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四）平津作战

当日军将卢沟桥事件的情况，报告到海光寺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时，由于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正在重病中，所以由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于8日凌晨1时半召开了参谋人员会议，研究对事件的处理方案。最后决定：派政务参谋和知鹰二中佐、通信参谋铃木京大尉去现地进行调查；命令在南大寺的河边正三停止检阅回到部队；在天津的各部队在当日3时前作好战斗准备。

凌晨4时20分，桥本群将卢沟桥事件向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作了报告。上午9时，桥本向所属部队下达作战命令：

一、确保永定河东岸卢沟桥附近地区，谋求事件的解决。

二、步兵旅团长须解除永定河东岸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之武装，以利于解决这一事件。

下列部队于中午从天津出发，沿公路去往通州，由步兵旅团长指挥：

步兵第一联队之第二大队（欠两个小队）

战车一中队

炮兵第二大队

工兵一个小队

关东军与此同时也接到了卢沟桥事变的通报。8日上午，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军大将、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召开作战会议，分析形势后认为：从苏联当前反斯大林案件的内部纷争（指肃反）与前几天（6月30日）第一师团在黑龙江南岸逊克以西不远之乾岔子岛击沉、击伤苏军越界航行的炮舰各一艘后，苏联因内部问题的困扰并未作出强烈的反响来看，目前北方地区还比较安定。因此应利用这一时机，对河北、察哈尔地区给予一击，以消除背后的威胁。会后，关东军向参谋本部发出“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已作好出动准备”的电报，随时准备开赴华北作战。

当日晚，根据苏联当时的情况及华北地区的形势，植田谦吉命令关东军飞行集团长安藤三郎少将紧急派出战斗机、侦察机及重轰炸机各两个中队，转场至山海关、绥中、锦州机场，准备支援华北的中国驻屯军作战。当时关东军飞行集团有五个飞行联队，有各种作战飞机约200架。其编成如下：

9日上午，日军战斗机两个中队，由飞行第十六联队大队长三轮宽少佐率领，从牡丹江飞抵山海关；侦察机两个中队，由飞行第十五联队长上条直大佐率领，从长春飞抵绥中；重轰炸机两个中队，由飞行第十二联队长阪口芳太郎大佐率领，从公主岭飞抵锦州。前一日晚间下达的转场命令，次日上午即飞抵指定的机场，关东军在事变后的迅速行动，连日军内部也认为是异乎寻常的，这说明关东军事前已充分做好了作战准备。

就在下达转场命令的同一天晚上20时10分，植田谦吉就华北事件发表声明：“兹因暴戾之中国第二十九军挑战，华北发生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注视本事件之发展。”并且派关东军高级参谋田中隆吉中佐和辻政信大尉到至平津地区了解情况。为向华北派兵作好准备，同时要求中国驻屯军与关东军联合向当局提出扩大侵华战争的意见。辻政信专门来到卢沟桥会见牟田口廉也，煽动说：“关东军支持你们，彻底地扩大下去吧！”植田还不放心，又派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和富永恭次大佐乘飞机到东京，向参谋总长闲院宫、陆军大臣杉山元陈述意见，以促使当局早下决断。

与关东军的反应一样，朝鲜军在接到中日两军在卢沟桥地区发生冲突的通报后，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参谋长久纳诚一少将即命令所属尾高龟藏中将第十九师团、川岸文三郎中将第二十师团，进行战斗准备。随之向参谋本部发去电报，声称“由于华北事件之爆发，已令第二十师团之一部采取随时出动的态势”，强调应该“利用这一事件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全部占领中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然而，在东京的军部内部，对此时发动对华全面战争看法并不统一。一种是坚持强硬主张的“扩大派”，认为中国在西安事变后，国内渐趋统一，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在外交上与英、美、苏的关系日益增进，在对日战备方面也正在抓紧进行，因此应在中国作好准备之前发动对华战争。坚持强硬主张的，在参谋本部有第一部第三课（编制、动员）课长武藤章大佐、第二部第七课（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中佐、第八课（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大佐等人；在陆军省则有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等人，其代表者为田中新一。但是另一些被称为“不扩大派”的人则认为，真正阻碍日本向外扩张的是苏联和美国，因此在战争指导上，不应因偶发性之事件放弃既定之长远目标，而给苏联、美国造成可乘之机。主张不扩大的有海军省；在参谋本部有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作战部第二课（作战、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代表人物为石原莞尔。

