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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史籍称曰谱牒。我国谱牒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代，已广为流行。记载上自黄帝下迄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世系的《世本》，号称谱牒之祖。西汉后期刘向编校命名的《世本》是二卷，东汉初宋均注的《帝谱世本》是七卷，东汉末宋衷注的《世本》是四卷，通称为古本。《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心志》均有著录。北宋编定的《崇文总目》已不见著录，可见到北宋时已经散失。今本《世本》是后人辑佚而成的。南宋高似孙是第一个辑佚《世本》的学者。清代辑佚《世本》的学者很多，重要辑本有八种。195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世本八种》，已全部收录。 从各书征引《世本》的材料看，古《世本》有纪，有传，有表，有世系，有作篇(纪事物起源)，有居篇(纪古地理)等，内容相当全面。《汉书．司马迁传》云："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 《后汉书·班彪传》云："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迄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 《梁书·刘沓传》引桓谭《新论》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仿周谱"。 这些记载表明，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是吸取了当时谱牒学的成果的。应当注意的是，其时《世本》尚未问世。司马迁参阅和吸收的是谱牒成果，并非《世本》。 《史记·自序》云："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 《史记·三代世表序》云："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成不同，乖异"。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可见，司马迁自己也说他写《史记》时是吸收了谱牒成果的。不仅如此，《史记》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驷《史记集解》、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司马贞《史记索隐》也都引用了大量的谱牒资料。这些资料主要出自《世本》。《史记索隐》因避李世民之讳，改《世本》为《系本》。 正因为司马迁吸取了当时的优秀文化遗产(包括谱牒)，所以他的《史记》，才成为千古不朽的世界名著。 郑樵《通志·总序》云："司马迁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入，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到了唐代，谱牒又称族谱。宋代称家谱。钟健群《宗谱学略论》说："至唐代名为族谱。族谱者，氏族之谱系也"。又说："宋代时名为家谱。家谱者，家乘也。为记载一家世系及事实之书"。宋代《鹤林玉露》记载："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取孟子晋之乘之义"。士大夫修家谱，名日家乘，始源于此。一家别子为宗，徙居他乡，其异地分居者另修之家谱，称曰支谱或房谱。综合各支谱、房谱而修之谱，称曰总谱或通谱。 自宋以后，私修族谱之风兴盛起来，至清代达于鼎盛时期。现存族谱，主要是明代和清代编修的。每部名谱，大都由谱系、朝廷恩荣，祠宇、家墓、传志、艺文等部分组成。谱系为主要部分，包括族姓源流、世系谱表、移住始末等。清代的方志学家都十分重视族谱。 我国的方志出现很早。但方志学之创建，则是从清代章学诚开始的。章学诚(1738～1802)，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二十七岁时就随父纂修《天门县志》。此后，陆续纂修或参修《和州志》、《永清县志》、《毫州志》、《大名县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广济县志》、《湖北通志》等。并有《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修志十议》等专论。他在长期的修志和评志的实践中，对方志的源流、利弊得失以及方志的性质、含义、范围、要领、体例、章法、文辞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成一家之言，创立了方志学的理论体系，使方志学成为一门重要学科。梁启超说："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 方志学的奠基者章学诚，很重视族谱。他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提出各州县应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收集资料，为修志创造条件。