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23年新年致辞中，英国首相苏纳克承认，过去的一年对英国来说是“艰难”的，而且这些使英国艰难的问题不会在新的一年“消失”。但是，他仍表示相信2023年英国有机会“在世界舞台上展示最好的一面”。2021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世界排名第五。即使2022年被紧随其后的印度超过，也仍是位居世界第六的重要经济体，具备发挥世界影响力的能力。不过，在我们期待英国展现“最好一面”的同时，不妨思考一下它的问题为什么不会消失。 
2022年12月27日，英国铁路、海事及运输工会（RMT）成员2022年最后一轮罢工结束后，伦敦国王十字车站挤满了终于可以乘火车出行的乘客。新年过后新一轮罢工又已开始。2022年10月，里希·苏纳克经过议会选举，接替在职44天的特拉斯，出任本届保守党政府执政三年来的第三位首相。毋庸讳言，他接手的是个“烂摊子”。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22年8月的估算数据，第三季度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实际GDP环比下降0.2%。根据经合组织发布的数据，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英国经济增速在七国集团中倒数第一。与此同时，10月底英国通货膨胀率为11.1%，达到40年来的最高水平。避免国家陷入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状态，已是英国政府2023年的当务之急。 对于各国政府说来，摆脱“滞涨”都不得不在提高经济增速和遏制通货膨胀两个目标之间做出选择，前者需要执行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后者恰恰相反。特拉斯首相曾经推出“迷你预算”，试图在通胀高企的情况下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由于政策思路草率而且混乱，特拉斯的举措造成英国的国债、股票和汇率同时下挫，使她成为英国历史上最短命的首相。有此前车之鉴，苏纳克的政策选择其实只有先通过央行加息缩表来降低通货膨胀，同时控制公共开支增幅，以损失经济增速为代价恢复宏观经济的平衡。2022年，英国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从年初的0.25%增加到3.5%，市场普遍预测其加息周期将持续到2023年11月，达到4.7%左右。这种做法的负效应是短期内将加剧英国的民生困境，中长期可能造成失业率上升和国际竞争力下降。 苏纳克政府的政策很快招致国内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包括铁路、机场、邮政、大学、边检和医护人员在内的各大公共雇员工会先后组织罢工要求增加工资。2022年11月下旬，英国150所大学的7万多名雇员举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要求在高通胀背景下增加薪资。虽然罢工影响到250万名学生的正常教学，但英国大学生联盟还是表示了对罢工的支持。11月24日，11.5万名皇家邮政工作人员进行48小时罢工。12月中旬，英国铁路、海事和运输工人全国联盟组织4万名雇员罢工，对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交通服务产生重大影响。12月15日和20日，英国护士行业工会“皇家护理学院”发起两场大罢工，数万名护士走上街头，抗议薪资待遇与工作条件。同期，英国公费医疗国民保健服务（NHS）的急救人员也组织了罢工。这些“体制内”人员的罢工对英国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小影响，未来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范围。 面对财政紧缩引发的罢工浪潮，苏纳克拒绝与罢工者谈判，强调他的政府已“做出艰难但公正的决定来重新控制借贷和债务”，而给公共雇员增加工资意味着扩大公共债务规模，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为减少罢工带来的社会影响，英国政府声称已经准备动用军队来替换罢工的救护和海关人员，将采取果断行动减少国民保健服务的患者“积压”问题，着手减少公共交通运输体系罢工造成的社会影响。也就是说，苏纳克政府准备顶住公共雇员罢工的压力，执行从紧的财政政策以阻止英国经济滑向“滞涨”。 与这些有组织的公共雇员相比，其实还有更多英国人默默地在高通胀中忍受着低工资乃至失业风险带来的压力，他们甚至连通过罢工宣泄愤懑的机会都没有。此前，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在议会公布秋季预算案时表示，英国政府将在未来几年持续提高税收和减少财政支出。也就是说，英国人在未来几年都要准备“过紧日子”，耐心等待政府有效抑制通货膨胀水平之后的经济复苏。那么，英国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的对策，未来几年在相对较低通胀水平下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吗？答案是不容乐观。 第一，英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复苏的依赖性很强。与德法等欧洲大国相比，英国“去工业化”程度更高。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后，英国政府持续放松金融管制，大量资本进入金融业和服务业，其他产业投资尤其是研发投入长期不足，造成经济结构脱实向虚、老工业化地区失业严重、城市发展停滞，这使得英国经济长期受到内需不足和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困扰，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世界经济的低谷期。 第二，英国宏观经济政策受美国政策的影响更大。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后，美国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伙伴。