杉山元

杉山元（1880年1月2日—1945年9月12日）生于日本福冈县，1904年在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后来成为天皇党羽集团老资格成员，为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亲信。早年在军校学习的时候，因态度骄横和面容憨厚、表情呆滞被戏称为“便所扉”、“傻瓜元”。1934年任参谋次长，1936年任教育总监，同年11月晋升陆军大将。1937年2月任林铣十郎内阁陆军大臣，在近卫内阁中留任陆军大臣，是陆军内部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的首脑。

杉山元以现役陆军大将身份任内阁陆军大臣，他一辞职内阁就要倒台，因此优柔寡断的花花公子首相近卫文麿、依靠军阀起家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等人，处处以杉山元的意志为外交方针。7月8日早晨，刚起床的杉山元就接到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送来的一份特急电报。电报为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所发，内容为：“驻丰台附近部队在夜间演习中，遭中国军队射击，当即展开敌对态势，并进行交涉要求道歉。如拒绝道歉，则以实力将敌由附近击退。”

杉山元马上命人以最快的速度印成“号外”，撒遍东京街头。号外称：“昨日，在北平郊外卢沟桥附近，宋哲元麾下两个连炮击夜间演习的日本驻军。直到八日拂晓，事态突然变化，目前两军正在展开激战。”

随后，杉山元被请到东京市谷高地那座令人望而生畏的灰色军部大楼，参加紧急对策会议。会上，杉山元急不可耐地表示，目前苏联不会干涉日本的行动，英国受到德国的牵制无法东顾，美国忙于国内事务也不注意远东，因而卢沟桥事件是“千载一逢的良机”。而中国不堪一击，日本只需要出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中国就会屈服。武藤章也激动地高声大嚷：“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的'生存’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中国……决不能长期抵抗帝国军队！”梅津美治郎、永津佐比重、田中新一等人也狂妄的宣称，只要“日本一宣布国内动员，大批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方面就会屈服”，“充其量不过是进行一次保定会战即可解决一切问题”。

面对“扩大派”的强烈主张，作为“九·一八”事变罪魁祸首之一的石原莞尔，虽然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喜极而泣，但他深感日本一旦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力难以支撑，后果不堪设想，因而从战略的高度、从掌握战略全局出发，表示了反对。他指出，日本现在可以动员的师团是30个，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到中国，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面战争。但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大。这样，结果很可能和拿破仑在西班牙的作战一样，陷入无底的深渊之中。同时，由于日本在“满洲”以对付苏联和美国为目标的五年战备计划正在进行，不宜将力量消耗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中。因此石原认为，“应该断然命令”驻华日军撤退至山海关的“满洲国境”，然后由首相近卫文麿亲自飞赴南京与蒋介石“促膝长谈，解决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石原强调：“我主张，帝国陆军必须进行划时代的军备扩充……必须大力开发满洲，通过经济政策获得并利用中国的资源，兴建大工业。为了实现军备扩充，在目前这个时候暂不能进行对外战争！”

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主任参谋堀场雄一、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人也支持石原的主张，认为目前时机尚不成熟，提出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同时动员15个师团；（二）同时动用军需准备量的一半；（三）作战地域为黄河以北，视情况可包括上海方面；（四）作战时间约为半年；（五）战争费用为50亿日元。

随后的会议中，“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杉山元以不容置疑的口气下结论说：“事已至此，决心干吧！应当制定攻占南京的计划！”石原莞尔对此断然反对。两人最后争执到了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那里。闲院宫调和双方矛盾，确定了“不扩大方针”，并于18时42分向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发电指示：