他说："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记载"。所谓成法，即指按照规定的类别和格式收录资料。收录哪些资料呢?章学诚归纳为六类：六科案牍、职官治绩、谱牒、经史诗文、金石拓片、乡饮宣讲闻见录(《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在这里，章学诚把谱牒列为六类之一，是很有见识的。梁启超对章氏的主张，倍加赞许："实斋之意，欲将此种整理资料之方法，由学者悉心订定后，著为格式，颁下各州县之志科，随时撮录，则不必高才之人亦可从事，而文献散亡之患可以免。此诚保存史料之根本办法，未经人道及也"。(《清代学者整理旧学总成绩--方志学》) 章学诚编撰的《永清县志》就立有《士族表》一目。其意在于"以世族率齐民，以州县领士族"。他规定"生员以上之族始人录"(《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章氏的这个主张，是仿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而来的。只著录生员以上之士族，自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余绍宋的《龙游县志》则力矫此弊。其言日："余今所为考则不然，不问其是否著姓，是否大族，抑有无生员以上之人，但使有谱而合于编体例者，罔不著录。故不称土族而称氏族。"又云："凡氏族必冠地名，重其所居也。亦有冠以郡望者，从其谱也。来自何处，何年始迁，必详记之，重其所始也。同宗异派或分迁者，则汇记之，明源流也。同姓不宗，则以迁来先后为次，别新旧也。族中知名人有可考者，择要记之，著其望族也。谱之卷数必记，创修谱者必记，重修年份必记，氏族所重，重在谱牒也"。余绍宋《龙游县志》著录的族谱，不论是范围还是内容，都较章学诚的《永清县志》更为扩大和充实了。 吴汝纶《深州风土记》更创人谱一例，进而把对族谱的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著名方志学家瞿宣颍《方志考稿》对此评价很高。他说： "征之于古，则秦代之徙民实蜀、实咸阳、开五岭，此以政治之压迫而迁徙者也。王莽之乱，开辟地江南之渐；建安之乱，洛都转致空虚；永嘉之乱，士族相携南渡；此以戎马之变而迁徙者也。至于饥馑之徙民，更史不绝书矣。验之于迩，则江南巨族多托始于赵宋；湘蜀大姓，多启业于清初；黔滇人士，多衍支于流宦。故欲推知近代史迹，即私家谱牒而了然，不待他求矣。核而言之，人民里贯是政治社会制度所从出也，其迁徙之迹，又文化升降所从显也。自汉以来，历世久远，苟能举诸强宗巨族，溯其渊源，踪其分合盛虚往来久暂，斯诚治史者之一伟绩，足令吾曹深明历来社会组织之进化情状且布露吾民族精神与世共见也。惜乎昔之治方志者，多忽视谱牒为无从重轻，而私家谱牒又秘不可见，散不可纪。汝纶独以卓然远到之识，创人谱一例，网罗散逸，详而不冗，可以垂为法式，其所举安平崔氏，自汉至五代千有余年，斯实北方文化史中心问题矣"。 瞿宣颍从人口迁徙与文化传播的相互关系人手，阐明了研究族谱的极端重要性。正如瞿氏所说，通过族谱研究，如若把自汉以来，北方强宗巨族迁徙、分合、盛衰的历史与文化传播、升降的关系研究清楚，那将是历史研究的一大伟绩。吴汝纶《深州风土记》创立人谱一例，"网罗散逸，详而不冗"的重大意义即在于此。事实上，在很多旧志中，都保存了不少有关家族的资料。诸如，河北《曲阳县志》载，石工杨氏，为元以来之世业；陕西《同州府志》载，柳子镇有铁匠千家，为明以来之世业；陕西《定远厅志》载，乾隆五十年(1785)，贵州遵义迁来苗民熊、陶、李、吴、杨、马六姓，等等，这些资料都是很宝贵的。 我们现在编修新方志，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旧方志所提供的资料和族谱资料，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现在的问题，我们在某些新志中，可不可另立姓氏大族一目，叙述本地有重大影响的某几个姓氏大族的由来、衍派呢?例如，太原王氏，是不是应该写入太原志?大家知道，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海外侨胞回国"寻根谒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l985年6月，缅甸太原王氏家族会致函太原市王茂林市长："我们缅甸太原王氏家族会在缅甸创立至今已有七十多年，会员达数千人。原籍包括闽、粤、滇等各省市。现在虽然多数已成为当地公民，但仍是王氏后裔，都是炎黄子孙。我没有忘记祖先"。还说："我们缅甸的王氏后裔大多是福建人，是五代时闽王王审知(862～925)的后代。王审知是从河南固始县迁到福建的，我们希望今后有条件时能赴太原寻根谒祖"。 1986年5月，泰国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又致函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要求查证王氏祖祠在太原还是在南京，并说："若他们获悉他们的祖祠确切地点。王氏宗亲学会理事长王捷枝先生，将亲自带团去"。此函亦转太原市人民政府。 山西省和太原市人民政府，对缅甸和泰国的来函十分重视。太原市成立了"太原王氏研究会"，省政府拨款资助，组织人力，先后到江苏、福建、浙江、广东等地以文献记载为线索进行社会调查。回答了来函提出的问题。1988年ll月26日，泰国王氏宗亲会代表团终于回到太原，实现了"寻根谒祖"的宿愿。 对于远离祖国的海外侨胞来说，家谱就成了他们同祖国保持联系的纽带。