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大清朝有国旗吗？

一般说，许多国家的国旗是从皇家的皇旗演变、发展过来的。西方国家有国旗的历史较早，中国的大清帝国虽有“八旗”之称，但这些都是宗族的“族旗”，而不是国旗。大清的国旗叫做“龙旗”，它的诞生还有一段曲折离奇，十分有趣的过程和故事。

▲ 大清龙旗

近代以后，进人中国通商口岸的外国兵船、商船大多悬挂他们的国旗、商旗，表示船的身份，凡是没有悬挂旗帜的船只有可能被视为无国籍船只，甚至会被当做“海盗船”被驱逐、扣留。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亚罗号事件”就是因国旗、商旗引发的中外冲突造成的事件。

▲ 上海外滩巴夏礼铜像

1856年（咸丰六年）10月8日，中国商船“亚罗”号，因窝藏海盗，在广州黄埔停泊时，被广东水师搜查，其中有12名水手被拘捕；当时的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这位老兄后来任驻上海领事，并从上海领事走任驻华公使，与上海的关系特别密切。上海的外滩有他的纪念碑）接到“亚罗”号英国籍船长的报告，立即赶往出事地点，干扰广东水师执法，坚称“亚罗”号是英国船，领有香港当局签发的执照（经核查，该执照已经过期），中国水师无权上船拘捕水手，企图截留已被扣押的水手，未能成功。于是他立即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中国水师违反《虎门条约》第九条的规定：“倘有不法华民，因犯法逃往香港，或潜住在英国官船、货船避匿者，经英官查出，即应交与华官按法处理；倘华官或探闻在先，或查出形迹可疑，而英官尚未查出，则华官当为照会英官，以便访查严拿，若已经罪人供认，或查有证据知其人实系犯罪逃匿者，英官必即交出，断无异言”。“亚罗”号曾经向香港当局注册，悬挂英国国旗，船长也是英国人，巴夏礼认为它就是英国船，如果中国水师发现船上有中国人疑犯，应当通知英国领事馆，由领事馆出面处理，如果查出确有犯罪，再由领事馆移交给中国政府；广东水师未经英国领事馆许可，擅闯挂有英国国旗的“亚罗”号船上，是违反《虎门条约》的不当行为，也是对英国主权的挑衅，要求改正，立即放人。两广总督叶名琛不吃那一套，回复巴夏礼，称“亚罗”号确实是中国船只，非法悬挂英国旗，被拘捕的人员查有实据，确系罪犯，但仍同意在合适的时间把他们交给英国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巴夏礼根本不会在乎几个中国烂水手，而是想通过制造事端，获取更大的利益。这次事情被不断地放大，酿成“亚罗号事件”，真的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

▲ 《上海黄浦江开埠图》（油画），图片来自雅昌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初期，美国政府为了表示对这次战争的态度和采取的进一步措施，派列为廉（William Bradford Reed）为新任驻华公使，他1857年11月取道香港达到广州，听取了美国商人对这次事件的看法和意见，美国商人认为：根据国际航海惯例，商船应该悬挂注册国国旗或公司的旗帜，否则可以被视为“无国籍”或“不明国籍”的船只，也可能被当做“海盗船”而倍加防范，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国旗，不少中国船只就向外国注册，悬挂注册国旗帜；为了省钱，在注册期过期后，不再继续注册，但仍然悬挂原注册国旗帜。而且，确实有一些中国船只利用外国国旗作掩护，在海上实行走私或抢劫活动，给海上航运带来许多麻烦和危险。这是“亚罗号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建议大清应该有自己的商旗，以避免同类的事件继续发生。不久，列为廉提出“亚罗号事件”处理办法13条，其中就包括中国应该“仿各国成例制定一种国徽（不是国家的徽章，徽指标志、标识，这里是指旗帜）俾便商民遵用。”后来，这个内容被写进了中美《天津条约》，说：“若别国船只冒大合众国旗号作不法贸易者，大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

列为廉的建议，《天津条约》的规定，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不久清廷就确定了一种红地黄龙图案的三角旗作为中国船只使用的旗帜，众所周知，黄龙图案是大清国皇帝、皇室的专用图案，所以，这种三角龙旗只局限于中国海关以及官方船只使用，一般商船是不能或不敢使用的。一直到1872年10月4日，北京的海关总署批准，三角龙旗作为海上航运船只的标志旗帜，称：“中国轮船桅捎所竖常挂之主旗式样用三角龙旗，龙头向上，旗用黄羽纱，龙身用蓝羽纱镶配。”同年12月3日（十一月初三）上海《申报》刊登消息：