临命第四〇〇号

指示

为了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同日下午，日本政府举行了内阁会议，也一致同意了不扩大事态的意见，并分别由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向有关单位发出训令：对该事件不予扩大，进行现地解决。

然而杉山元对闲院宫的命令不以为然，召集武藤章、永津佐比重密商，就紧急派遣三个师团和陆军航空队前往中国参战，取得了一致意见。接着，杉山元就接到了植田谦吉和小矶国昭要求扩大侵华的报告。

杉山元得到关东军司令官和朝鲜军司令官的支持后，当日深夜便下令，驻京都以西各师团将于7月10日退伍的步兵（服役期两年）延期退伍。这使得四万名经验丰富的老兵留在了陆军里面，他们几乎全部被派往中国战场作战。

为了尽快扩大侵华战争，杉山元指示作战课拟定了一个充满欺诈的时局处理方案：

力求事变限定于平津地区并迅速确保该地。这是以此谋求其安定的方针。为此，应根据事变不扩大方针行事。中国方面若对我军采取挑衅态度，则应向中国驻屯军增派必要之兵力，将与我敌对之中国军队逐出平津一带。外交交涉亦以此方针为准则。即使战争波及华中、华南，陆军仍不以向华中、华南派兵为原则，但必要时可出兵青岛，保护我侨民及权益。

7月9日清晨，陆军省开会讨论“华北时局处理方案”时，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提出“彻底”的解决意见，说：“此时，为了彻底铲除祸根，是否以《何梅协定》援用于第二十九军，或使中国军队撤退到永定河二十华里以外的地区？”武藤章同意田中新一的意见，按照已设置冀察、冀东政权的同一想法，再设置邻接伪满洲国的缓冲地带。

于是杉山元带着这些意见，在出席当日上午8时50分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时，正式向内阁提出派兵案：“要继续交涉，但目前中国军队的真意不明，而且自事件发生以来，不法射击不断，是一种无信不逊的态度，尤其从第二十九军的兵力和对日的态度来看，不如在此时派出适当的兵力，亦即从国内抽调三个师团派遣到现地。”

但大部分阁僚都认为杉山元说话水分太大，现在就从国内派兵时机还不到。恰在此时，从北平传来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和秦德纯达成协议的消息，杉山元的派兵方案就被暂时搁置了起来。

杉山元并不死心，紧接着在当日11时举行的五相会议上大肆活动。会议通过了所谓“不扩大方针”，提出“日本政府的解决方针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道歉以及对今后做出保证”。根据内阁五相会议的决定，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于当日夜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电示中国驻屯军：

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

昭和十二年七月九日

次长致天津军参谋长

为解决卢沟桥事件，此时应避免触及政治问题，大致提出以下要求，使冀察方面在最短时间内予以承认并付诸实施。

一、停止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之驻扎。

二、对将来做出必要之保证。

三、处罚直接责任者。

四、道歉。

对于以上四项条件，杉山元很不满意，他指使武藤章出面活动，在7月10日由参谋本部第二部和第三课采取歪曲事实、造谣污蔑的方式，做出了一份“对华北局势判断”的报告，判断如下：

中国平津当局及南京政府均在提高国民抗日意志，并进行对日作战准备。中国驻屯军对和平解决之努力，由于中国方面轻率挑战之态度，事态大有逐渐恶化之虞。

大规模出兵，原非帝国之所好，但由于中国驻屯军之自卫行动，处于优势之中国军队重围中，恐将陷于不能救援之危险。此外，日侨生命财产也濒临险境。为迅速予以救援，并一扫事态之根源，应向华北方面派遣必要之兵力。

……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以现有中国驻屯军和前述由朝鲜军以及关东军应急派出的兵力似已充分，但估计第二十九军的总兵力有四个步兵师、三个独立旅、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计七万五千名。此外，预料将有中央军陆续沿平汉线北上，因此，准备另由国内出动三个师团和航空兵团。