爱国主义的核心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这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卷二十八，第168-169页)。族谱在形成和巩固人们对祖国的这种深厚感情过程中，发挥了难以估计的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族谱，来研究一些姓氏大族的源流和衍派，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在新编地方志中给予一席之地，也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听听海外侨胞的呼声吧! 1988年1月，澳洲侨胞马氏致函中国家谱研究会说："于九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上看到首届中国家谱研讨会的报道，不胜欢耀!家谱对于我们华裔来说，非常重要。先生亦知澳大利亚之白澳思想近来又被无耻政客从垃圾堆中重拾起来，大力鼓吹、宣传一个澳洲，即白种人之澳洲。完全漠视当今世界民族大融合之潮流。可悲者是在民意测验中，竟有七成以上之民众，赞成减收亚裔移民。考我华族移民澳洲已有百多年之历史。最高峰时期，华人曾占居民总数四分之一。今日之澳洲人，其实许多人是有我中国人血统的，可惜多不自知，有些知道自己有中国血统的人，对我华裔特别好感，亦反对种族歧视。前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其祖母亦系中国人。正是此君任总理时，澳大利亚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显而易见，研究族谱对于发展海外联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我们把研究族谱的成果，把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些姓氏大族的源流、衍派写入新志，那我们的新志就会受到海外侨胞的欢迎。这对于我们方志工作者来说，是完全能够做到，也是应该做的事，为什么不去做呢! 族谱和方志，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它们在形成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方面都发生过很大的作用。随着族谱研究的开展和新志质量的提高，它们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历代帝王修谱诏 明太祖乡谱诏 朕承天底定，抚辑承民，宵肝站兢恐难保，又咨尔意兆，各具天良，务立矩，度之防快，睹维新之命，溯芳规于及祖考，懿行于前贤，敦厚本原，懋昭上理，虽扎乐俟诸世以而孝弟木，诸人心苟能自克振拔，则可治之，不淳如或即此奋心，亦何不古，率土钦哉，毋负腾意。 译文，我得助天力，平定天下，抚慰人民。但每晚站兢，惟恐难保永久。又问过别人的意见，认为各人都具有天理良心，务必要订立规矩，引度他们，要防止急噪图快，看来要完成维护新朝的使命，就要追本溯源，从我们祖先父辈那里寻找治国之道，实行前辈的德贤，忠诚于本源，劝恳地讲明道理。虽有历代礼乐法规，等待人们世世代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但人多心杂，不能人人都自觉克制自己，振作起来，怎么办?要使不淳厚的人从此发愤图强，为什么不用过的祖训教育他们，成为全国都敬佩的人?不要辜负我的意愿。 宋宁宗修谱圣谕 朕闻唐人重姓氏，而谱谍具，后世文儒贵戚之家浸以论湮而难考，然自犁锄之卿相，降为录率之世家，视其子孙，自立和如耳，诚能自立虽微而浸著，不能自立虽著而微，人家子孙百世之各能自立，庶几于厥祖也。此朕之所以改望于天下者。 清顺治乡谱诏 敦孝弟以重人论，笃宗族以昭雍睦，训子弟以禁非为，明礼仪厚风俗。 译文：修谱的目的是：敦促人们孝顺父母，爱护兄弟，以重视搞好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忠实的对待宗族，以显示内部的和睦，教训孩子的年轻人，禁止他们为非作歹，明白礼貌和谦让，以养成浓厚的良好习惯。 清顺治规定六训 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祖孙；各安生理，无诈非为。 清康熙圣谕十六条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照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家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惩慝逃已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解警岔以重身命。 先儒修谱论 程子曰：家法坏，谱谍尚有遗风，谱谍坏，人家不知来处，故谱不可不修。 致堂胡氏曰：谱谍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颠倒无据或妄委其姓氏，古人户贯而混，亡宗支，何上托汉婿，而骨姓刘以朱耶，而附李属籍者也。 五峰胡氏曰：甚矣!谱之不可作也，谱谍作照而穆有序，而亲疏不遗，百世之下犹足，以知其一本，而万殊谱谍不作喜，不庆忧，不吊不以至亲相识如途人者先矣! 景濂宋氏曰：甚矣，谱之难稽也，君子当尽其心于所，不知信其心于所，可古人有古，三世不修谱为不孝。 