吴氏迁昆支谱》，记载始祖自徽州迁入昆山；沐阳《虞溪吴氏家谱》，记载始迁祖昶在明初自歙县西溪南村迁沐阳等。

紫阳朱氏在江浙分布很广，它即源出新安朱氏，其“自茶院公始，比居歙州歙县之黄墩，是谓新安朱氏”。新安朱氏七世孙朱瓒迁居休宁临溪，是为休宁朱氏；朱瓒从兄朱森，迁居福建建宁，再传至朱熹之父朱松，绍兴壬子（1132）徙居建阳考亭，为考亭朱氏；朱熹季子在与塾子鉴“相宅建安紫霞洲”，是为建安朱氏；朱熹仲子埜之五世孙朱勋，“命子复回婺源守祠”，故谓之婺源朱氏；朱在之子朱铉，官于浙江，后定居杭州。朱铉生四子，“曰泾，曰源，曰湸，曰濂，旋迁盐官”。朱湸与朱泾之孙朱爟同居湖塘里，“元尚书贡师泰隐于家，字其里曰小桃源”，后世谓其为小桃源朱氏。朱濂之子朱栝居浮桥里，“治庄园，植花木，为文士游观之所”，为花园派朱氏。朱爟五传至朱朴，于洪武初年，以海患奉命入武林，是谓武林朱氏。后世称“三系之所自出，皆本于转运公铉之一人也”。紫阳朱氏原有《统宗世谱》，“联徽、闽、江、浙为一”；明万历年间，武林派因感于“丁繁地远，究难遍稽”，“专刊杭族宗谱武林派，则详载具录，而盐官之桃源、花园二派为杭族近支，亦为详立世系”；至嘉庆年间，武林派后裔朱封重修《武林派宗谱》，于嘉庆八年（1803）六月正式刊刻成书。

其二，文化的互动。徽商对客居地的习俗与文化，不仅会接受和参与，还会将自己家乡的习俗与文化也带入进来，寻求互动，以在互鉴中赢得共存、协同发展。

如在乡俗礼仪上。徽州自古有民间融资互助的“打会”习俗，以解决一些人临时资金短缺问题，其成熟的做法也被徽州商人带入到了江浙地区。据费孝通先生1936年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调研，当地人过去流行的互助会叫“摇会”，“这种会的办法比较复杂，普通农民很难理解它。事实上在村子里，懂得这种计算办法的人很少，所以必须请村长来教。为了解决这一困难，不久以前，有人提出一个比较简单的互助会办法，叫徽会，因为据说这是从安徽传来的。这个会的收款次序，及每个会员交纳的款数，均事先规定”。再有徽州的祭祀礼俗。王振忠先生指出：“徽商的大批外出，导致了'徽礼’（徽州礼俗）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盛行。”如在两淮，据当地人介绍：“吾淮缙绅之家，皆守礼法，无背理逆情之举。后因山右、新安贾人担荚至淮，占籍牟利，未与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乡俗”，当地人“尤而效之。”还如出现金陵一带的“徽州灯皆上新河木客所为，岁四月初旬，出都天会，三日必出此灯。旗帜、伞盖、人物、花卉、鳞毛之属，剪纸为之，五色十光，备极奇巧。阖城士庶往观，车马填闉，灯火达旦，升平景相不数笪桥”。

如在学术上。清代中国学术有一个著名学派叫“乾嘉学派”，以考据著称，在清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故得名。学派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江南大儒顾炎武，之后是分为了吴、皖两派。“吴派”创自江苏吴县人惠周惕，成于惠栋，重在搜集汉儒经说而加以疏通证明，特点是“唯汉是信”，主要学者还有沈彤、江声、江藩、王鸣盛等；皖派创自徽州婺源人江永，成于休宁人戴震，重在考证“三礼”，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入手阐发义理，主要学者还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乾嘉学派本就是由学术的互动而形成，戴震本人就常住扬州甚至馆于扬州，而徽商是学者之间互动及学派兴盛的重要支持力量，对此，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甚至说，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于乾嘉时期清学全盛的贡献，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

至于在绘画、诗文、园林营建上的互动则更为密切。明清时期江南书画的成就很大，这与书画市场的兴盛内在关联，而既“贾而好儒”又财大气粗的徽商是一支重要支撑与左右力量；书画界著名的“扬州八怪”，有两位就是徽州人，即王士慎和罗聘。诗文盛行是江南社会的一大特点，其中绝对少不了徽商的作用，如“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而这里提到的马氏、程氏、郑氏等，皆是徽州盐商。关于江南地区的景致，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引清人刘大观语指出：“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分轩轾。”而恰是扬州的园林，多为徽商所建，如淮安河下的园亭，据李元庚在《山阳河下园亭记》中的记载，就有65例，其中仅徽商程氏所建的就占约三分之一。其他还如在餐馆饮食、雕版刻书、戏班演艺、盆景制作等方面，徽州与江南地区都存在密切的互动。