以上的判断认为，只要有上述兵力，则不仅平津，即对内蒙、察哈尔的处理亦可足用。这是根据武藤课长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要使平津、内蒙成为缓冲地带的企图考虑的。

根据日本外务省指示，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走访了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声称此次事变的一切责任在于中国方面，并保留提出赔偿一切损失及其他要求的权利，当即受到王宠惠的驳斥。

与此同时，中国驻屯军亦在7月10日向第二十九军提出四项无理要求：（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向日军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给肇事者以处分。（三）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各种抗日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做出彻底取缔办法。

7月11日上午11时30分，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讨论向华北增兵法案。杉山元态度强硬，表示：“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已做好准备之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即五个师团，目前暂用三个师团和十八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会议没有经过什么争论，就决定了向华北派兵方案，因为“派兵是为达目的而显示威力”。同时，会议还根据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的提议，将“卢沟桥事变”改称为“华北事变”，把向华北“出兵”改为向华北“派兵”。

在下午15时20分举行的内阁紧急会议上，很快通过了五相会议的决定，“议定举国一致处理华北事件”。接着，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杉山元、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先后觐见裕仁天皇，裕仁一一批准了他们的奏请，从而表明卢沟桥事变的进一步扩大和升级。

18时24分，日本政府正式发表《出兵华北声明》。这是近卫内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府宣言，它以歪曲事实的手法宣称：

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情，不待赘言。为维持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在发表声明前两小时，即7月11日16时30分，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以《临参命第五十六号》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下令，命令关东军急速派遣独立混成第一和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六个飞行中队、两个高射炮兵中队以及铁道第三联队大部并包括装甲列车、通讯第三联队一部、关东军汽车队一部、关东军防疫部等部队开赴华北，受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21时40分，闲院宫又发出《临参命第五十七号》，命令朝鲜军第二十师团迅速开赴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

在此同时，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经协商后也作出了相应的战争准备，并与参谋本部达成《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的协定》。《协定》中的“作战指导方针”为：力求把作战地区限制在平津地方，在华中、华南不行使武力，但在不得已时，应保护在青岛、上海附近的日本侨民。陆、海军要协同作战。在执行本协定时，要极力避免干预第三国的事情。“作战任务”中则规定：平津地方作战由陆军担任；海军负责运输和护卫，并协助在天津方面的陆军作战；在华中和华南，以海军为主，担任警戒；根据情况发展，“限定在青岛、上海附近，陆、海军以必要的兵力协同担当之”。

此外，陆、海军还达成了《关于华北作战的航空协定》，规定华北作战中航空力量主要由陆军担负，海军协助；在华中、华南，航空力量主要由海军担负。海军还强烈要求：战争波及华中和华南时，陆军派三个师团（最少两个师团）到华中作战。

当天夜里，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向各方面发出了必要的准备”命令。这样，日军紧急动员起来，转入战时轨道。

同日，军部发布命令，任命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代替重病在床的田代皖一郎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并向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和日本驻北平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传达东京内阁会议的决定：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没有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桥本群接到东京内阁会议决定的通报后，明白扩大战争的时刻已经到来，当即召开参谋会议，决定“以此次事件为转折，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并连夜制定了将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华北事件的具体措施：1.暂时停止过去的和平谈判。2.彻底实行《何梅协定》。3.在此期间逐步集结兵力，伺机对河北省的中国军队给以彻底打击和扫荡。

在拟定扩大侵华战争的三条具体措施后，桥本群又向东京提出要求，表示“我军为使今后的行动较为容易，应改变态势，示以坚强的决心促进谈判，其结果不得不发动武力”。随后，桥本群与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密谋行动方案。

松井太久郎曾任关东军参谋，1937年2月出任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同时也是冀察当局顾问。于是利用他的双重身份来往于北平、天津、通州间。松井认为现在马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有些太匆忙，调往华北的关东军和朝鲜军的部队尚在途中，应该以谈判拖延时间，等援军到达后再开始行动。