新安程氏曰：扑之修要在明一本而浚其源，所以尊祖敬宗也!究万派而清其流，所以别亲疏之远近也!辨隆杀之等，别亲疏运近之识尊卑之次次弟也，行吉凶庆吊之礼，敦孝友睦姻任恤之行，所以崇宗族之典礼也。 兆溪陈氏曰：凡作谱者为祖宗重也，人之重乎，祖宗则所存，惟仁而匪仁。不存所行，为义而匪义，不行恐得罪于祖宗也。 深山董氏曰：先祖有善而弗明，日不智，而弗佛日：不仁，止谱之由作也。 白涯彭氏曰：谱之保姓受氏也，天子赐之，司农协之，宗法已联属之，而后孝弟之，教成朝廷之，势尊天下之，家正保族者，保天下之道也，个保其族而天下治矣。 山谷黄氏曰：世之巨族者。微有谱则失其所从也，考其所由分世日益远，族日益繁，必至于不想维而昭穆之辨淆矣。 一峰罗氏曰：自宗法废而谱乘兴矣，其本之所出尊尊也，别其支所由分亲亲也，尊尊亲亲只道尽而族之，大本立也。 修谱的作用 一、寻根、留本。古人云：“谱谍身之本也。”意思是谱能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来。人们常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但你并不知道其中的由来，通过修谱追根溯源，你就会知道了你从哪里来。 人从娘腹中十月怀胎，呱呱落地，在世上几十年，但总要静静地离开人世，古人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名”就是人之本，人生一世死了，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在世上，若干年之后自己的子孙连祖先是谁都不知道，那不是枉活一生，白活一世，换言而之，你的孩子也就是失去了根本。 过去和现在，有很多人为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打碑，一者表示后人的孝心，二者是不忘先人，但它又能保藏多外?世代变迁，人为的损坏，年代长久日月的风化，也就失去了树碑的作用。而几千年谱书之风，代代相传”从远古至历朝历代，乃至到今天，先祖的名字流传至今，着不是修谱的作用吗?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你的根底在哪里?万里江水，源起何处?一个人连自己的根源都不了解，岂不负先人养你?特别我飞鹏卢氏，已有100多年没有修谱了，早我们采方中发现不知道自己祖父母名字的人为数不少，更谈不到自己是哪支哪房，所以说这次修谱，意义重大，一者可以帮你查清你的祖先是谁，让你的名字与先祖一起流芳千古，二者你如果真的断线，把你的祖辈、父辈和你一周记载下来，让你的后人代代相传，永远知道你们是他们的先祖，将来和他们一起流芳千古。 二、清缘、备查。古人云：“子孙不知姓氏所从来，以昧昭穆之序者，禽兽不如也。”意思是说，姓氏是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人兽之别，就在于他们对于有血缘关系的本族人，有一种生生相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家庭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一个人不管漂泊多远，总是望不了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埋葬着他们的祖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人们有着他自己祖宗的事迹记录下来传给后人的习惯，这就是谱，只要有了谱书，凡与族人有关的人和事，谱上都有记载，比如，你要知道卢氏来由、远祖世系，可查卢氏由来，这次续谱，这套资料来之不易，她是我卢氏修谱中贡献最大的无名英雄，他叫卢本立，桃源县清林乡人，在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他耗费数千元，利用节假日三次飞往北京查寻复印下来的，我卢氏族人要感谢他对我族续谱工作中无私的贡献。你要知道范阳堂到底是回什么事?可查范阳堂—卢姓的堂号。你要知道老、新派别，可查老新语录。你想给自己的子女取个好名字，你想了解卢氏先人在各个历史朝代的功绩和对社会的贡献，一套谱书在手，卢氏家族的情况都有。 三、增知、育人。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几十年来由于对自己子女缺乏家族观念的教育，导致现在有很多人没有家庭观念和人伦的教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上下不分，孝义全无，有老不养，有子不教，嫖娼有余，赌不竭力，吃喝玩乐无度，为官不体恤黎民，馋奢无底，为民不尊师长，横蛮逆行，用什么教育他们，谱书中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中规范了卢氏后人的言行。谱书中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中规范了卢氏后人的言行。谱书中收录了历代经典，不如，如何立志?如何敬业?如何治学?如何治家?如何做人等等，有很多东西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她能很好的陶冶我们的情操鼓舞我们热爱生活，奋发向上，为国贡献，为族争光。 四、血肉联情。俗话说：“亲不亲，故乡情。”“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大流通的社会中，在国际一体化世代，人们不可能禁锢封闭。