北京总理衙门照会各西国官员，谓中国新定旗式，形如三角，色用黄；中画龙，用蓝色。所有福州、上海炮局所制轮舶及各关口巡河船，均建此旗以标认识。其船长一百六十尺之下者，该旗长用六尺四寸；其船长在一百六十尺之上者，该旗用九尺六寸。

这是中央政府总理衙门批准并照会各国驻华公使、领事馆的正式公文，虽然这种“三角龙旗”只能在官方船只上悬挂，它可以被视为中国国旗的发轫。1872年也是中国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年，虽然轮船招商局有强硬的政府背景，但它名义上还是“官督商办”，是通过向民间集资，即通过招商成立的商事机构，轮船招商局的船只是不能悬挂大清“三角龙旗”的，于是，轮船招商局另外设计了一种“红底黄太阳”的商旗，这也成了中国有商旗的开始。

▲ 大清三角形龙旗

张荫桓（1837-1900），广东南海（今广州）人，纳资为知县，数荐至道员。1882年任按察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1885年任出使美国、巴西、秘鲁大臣，办理华工被害事宜，他意识到大清国的三角龙旗虽然与众不同，别出一格，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旗统一使用长方形旗帜，大清国的三角龙旗与各国国旗比较确实有一点“鸡立鹤群”，格格不入，中国应该与世界保持一致。1889年5月，他奏请仿各国制度，把三角龙旗改为长方形旗帜，中国也应该在自己的驻外公使馆、领事馆升旗。奏请获得批准，从此大清的三角龙旗改为长方形旗帜。

▲ 清末《图画日报》绘的上海建筑上大多升有大清龙旗

大清龙旗确实是大清国的国旗，可是，中国的皇权意识浓厚，国家意识淡薄，大清龙旗只能在大清政府规定的场合使用。有一件事改变了这种局面。义和团运动期间，1900年6月20日，清军虎神营士兵枪杀了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August Baron von Ketteler）,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外交事件。

义和团被镇压后，清廷被迫与多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第一款就规定：“大德国钦差男爵克（即克林德）大臣被戕害一事，前于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附件二）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第二款规定：“大清国国家业已申明，在（克林德）遇害处所，竖立铭志之牌，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就是清政府必须在克林德遇害的地方建一座纪念碑，同时，清政府要派一位与克林德公使地位相同的官员去德国，向德国政府赔礼道歉。实际上在《辛丑条约》签订时这座“克林德纪念坊”已经破土动工。

▲ 1903年克林德碑落成典礼

▲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败，1918年，克林德碑被拆除

▲ 1919年，法国外交代表与中国方面协商，讲已经拆除的克林德碑构架移到中央公寓（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重新安装，铲除原来的碑文，另外镌刻“公理战胜”，被叫做“公理战胜纪念碑”

▲ 1952年，公理战胜碑改为”保卫和平“碑，郭沫若题额

1901年7月16日，醇亲王载沣一行抵达上海，按行程从上海坐船去德国，上海地方政府和租界当局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上海在醇亲王载沣途径的地方搭建彩楼，到处张灯结彩，当时上海的商会意识到，载沣是代表国家去完成一项含垢忍辱的使命，是“弱国无外交”的另一种表现，为了表示自己的爱国之心，就私下定制了许多大清龙旗，要求南京路沿街的商铺悬挂，于是开创了中国商家悬挂国旗的先例。

▲ 1901年，醇亲王载沣赴德国访问，经过上海南京路的场面，沿街商铺扯起大清龙旗

▲ 1901年在德国皇宫内拍摄的照片，坐着的男子是专赴德国为枪杀德国公使克林德一事道歉的载沣

▲ 辛亥革命前，上海城里宝记照相馆扯的大清龙旗

清政府也意识到，民间悬挂国旗并不会损害大清的利益和声望，也就默认了。不过，当时的中国人国旗意识太差，他们根本没有把国旗是代表国家的尊严，而是把国旗当做商业幌子，到处乱插，招徕生意；更有甚者，商家任意在广告上把国旗当做装饰图案，这种局面一直到民国以后才有所改正。

▲ 上海光复后，稍作改动，大清龙旗就变成五色旗，真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

薛理勇

1947年9月出生于上海。1983年大学毕业后即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参加筹建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风俗历史研究。现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等。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租界史话》、《上海洋场》、“薛理勇说老上海丛书”等约六文化源流词典》《上海掌故大词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