桥本群对此表示赞同，就让松井太久郎出面与北平市长秦德纯进行谈判。于是松井主动与秦德纯接触，利用宋哲元、秦德纯急于求和、息事宁人的弱点，很快便与秦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即《秦松协定》：（一）第二十九军声明向日军道歉，并对责任者给予处分，负责防止今后不再惹起类似的事件。（二）中国军队和丰台驻扎的日军过于接近，容易惹起事件，因此卢沟桥周围及龙王庙的中国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三）鉴于本次事件孕育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指导，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

为了掩盖日军扩大侵略的真实意图，松井太久郎花言巧语向秦德纯灌迷魂汤说：“本机关长与贵市长签订的协定，条件相当宽大，对中国军队的道歉方式也不加以确定，亦没有指定特定的责任人，而由宋哲元将军自行决定。为表示我方的诚意，我军将主动撤出卢沟桥。”宋哲元、秦德纯信以为真，上当受骗，为表示诚意，把开战几日来抓到的日军俘虏送回丰台，交还给日军。

香月清司（右）

7月12日，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飞抵天津。香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经陆军大学深造，曾任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以研究“步兵战术”而小有名气。他一上任就马不停蹄地召开了司令部作战会议，大讲“参谋本部预料的对华一战的形势正在出现”，公然叫嚷，“要对伤害大日本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发起惩罚性讨伐”，“要严惩暴虐的中国人”！并杀气腾腾地下达了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随着从国内、朝鲜、东北增援部队的到来，中国驻屯军必须全面做好对华作战准备。在香月的催促下，满载侵华日军士兵、坦克、火炮、汽车、弹药及各种作战物资的十列火车由山海关陆续西开。

香月清司急于扩大战争，杉山元更急。在7月13日的内阁会议上，他声嘶力竭地鼓吹说：“当前，中国方面在现地执行协定的情况不见进展，依然在进行非法射击，据传中央军也在北上，南京政府的诚意可疑。此外，在现地，宋哲元是否确有和平解决诚意也属疑问，即使宋哲元有诚意，但第二十九军团长以下中坚军官的抗日情绪日趋强烈，局势完全不容乐观。”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也不甘落后，表示“保护上海和青岛的日侨都成问题。到那时，希望不撤退侨民，而采取现地保护的方针，妥善处理。海军方面也认为有必要征召预备役，海军机场预定设在旅顺的周水子。”

为执行军部首脑关于扩大侵华战争的指示，香月清司上任的第二天就写出了《七月十三日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的报告，做出野心勃勃的扩大战争部署：

一、中国驻屯军连同第一次增加之兵力，应尽快完成必要时在战略上一举消灭第二十九军之基本配置，并做到随时可以开始作战行动。以上态势预定于七月二十日前后完成。

二、在上述准备期间，严密监视中国军队是否破坏协定进入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地区，一旦发现不履行协定之情事，即认定第三十七师为无诚意，要求该部立即向河北省南部地区撤退，如被拒绝，则行使武力，以贯彻要求。

在此情况下，第二十九军其他部队如与第三十七师采取共同行动时，即使之一并撤退。

香月的设想为：先进攻平津，再占领保定，然后向石家庄、德州推进。他后来承认，这样一来，“其结果要变成全面的战争”。

当天下午，杉山元根据香月的扩大战争计划，为把在中国军队包围中面临全军覆没危险的河边旅团“从被歼灭的悲运中救出来”，指使陆军省制定了《处理华北事变方针》，继续玩弄“不扩大事态”的缓兵之计。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对日本的险恶用心洞若观火，他在7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现阶段，在内阁、军部、外务省、新闻和工商业者之间，对于无论如何也必须制止日本在华北地位的继续衰落，似乎已经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美］约瑟夫·克拉克·格鲁《使日十年》】。