谈到明清时期徽州人在江南地区的多层面深刻影响，江苏吴中同里镇人陈去病在民国早期发表的一段话或许能成为注解。他以扬州举例，指出：“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有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扬学派，亦因以大通。”

四、江南文化形成的思想基础

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在宋代以后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还是有强大的思想基础支撑。根本是传统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具体展开有两个基点，循着三条路径：

基点一：理学。它是继先秦孔孟儒学、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儒学之后，至两宋时期形成的第三阶段，奠基者是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俩，集大成者是南宋时期的朱熹，故两宋的理学又称之为“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的思想，不仅在其后的六七百年里被钦定为官方思想，更是让儒家思想下沉，构成民众意识形态的主流，从根本上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

但理学本身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一直存在方法论上的论争，集中体现在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之争。南宋淳熙二年（1175），浙东金华学派创立者吕祖谦邀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相会于江西铅山鹅湖寺，结果导致了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当时论争的重点是认识方法上持“道问学”还是持“尊德性”。朱熹的“理学”认为“性即理”，认识上强调“道问学”，主张“格物致知”以穷理；而陆九渊的“心学”认为“心即理”，认识上强调“尊德性”，主张“发明本心”以明理。由之也就形成了理学发展的两条线索与路径，尽管朱、陆两人晚年的学术思想上有相融之表现，元代理学界还出现“和会朱陆”的研究，但理学发展的这两条路径之后一直存在。

明代时，朱子之学当然已是官方之学，占据统治地位，但心学发展也获得极大成功，几撼朱子理学的地位。其中，陈献章是开启者，湛若水是完善者，浙江余姚人王阳明（1472—1529）是集大成者，其后弟子甚多，世称“姚江学派”。

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心即是理”的思想，反对“格物致知”，认为“理”既已化生为宇宙万物，则人秉其秀气，人心又自秉其精要，故“理”皆在人“心”，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行合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在《传习录》里，王阳明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认为：“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提出“人人皆可为圣贤”的口号；在“四民观”上，则强调：“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如此观点，对普通民众和工商业者的影响与触动很大，尤其在江南地区体现最为直接。

阳明学之后的发展，形成有著名的王艮“泰州学派”。王艮（1483—1541）是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东台）人，本是盐场“灶丁”出身，曾师从王阳明，后有所突破，“自立门户”。王艮之学的中心思想是“百姓日用即道”，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提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为失。”王艮善于讲学，“开门授徒，远近皆至。同门会讲者，必请先生主席。阳明而下，以辩才推龙溪，然有信有不信，惟先生于眉睫之间，省觉人最多。谓'百姓日用即道’，虽僮仆往来动作处，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闻者爽然”；弟子甚多，在《王艮五传弟子师承表》中就收录了487人，著名的有焦竑（1540—1620）、李贽（1527—1602）、汤显祖（1550—1616）、袁宏道（1568—1610）、徐光启（1562—1633）等。黄宗羲曾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并指出王艮之后，泰州学派“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纲》里，评价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第一个启蒙学派”。

南宋以后理学发展存在上述两条路径是有内在必然性的。儒学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本身就需要有两个向度，既要上承“内圣外王”思想传统，又要成为活在当下人们需要遵从的“规则”；既要讲“礼”，又要凭“良心”。二者一里一外，相得益彰，既能形成一种有助于儒学思想本身成长发展的张力结构，更是能进行一种伦理建构，影响和左右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让儒家思想成为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流。

基点二：事功主义思潮。它反对空谈义理，讲求功利实用，多以“浙东”人士为代表；初发于北宋，兴盛于南宋，之后一直传承，形成有自己的路径，深深影响到中国社会。

谈到中国南宋时的学术争论，学术界最津津乐道的是“朱陆之争”，其实，当时与朱学和陆学相鼎峙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学派，此即浙东的事功之学，还存在“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与朱熹之争。

陈亮（1143—1194）是浙江永康人，南宋事功学派著名学者。从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6），陈亮与朱熹曾围绕王霸、义利关系展开辩论，反响极大，史称“朱陈之辩”。针对理学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将义利对立起来的做法，陈亮指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废也！”认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万物皆备于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具。天下岂有身外之事，而性外之物哉！”主张道德与功利要实现统一，提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认为：“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