据英国官方统计，2021年英国对美国出口471亿英镑，占英国出口总额的14.8%，在英国外贸伙伴中排名第一，同期从美国进口384亿英镑，占英国进口总额的8.2%。对严重入超的英国来说，这87亿英镑的贸易盈余是非常可贵的。同时，由于美联储的利率调整对世界经济走势具有重大影响，英国央行和美联储之间存在较高的利率同步性，通过汇率对国内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很低。结果，在经济上美国“感冒”就会导致英国“发烧”，使其经济自主性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 第三，英国国内民情和政局变化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对任何政府来说，长期实行加税和压缩公共开支都会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在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下，2023年英国的家庭收入可能下降7%，回落至2013年的水平，创造了自195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跌幅。不难想象英国民众由此产生的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在2022年5月举行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执政的保守党丢掉12个议会控制权和483个席位。2025年1月英国又将举行议会选举，苏纳克政府必须在两年时间里通过紧缩政策稳住英国经济的基本盘，否则不仅保守党将失去执政地位，而且紧缩政策的失败无疑会加剧英国经济滑入滞涨陷阱的风险。 对英国来说，增强经济上的自主性是维护政治自主性的必要条件。但从目前情况看，要实现这个目标，对英国来说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英国脱欧公投之后，保守党政府公布了野心勃勃的“全球英国”计划，声称将致力于维护英国的国际“领导力”。但是，从此后英国的政治行动来看，它却正在加速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急先锋”甚至“马前卒”，而这不仅会长期影响英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会使其难以在世界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英国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困局与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同步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分不开的。由于片面强调国家“后撤”和放松管制，英国实体经济的根基受到严重削弱。这样，在世界经济的上升期，英国可以通过金融业、服务业挣到很多“快钱”，同时依靠大量低质量、低收入岗位粉饰就业数据。但是，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通道的时候，缺乏自主性的英国经济势必陷入比其他经济体更大的危机。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历届英国政府都做出很多努力，试图改变这种经济结构性问题。卡梅伦政府曾发布《2010～2015年政府政策：产业战略》白皮书，将“产业战略”概念重新纳入保守党的政治词典。脱欧公投后上台的特雷莎·梅政府对“产业战略回归”的态度更加明朗，承诺构建英国“现代产业战略”并在政府设立相应的执行部门，政策重点包括建立产业发展基金、强化科技教育培训、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和推进区域平衡发展，等等。约翰逊执掌保守党政府后，在推动“国家回归”方面也推出不少积极举措。但是，应该说保守党政府“修正新自由主义”的时机不好，先后受到脱欧、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使得政府重塑国家产业基础的财力受到很大限制，政策优先性始终不足，取得的绩效难以令人满意。 从历史上看，上次英国经济出现“滞涨”还是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后来经过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在80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才走出困境。对英国政府来说，现在的问题是已经无法复制撒切尔夫人的成功经验。原因一是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改革，英国可供出售的国有资产已经不多；二是英国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削弱，在美国坚持自顾自搞“再工业化”的背景下，英国想在产业上分一杯羹恐怕绝非易事；三是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英国已经不可能重回制造业大国位置，只能向制造业强国的方向努力，而这又面临着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英国具有优势的领域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增强经济自主性恐怕需要另辟蹊径，广泛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在全球经济中重新找到可以持续发展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中英合作可望发挥积极作用。根据英国官方统计，中国已是英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和第六大出口目的地国。只要双方秉持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不断创新合作方式，中英务实合作的前景就非常广阔。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