然而，当时华北当局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却误中日本的缓兵之计，下令从7月14日起，北宁铁路列车运行正常化，在日军准备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俘的日军士兵，严禁与日军发生摩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取在卢沟桥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香月清司指派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情报参谋专田盛寿去见宋哲元，气势汹汹地提出了七项无理要求，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1）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2）罢免排日要人。（3）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的中央系统各机关。（4）从冀察撤去排日团体。（5）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和学生与民众的抗日运动。（6）取缔学校和军队的排日教育。（7）北平市由保安队担任警备，中国军队撤出城外。

宋哲元觉得日军提出的七项要求苛刻得令中国人难以接受，但又摄于日军大举压境，在犹豫、矛盾的心理下表示原则上无异议，只希望延缓执行。

在日军的一再催促下，宋哲元派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常务委员齐燮元、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与日本方面继续谈判。齐燮元、陈觉生都是汉奸，明目张胆为日军摇唇鼓舌，张自忠虽据理力争，但日方态度强硬，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立即实行撤兵；取缔抗日分子；处罚卢沟桥抵抗的中国军官；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担负北平城防任务。日军谈判代表提出要宋哲元出面道歉，张自忠尽量讨价还价，改为由秦德纯代表道歉。

日军则利用这一缓兵之计加紧向华北运兵。7月15日，陆军省根据第五十八、第五十九号临参命，下达编成临时航空兵团向华北派遣的命令，除已调关东军的六个飞行中队编为集成飞行团外，再抽调国内七个飞行大队、四个独立飞行中队派往山海关、锦州、大连地区。其编成如下：

以上临时航空兵团，计有战斗机7个中队，飞机84架；重轰炸机5个中队，飞机30架；轻轰炸机4个中队，飞机36架；侦察机8个中队，飞机72架。总计24个中队，飞机222架。

同一天，中国驻屯军制定出攻占平津地区的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如下：

香月清司企图以一个师团、三个旅团及配属的炮兵、战车、航空兵，对北平形成包围，从北、南、东三面进攻第二十九军。以上日军一个师团、三个旅团编成如下：

7月16日，奉命增援华北的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在旅团长酒井镐次少将率领下，经古北口抵达密云。根据军部的估计，到7月19日，侵华日军可以完成作战部署，因此香月清司又制定了《就地限期谈判作战方案》：

一、规定七月十九日为履行期限，最低限度提出以下要求：

1.宋哲元正式道歉。

2.处罚责任者，包括罢免冯治安。

3.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

4.在七月十一日提出解决的条件上，改为由宋哲元签字。

二、中国方面在上述期限内对日方要求事项不予履行时，我军即停止现地交涉，讨伐第二十九军。为此，下令动员在规定期限期满时需要的国内部队，并立即派往华北。

杉山元对香月清司的《就地限期谈判作战方案》非常满意。7月17日，杉山元主持召开军部会议，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确定首先“击破第二十九军，以解决华北问题”，然后打击中央军，“摧毁中国的中央政权”，通过“全面战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日中之间的问题”。

在之后进行的五相会议上，杉山元声称形势紧迫，催促通过了现地谈判期限的决定，同时决定动员40万军队，迅速派往华北。会后，日本政府命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和驻华武官今井武夫分别向中国政府提出通告，实际上发出了最后通牒。

7月19日，从朝鲜出发的第二十师团其先头部队到达天津，其它分别在唐山、山海关集结待命。20日，先前集结于古北口的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前进至顺义县以西的高丽营。其所属驻于锦州的两个步兵联队，则经山海关至天津，于同日也到达高丽营与旅团部会合。板垣第五师团则加速经朝鲜入关。

7月21日，杉山元觐见天皇，要求从国内向华北派遣三个师团。由于此前中国华北当局已经基本满足了日本的要求，裕仁担心师出无名招致在国际上陷于被动地位，因而忧心忡忡的问道：“现在（华北）事件已经解决，如果对方一切都实行的话，怎么办呢？”杉山元理屈词穷，只得表示：“如果是那种情况，派兵就没要必要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内阁通过了暂时停止动员的决议。