浙江永嘉人叶适（1150—1223）是南宋事功学派的集大成者。针对董仲舒提出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叶适尖锐批评道：“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他提出不应“以义抑利”，而应“以利和义”，义和利统一。中国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观”强调“重农抑商”，对此，叶适公开予以否定：“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提出：“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认为：“市者，天下之利也”，充分肯定商人及商业的社会地位与价值。叶适的学生、浙江临海人陈耆卿（1180—1236）则明确提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评价陈亮与叶适“是自由商人与手工业者的代言人”。

浙东事功之学至明末清初的发展，形成了著名的“浙东学派”或称“狭义浙东学派”，浙江余姚人黄宗羲（1610—1695）是创始人和奠基者，代表人物还有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等，多为江浙一带的学者。他们高扬求真务实大旗，倡导“经世致用”，主张义利并重。从反对“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着手，浙东学派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就明确指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由此彻底开启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启蒙思潮，直接催生了如河北博野人颜元提出的“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等思想，事功主义思潮不仅影响到整个江南地区，还逐渐向西、向南、向北的区域扩张，影响到全国。

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朱子之学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上述“心学”理论和“事功主义”思潮也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它们既能产生，说明具有产生的合理性；既能传承，说明具有传承的必然性；既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反过来引领、影响时代本身的发展，三者合共，形成三条脉络，走着三条路径，共同构建了中国哲学思想在宋代以后的流变格局。特别是“心学”理论和“事功主义”思潮，两者实是存在互通，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关注了个体人的主观能动和主体人的意志发展，关注了民众与现实，各自的发展还存在互动，结果是到了清代以后，殊途同归，共同开启中国的启蒙思潮，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之后，“人人皆可为圣贤”“四民为业”“工商皆本”等观念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构成民众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既抚慰了普通民众的心灵与情绪，更是给了广大工商业者的积极创业以信心与力量。江南地区是如是思想学说的主要发祥地和传承地，所受到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深刻，暗流涌动，具体就体现在社会经济的长期繁荣发展上。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还是王艮的“泰州学派”；无论是宋代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还是清代的“浙东学派”，本质上都还是儒学的学派，其争论是属于儒家文化内部的纷争。

评价儒家文化在江南地区的作用，可以说：以朱子之学为代表的理学，是江南地区社会得以保持千百年稳定而未出现剧烈动荡、江南地区文化能够保持整体自我统一而未出现极端分化的坚强思想基础；而“心学”思想和“事功主义”思潮则是给予江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活力发展以理论支持，提供精神力量。

徽州是“程朱阙里”，南宋以后还形成有以“宗朱”为本旨的“新安理学”，一方面是要发明“朱子之学”，另一方面是要普及“朱子之学”，之后一直延续。深深的“阙里情结”，导致朱子思想在徽州有厚实沉淀，所谓“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但同时，至少从元代后期开始，以郑玉、赵汸等为代表的一批徽州理学家又着力于“和会朱陆”；明代“心学”兴起时，徽州很快被波及并积极接受。湛若水就曾多次来徽州讲学；创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的休宁还古书院，祀孔子，宗王阳明，经常举办盟会讲学，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讲会，“环听千人，辨难不生，满堂若琴瑟之专一，签谓心学复明，一扫支离也”。明清两代徽州有一大批学者、文人包括仕宦，都是“阳明学”的信徒，诸如程敏政、汪道昆等。徽州的民众更是理性务实地以“治生”为准衡，至少从明代中期开始，就积极突破中国传统具有等级意味的“四民观”，将“士农工商”还原为四种平等“治生”职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是歙县人王茂荫。他既是一位清廷大臣，也是一位理财家和货币学家。咸丰四年（1854），身为户部右侍郎，王茂荫曾上折给咸丰皇帝，主张改进币制，结果遭到了斥责与查办，理由是其所言“贵民而贱官，不以国家政事为重”，“所论专利商贾而不便于国，殊属不知大体”。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记载的就是这件事。徽商是南宋的时候就崛起，至明代时，已是形成“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的局面，其具体实践是对事功主义和“心学”的极好注解，追求的是“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总之，江南文化是南宋以后在长三角地区兴盛的特色区域文化，它有自己的结构与特征，互动是它保持长期繁荣内在根据，朱子之学是它维系长期稳定的思想基础，事功主义思潮和“心学”思想是它充满活力的精神源泉。这其中，徽州人特别是徽商发挥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