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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直在烧脑写基金申请。因为受中医思维的影响，我对现代生物医学框架下的常规研究思路已经没有多大兴趣，所以一直尝试从局部的、微观的研究视野跳出来，寻找一个能从整体和宏观的角度入手，切实可行的，并且易被同行评审接受的研究方案。应该说，这对现有的科研机制和研究平台是个很大的挑战。两个多月来，我一边思考，一边查文献，然后动手写一点；然后再思考--查文献--动手写。总之，卡脑子的时候多，能够顺畅动笔写的时候少。然而，头脑中一直有个理想和目标，让我克服一个个思维惰性往前走。开始的时候，这个目标是模糊的，我相信只要我不断往前走，即使很慢，这个目标最终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我同时在关注新冠疫情。美国的疫情又像干柴遇烈火一样燃烧起来了。为什么世界公认的医疗资源最丰富，医疗水平最高的美国会是抗疫最差的国家，没有之一？党派政治的争斗和扯皮无疑是影响抗疫的负面因素。但是即使剔除了党争政治的不利影响因素，现代医学界在新冠病毒面前的表现也实在是让人失望，甚至可以用“无能“和”溃败”来形容它。现在，除了做病毒检测、支持性疗法和鼓动打疫苗外，它已经无计可施了。即使病毒变异已经大大降低了疫苗的保护效力，疫苗仍然被看作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我认为现代医学的科学家和医生们都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作为掌握话语权的主流医学的研究者和医生，在媒体上和讲座中谈论病毒和疫苗时夸夸其谈，头头是道，显示出丰富的医学知识，但如果真被病毒感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医学精英和普通民众没有多大区别，一样只能听天由命。如果是轻症，就熬到自愈；如果是重症，就到医院接受支持疗法。他们被感染后生存的几率与一般不懂医学的民众没什么不同；他们掌握的关于病毒，细胞，分子的知识在维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上没有给予他们任何更多的优势。更进一步展开说，几十年来生物医学界解析了那么多病毒和蛋白质的结构，这些知识有多少被用来成功治愈了某个疾病昵？有人能够统计一下这个数据吗？
据说，以抗击非典而闻名的钟南山院士当他自己的女儿患非典时，他没有用他那著名的“大剂量激素冲击疗法”治疗他女儿，而是找国医大师邓铁涛用中药治好的。当然，这也许只是民间传闻。不过，中医在非典中的功绩被掩盖和抹杀了17年之久却不是传闻，而是铁一样的事实。 现代医学的科研工作者对中医治疗新冠感染的显著疗效保持了可怕的、一致性的沉默。我有些搞生物医学科研的朋友私下里有时会请我帮助他们用中医治疗一些常见的小毛病，甚至推荐治疗新冠肺炎的中药。但是，他们在公开场合，包括微信等社交媒体，却几乎绝口不提中医的疗效。好像谈中医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我对这种人和现象抱以最大的理解。毕竟，这些人还是很聪明的，很灵活的。不提中医也许是因为不懂中医，也许是大环境所致。也有很多人，他们完全被现代医学思维控制了头脑，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仍然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这里，法国的贝尔纳有句名言需要科研工作者谨记： “当我们发现一个事实与主流理论相悖时，我们必须接受事实而抛弃理论，哪怕这些理论已被广泛接受或被权威认可”。 至于那些出于利益考虑而否定甚至抹黑中医的人，我懒得费任何口舌。 今天读到一篇台湾作家和学者薛仁明的文章《我们被西方学问洗脑得多彻底，把传统精粹视为愚昧......》。文章里面有几句话很深刻，我特地引用如下：“整个中国学问它建立的一个基础是立命之学，中国经典是直接扣着生命来谈，那些外在枝枝节节的东西不谈，真正的学问不是用来写论文的，虽然没有太多分析论证，可是你听着，听着，生命会被触动。。。 现代的大学，根本的问题就是它完全没有能力处理你的安身立命，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越久，你只会越惶恐，你的生命只会越不安稳。你即使有某些地方好像还安稳，常常都是因为外在的肯定，社会的认可。' 我本能地想到和这段话相呼应的两句话。 一段来自英国哲学家罗素：“人生下来的时候只是无知，但并不愚蠢。愚蠢是由后来的教育造成的“。 另外一句话是《道德经》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 这里不是否定教育和知识的作用，而是告诫人们不能被知识所累，甚至被知识洗脑。对于读书人来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于做科研的人来说，尽信科学不如无科学，科学走到极端就是宗教。 这篇文章说出了传统文化，包括中医，在当代面临的一些困境。这个困境是人们普遍受到西方思维根深蒂固的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渐行渐远，直到完全对不上频道。很多人有知识，没文化；有智力，没智慧；甚至沦为“文化虚无，技术至上“的高级留学技工。这难道不悲哀吗？ 新冠疫情无疑是人类的一次灾祸。然而，祸兮福所倚。这次新冠疫情给人们提供了一次“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的机会，一次重新认识东西方文化，重置（reset）头脑中固化思维的机会。在世界正在经历经济政治大变革的背景下，医学上的大变革也让人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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