杉山元对内阁暂停动员的决定十分不满，暗中与香月清司联系，让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从天津赶回东京，向军部和内阁反应前线将士的“求战呼声”：“中国驻屯军自司令官至士兵，正为贯彻不扩大方针极力忍耐着。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民中，充满着第二十九军胜利了的气氛……南京中央军已经进入河北省，破坏了《何梅协定》。因此，不要再死抱着不扩大方针，现在已到了必须转换局面的时期了！”杉山元马上表示支持说：“虽然要避免惹起全面战争那样的大事件，但根据事实与情况，毅然给予反击，也是必要的吧？”同时，杉山元借此向和知鹰二授意，“所谓不扩大，就是避免全面战争”。在杉山元眼中，华北战争仍是“局部战争”。

在杉山元的授意下，和知鹰二回天津不久，中国驻屯军就在平津地区制造了廊坊和广安门事件，为“避免全面战争”寻找借口。

香月清司在事件发生的当晚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定第三十七师于48小时内撤出北平，否则就要进攻北平城，并秘密下达了作战命令。此时平津周围的日军已达六万人以上。事实表明冀察当局与中国驻屯军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二十九军部兵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至此，始终抱有就地解决以保持自己地盘幻想的宋哲元发现和平无望，拒绝了日军一切要求，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同日，日军参谋本部奏请天皇批准，向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并从国内增派三个师团赶赴华北参战。

7月27日凌晨3时，日军向通县、团河、小汤山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在日军炮火猛烈轰击下，中国军队损失惨重，至当日中午时分，通县、团河、小汤山均陷于日军之手。守军被迫分别退至南苑及北苑。

28日上午8时，香月清司以朝鲜军第二十师团为主力并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 第十一旅团及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各一部约一万人，在一百余门大炮、数十架飞机和装甲车配合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四郊南苑、北苑、西苑的第二十九军所部第一三二、第三十八、第三十七师及骑兵第九师、特务旅发起全面进攻。

南苑是北平的门户，为通往北平的咽喉要道，是日军攻击的重点。日军为此制定了“从正面摧垮，一举攻占南苑”的战术，企图先占领南苑，借此再控制北平南郊，长驱直入永定门，占领北平。

日军先以飞机狂轰滥炸，再用大炮轰击，然后步兵从东、南两面同时向南苑阵地发起冲击。另一部日军则切断南苑至北平的公路交通，阻止守军向北平城内撤退。第二十九军驻南苑部队为第一三二师约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面对优势之敌，师长赵登禹亲率部队跃出战壕与日军展开生死肉搏。由于腹背受敌，指挥失灵，至13时，除少数部队突围之外，包括赵登禹及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在内大部殉国。

攻占南苑后，香月清司命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向宋哲元转达敦促书，声称“为使北平城内免遭战祸，敦劝立即将全部部队撤离北平城”。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宋哲元当晚派人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告诉松井太久郎，愿意接受日方的“劝告”。然后宋哲元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继续与日本人周旋，并留下赵登禹部独立第二十七旅和张自忠部独立第三十九旅负责维护北平治安，自己偕秦德纯、冯治安等人率第三十七师由西直门出城，经三家店奔长辛店，撤往保定。

7月29日，日军兵不血刃由正阳门开入北平城，中国七百年的古都正式陷落。

日军刚占领北平，就接到通州冀东保安队反正的报告。通州是日军进攻北平的重要据点，日军在通州建立以殷汝耕、池宗墨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属五个保安总队约三千人，装备精良。日本人把通州视为伪冀东政权的大本营，认为是最保险的地方。“七·七”事变后，不少日本人到通州避难。不料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原为于学忠第五十一军的两个团）长张庆余、张砚田于7月29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告起义，活捉了大汉奸殷汝耕（后因看管不严而逃跑），击毙日军驻通州的特务机关长细木繁，消灭驻通州日军、宪兵、特警等二百余人。之后，开拔至北京以西的山区与第二十九军会合。

