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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满江红》的真伪 岳飞《满江红·写怀》是大家从小即耳熟能详的，一首激昂慷慨的《满江红》，曾激起古往今来多少志士的英雄豪情，又多少次地让人缅怀词作者岳飞的赫赫业绩与悲壮归宿。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著名学者余嘉锡先生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中指出《满江红》词是明代人的伪作：《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疑亦明人所伪托。……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嘉靖间钱如京刻《桯史》，又取而附之卷末。后之重编武穆文者，若单恂、黄邦宁、梁玉绳等复从《桯史》转录入集，而李桢、单恂更增以伪作，于是传播遍天下，而《满江红》词尤脍炙人口，虽妇人孺子无不能歌之者，不知其为赝本也。 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多次发表文章，认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邓广铭先生的“四传二谱”（《岳飞传》、《辛弃疾（稼轩）传》、《王安石》、《陈龙川传》和《辛稼轩年谱》、《韩世忠年谱》）先后修改了多次，直到九十一岁高龄生命的最后一年。邓广铭先生的文章道德令人钦佩，他的文章全面回复了怀疑派的问题，如： 岳飞有无谱写歌词的能力问题； “踏破贺兰山缺”方位问题；何以不曾被岳霖、岳珂收集到，不曾编入《 家集》之中问题等等。邓广铭先生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他举出了宋人《宾退录》中所载岳飞的绝句，就未曾被《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所录为证。态度公允持平有理有据，。 邓广铭先生文章发表于1982年，1986年在浙西江山县发现了一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其卷十四之《诗词歌赋》集中载有岳飞于绍兴三年（1133）赠抗战派大制参祝允哲的《满江红》词及祝允哲的和词。祝允哲曾任大制参，提督荆襄军务，曾上疏高宗，愿以全家七十多口乞保岳飞，由此证实他们关系非同一般。岳飞题为《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以下称《满江红·述怀》江山版，）其词云： 事实证明了邓广铭先生的判断。 但是，新问题是《满江红·述怀》江山版更加写实。而传世版《满江红·写怀》在南宋时代可能有一些影响流存的因素。 一，“三十功名尘与土” 历史事实是绍兴二年（1132）岳飞三十岁，任亲卫大夫、建州观察使、神武右副军都统制、权知潭州、权荆湖东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八月，任右相刚满一年的秦桧，就被高宗罢免。 第二年岳飞任镇南军承宣使、神武后军统制、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 绍兴四年（1134）岳飞三十二岁，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任清远军节度使、神武后军统制、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特封武昌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节度使就相当于正大军区级了，是南宋第五个也是最年轻的开府建节大将。节度使，从二品，宋代最高武职，再升级太尉已经是虚衔。宋代丞相辞职以后，往往外任节度使，例如岳飞的老东家、同乡（军中有一韩）韩琦就是。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 “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实为诬告，将其罢职，但韩琦仍然坚决辞位。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及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仅兼领淮南节度使。 直到四年以后绍兴八年（1138）三月，高宗才任命秦桧为右丞相。位于赵鼎之后，岳飞“如果想练兵杀敌，收复失地，足可以施展抱负”成就事业。似不应有“三十功名尘与土”低沉之句。 实际上，岳飞因为张宪、岳云“谋反”牵连。到杭州大理寺“作证”而入狱。以后的判决书主要以“指斥乘舆”和“援淮西失机”而定案。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有一年十有二月癸巳，“岳飞赐死于大理寺。……飞以众证坐尝自言已与太祖俱以三十岁除节度使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敌犯淮西前后亲受札十三次，不即策应，为拥兵逗留，当斩。