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这是今后人子孙必行之路，通过联宗族谱，本族同一血脉的同胞更进一步加深了解。一个人走在外，路人(路上随意向隅的人)不如乡人(自己家乡的人)，乡人怎与血肉之情相比。经济开发中的往来，生死祸福的降临，人与人之间自然也非常必要相互提携、帮助，有了谱书，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哪怕相见恨晚，血肉亲情一定更好、更深厚。 五、承前启后。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上对先人，二是下对后辈，先人千心万苦创业，育人，为卢氏家谱为社会创下了丰功伟绩，不能从我们这一代丢掉，必须通过修谱，为他们立传，把他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作为永久的纪念，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对后人来说，我们应该给他们留点什么?是金钱?美女?房屋?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美如玉。”先人只能留给后人知识，精神财富，思想财富，留给他们祖宗的品德，儿孙们才有生财之道，才能发迹万贯，这些都溶聚在我们的谱书之中，只有把这些留给他们，才能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后人。 综上所述，修谱何用?回答是：寻根留本，清缘备查，增知育人，血肉联情，承前启后。 ———————————— 从中国古代史官随时记事说起 看过几本中国史学著作，知中国古代有史官随时记载重大事件和重要事物的传统。“史”的原义指用文字记事的人。《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清代学者江永释“中”为簿书，“又”是指右手，手持簿书为“史”。手持簿书干什么，记事啊！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一般不涉及对于过往历史的追述。甲骨文记载盘庚迁殷以后自武丁时期至殷商灭亡王家的一些活动，内容涉及到阶级状况、国家制度、农事畜牧、年成丰歉、天文历法、战争畋猎、神祖祭祀、王朝世系等。金文以记载当时王臣庆赏、贵族纠纷、财产关系为主，内容有征伐、俘获、锡臣仆、锡土田、锡车马旗服彝器、锡金贝等史事。 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中国出现了“国史”，如晋《乘》、楚《梼杌》、郑《志》、鲁《春秋》等，墨子则说“吾见百国春秋”。所谓国史，即周王朝和它所分封的各诸侯国的历史撰述。这些国史的内容有朝聘、会盟、征伐、祭祀和王侯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的活动等，也是在随记大事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从当时人和战国时人以至司马迁《史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约略了解一些国史发展中随时记录重大事件的情况，如“曹刿谏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亦见《国语·鲁语上》）再如“管仲曰：'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左传·僖公七年》）《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秦王要赵王鼓瑟，秦御史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后秦王击缶，赵御史也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秦汉之后，国家统一，延续了史官随时记载大事的传统。起居注，兴于汉，记录皇帝的言行。日历，始于唐，是按日编制的史料长编。实录，起于南朝齐梁期间，是皇帝的政务大事编年，按年月日记录当朝政治、军事、经济等大事。时政记，是皇帝与大臣商讨军国政要的记录汇编。这些都是随时记载的。正因为有这些随时地大量记录作为史料，正史才能顺利地编成。 而中国古代地方志的编纂却不是这种情况，往往是“临时抱佛脚”，朝廷下达了修志令，或地方官主动要修志，就聘请博学能文之士，搜集资料，进行编纂。由于几十年乃至百年才一修，时间相隔很久，资料大量散失甚至湮灭，造成永久的遗憾。志书修成之后，人员即散去。到下次修志的时候，又重打鼓另开张，如此循环往复。清代中叶章学诚深悉此弊，在《州县请立志科议》文中说：“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乎朝廷，朝廷六部尚书之所治，则合天下州县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记载而籍备也。乃州县掌故，因事为名，乘行典吏，多添注于六科之外。而州县记载，并无专人典守，大义阙如。间有好事者流，修辑志乘，率凭一时采访，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挟私诬罔，贿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荐绅先生每难言之。史官采风自下，州县志乘如是，将凭何为笔削资也？”