得到北平失陷的消息，驻天津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率黄维纲第一一四旅和刘家鸾的市保安队约五千人主动出击，夺回天津火车站，并向驻海光寺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和东局子飞机场攻击。

此时日军在天津的部队，只有第二十师团森本伊市郎大佐的第七十九联队三个步兵大队、兵站部队、航空兵团及其它守备部队。香月清司急命第二十师团第三十九旅团长高木义人少将率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迅速赶赴天津，同时向关东军要求增援。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命原计划向承德开进的堤（不夹贵）支队（两个步兵中队、一个机关枪中队、一个步兵炮队、一个装甲汽车中队）急速乘火车转赴天津。另将驻黑龙江边孙吴地区第一师团所属关龟治少将的第二旅团配属炮兵、骑兵、工兵，编为混成第二旅团，立即以火车运送至天津。7月30日、31日、8月1日，三批日军相继到达天津，分三路包围天津，与中国军队展开激战。在日军的反击下，中国军队伤亡极大，遂奉命撤向保定。当日天津陷落。

第三十八师在天津的战斗中，除给日军在天津的物资和交通运输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外，还缴获了不少重要文件。其中在攻击德川好敏中将的临时航空兵团司令部时，缴获了大量机要文件，包括日本陆军现用的电报密码本。事后日军参谋本部追查这一重要失密事件时，临时航空兵团参谋长今泽舍次郎大佐以及岩下新太郎大佐，均被撤职和查办。

中国驻屯军在占领平、津后，于8月1日决定将主力集中在平津地区，保卫北宁铁路，一部占领长辛店及独流镇，防备中国军队反攻，以等待国内增援师团到来后再向华北内陆发展进攻。根据这一方针，日军以第二十师团主力占领长辛店，掩护全军集中；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集结于丰台和南苑；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集结于西苑附近，向南口方面警戒；混成第二旅团占领独流镇附近，掩护全军集中；军直属步兵第七十七联队保护北平。

就在日军占领北平的当天，参谋本部制定出《对华作战计划》，准备将战争扩大到华中。其作战方针规定：“根据情况，以一部分兵力在青岛及上海附近作战。”【［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九）·日中战争》。8月9日发生了“大山勇夫事件”。10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确定向上海派遣陆军。13日，日本政府再次召开内阁会议，会后以内阁官房长官谈话的形式发表了在上海采取行动的声明。就在这一天，中、日两军在上海发生冲突，淞沪会战爆发。

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帝国政府声明》，污蔑中国“轻侮帝国，非法暴戾已极”，称扩大对华作战是“为膺惩中国军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反省”，明确提出了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根本排除中国的抗日运动和消灭妨碍“日、满、华三国间融和提携”的“所由发生之根源”。这实质上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宣言书。接着，日本政府于17日召开内阁会议，作出了放弃以前“不扩大”方针的决议：“一、放弃以前所采取的不扩大方针，筹划战时形势下所需要的各种准备对策。二、为了适应事态扩大的经费支出，在九月三日前后召集临时议会。”【《毛泽东军事文集·卷二》】8月21日，参谋本部决定，除已向华北派出的第二十、第五、第六、第十师团外，再增派第十六、第一〇八、第一〇九师团。8月24日，又增派第十四师团至华北。同日，日本内阁通过动员案，并于8月31日编成华北方面军。日本海军则于9月5日宣布封锁中国全部海岸。

为了使全国迅速转入战时体制，日本政府在上一届特别议会结束还不到一个月，即9月3日又召开第七十二届帝国议会。在5日的议会上，首相近卫文麿作了施政方针演说，提出：“对中国军队断然采取行动，积极而全面地给以重大打击”，尽可能迅速地给中国军队以彻底的打击，使其丧失战斗意志；“中国方面如仍不觉醒，继续顽固抵抗，则日本长期战斗下去亦在所不辞”【［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九）·日中战争》】。这次议会标志着日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以全力侵略中国。11月，日本设立了作为战时最高统帅机构的“大本营”。至此，日本完成了全国的战时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