阆州观察使、御前前军统制、权副都统张宪坐收飞、云书，谋以襄阳叛，当绞。” 多人证明岳飞曾经讲过三十岁就做上节度使的只有宋太祖和我岳飞，而这句话也成了日后岳飞的定案“证据”之一。岳珂《金陀粹编》有岳家军统制官董先在岳飞冤案中，到大理寺作证时说：“曾见岳飞说：我三十二岁上建节，自古少有。即不曾见岳飞比并语言。”这些事实似可以证明，岳飞当时的心情是意气风发，建功立业，而不是“三十功名尘与土”。 二，靖康耻，犹未雪 “靖康耻，犹未雪”句太过实写犯忌。因为“靖康耻”实在太“耻”靖康二年四月，金军二次南下，北宋王朝都城开封被攻陷。除了割地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地，宋王朝为了偿还金军提出的赔款要求，竟然把太后、皇后、后妃、公主、宗室女眷等上万女人折价抵押给金人。在给金军的赔偿中，有五十一位后妃公主之，还有一万一千多名妇女。 宋徽宗、宋钦宗和宗室被掳到北方之后，被金人施以牵羊礼，数千皇室被金兵用绳子牵着，像牵着羊一样被人展览、参观，还被封为“昏德公”、“重昏候”。宋钦宗的皇后朱琏，到达会宁后终于不堪受辱，自尽而亡，终年26岁。“韦（宋高宗生母）、邢（宋高宗妻子）二后以下三百人留洗衣院”，《呻吟语》记载:“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均露上体，披羊裘。”以示对南宋朝廷和皇帝的侮辱。 纵观宋代人记录靖康之变的，并无人敢用“耻”字，，南宋时人对靖康二年（1127）徽、钦二帝被虏的记述与评价的词汇有：“靖康之祸”“靖康之乱”“靖康之难”，“二帝北狩” 这些为尊者讳的说法，用词皆要注意分寸。“耻”字使用令人惊诧，它将矛头直指赵宋朝廷，可以说欺君犯上，于礼、法皆不合。于“为尊者讳”传统教育不合。“二十年，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 孔子评价这件事情说：“臣子召天王前来，不可以做为先例。所以《春秋》记录这件事情为「天王狩于河阳」。四书五经是当时教育的基础。 退一步说，秦桧一党在没有证据的状况下反而可以据此“愤词”诬陷岳飞欺君、心有怨恨治其罪何必用“莫须有”的托辞欺瞒天下？ 三，最早的《满江红》版本为“朝金阕”在南宋时代容易被上纲上线 汤阴岳庙所存明天顺二年（1458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1498、1499年）内所写刻，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所提出《满江红》首次出现于徐阶之说，被否定。 但是汤阴岳庙岳飞刻石《满江红》词，末句作“朝金阙”在当时容易被陷害，引起文字狱。 汤阴岳庙所存明天顺二年（1458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1498、1499年）内所写刻，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所提出《满江红》首次出现于徐阶之说，被否定。 但是汤阴岳庙岳飞刻石《满江红》词，末句作“朝金阙”在当时容易被陷害，引起文字狱。 因为汉语特殊的模糊性多歧义，动词没有时态，代词没有主宾格。特别适合与“实境”有一定差别的“诗境”，产生了灿烂的诗词文化。但是也适合于创造一些新词以文过饰非；以为断章取义、深文周纳的“文字狱”悲剧提供了方便。例如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因为《湖州谢上表》、写到:"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认为是攻击朝政。神宗派人将苏轼抓捕入狱，定以死罪。后来在曹太后和王安石等人的极力劝阻下，才把苏轼的判决改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安置”，即在地方官监视下的流放。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记载：侯（岳飞）向万俟禼、罗振对天盟誓：”吾无所负国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陷忠臣吾到冥司与汝等面对不休众“闻其说罗振并御史中丞万俟禼等曰：”相公既不反记得游天竺日壁上留题曰寒门何载富贵乎“众人曰既出此题岂不是反也？ ”寒门何载富贵“成为谋反的证据，“文字狱”的逻辑，奈何？ 虽然提出这些疑点，但是这些都是属于主观判断的问题。不像余嘉锡、夏承焘、张政烺诸先生学问大家，博览群书，可以从版本学方面提出客观质疑。近看张政烺和邓广铭先生两位老师的学生王曾瑜回忆：在大学时代，我怀着好奇心，向邓广铭先生询问《满江红》词的真伪。邓广铭先生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 看来此历史问题确实是宜粗不宜细。但是作为学者，应当知道《满江红》原词在历史上可能经过多人的修改和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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