正是鉴于修志“率凭一时采访”，弊端丛生，他才提出州县设立“志科”的主张，说：“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记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 章氏州县设立志科之议，只是为保存六科档案及其他修志所用资料，以解决修志“取办于一时”的问题，并无史吏编纂志书之责，也没有随时记事之职。所以，对入选志科人员素质的要求不高，只要“稍明文法”即可，待到正式修志时，再访求聘请“能文学而通史裁者”来承担编纂任务。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从省到县区普遍成立了常设的地方志工作机构，实现了章学诚设立“志科”的设想，然其职责大大扩展，如《地方志工作条例》所规定的，承担修志、用志、管志三大项职责，并且形成有诸多工作的地方志事业。然而，仍没有把随时记事纳入工作日程。现在，该是发扬中国古代史官随时记事优良传统、拓展地方志工作机构日常记事职能的时候了。 发扬中国古代史官随时记事的优良传统，拓展地方志工作机构日常记事职能，有诸种必要和好处。首先，可以为修志编鉴积累全面系统翔实准确的资料。修志编鉴都是对已往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加工使用。由于时过境迁，可能导致某些重要事情的失载和部分重要资料的散失。特别是志书的编纂周期长达20年，若干年前的资料散失的可能性大增，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事情的真相会模糊难记。如果能形成随时记事的制度和机制，加之资料年报制度的完善，自然会积累起全面系统翔实准确的资料。而且，“时近则迹真”，并且是修志人员有计划、有目的地去记载，资料的可信性、有用度大大增强，无疑可为将来修志奠定扎实的基础。随时记事还可以改变过分依赖各部门由档案资料、工作报告而写成的初稿，缺乏民间资料的弊端。 其次，拓展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日常记事职能，还可以及时为现实服务。将随时记载的地情大事、要事、新事整理编辑起来，发送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有关人员手中，发挥资政和信息通报作用，这对志书时效性较差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弥补。如果再将随时所记大事、要事、新事讯息传送到互联网上，则传播速度更快，传播的面更广，发挥作用就会更及时更大。 第三，可以培养锻炼修志队伍，提高地方志工作者的素质和能力。地方志工作者是当地史官，担负着记录历史的任务，必须努力提高思想与业务素质才能承担起这一光荣使命。只有在加强学习和参与修志实践的基础上经常动笔记事，才能提高思想业务水平和写作能力。如果只是做搜集资料的保管者，则能力的提高就很有限。一个人有三种语言：一是内部语言，二是口头语言，三是书面语言。内部语言是思维时的语言，不发出声音，是随机而产生的，往往杂乱无序。内部语言经思考组织，形成口头语言，这是一个提高，因其逻辑性增强了，意思表达清晰了。而由口头语言上升为书面语言，思维更加缜密，逻辑性更强了，这对思维能力来说是更大的锻炼提高。所以，经常写作的人，其思维能力是比较强的。思维能力的提高是地方志工作者其他方面能力提高的重要基础，通过随时记事来提高思维能力是个很好的办法。随时记事还可以锻炼社会沟通能力、整理考核资料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其锻炼价值是多方面的。 可喜的是，一些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地方志人士，已经认识到随时记事的重要性，并且在实践上有了若干创新。刘善泳先生主张地方志记录的“现实同步性”，说“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是地方志记录的题中应有之义”。福建泉州市地方志编委会谢晓艺先生则认为，地方志工作方式应以当事者提供资料和方志机构“实录”相结合。泉州市方志委记“地情日记”，翔实记录泉州市每日发生的大事、要事、新事，按月将“地情日记”编成《泉州月志》。《泉州月志》按年度则编辑成书出版。为了记好“地情日记”，泉州市方志委开通了面向机关和面向社会的两大信息搜集渠道，建立了定期联系部门以及各部门重要会议、活动知会方志委的机制，还建立了及时整合媒体报道和对重要人、事、物跟踪记录的制度。为了记好每日大事，专职人员定期向五套班子办公室了解工作活动安排，市政府会务中心的人员也主动将会议安排通知方志委，有关部门和社会也主动发来通知。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从2006年起开始按月编辑出版《河南大事月报》。到年底，又将全年收集的所有大事信息分类整理成河南大事年刊，并以《河南年鉴》增刊形式公开出版。河南许多市县也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参照省上的做法，将编辑出版大事月报、月鉴，作为史志部门的一项经常性工作。还有的省市按月或双月编写大事，如天津的《要事录》、《江苏大事》等。 以上好的建议和作法说明，继承中国古代史官随时记录大事优良传统，拓展地方志的日常记事职能，不但是有道理的，而且是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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