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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重大危机会对个人行为产生长期影响。目前多数相关研究着眼于自然灾害，但本文作者探讨了1918-19年由致命流感病毒（H1N1）引起的“西班牙流感”的后果。这是现代历史上迄今最严重的疫情，造成全球范围内多达1亿人死亡。本研究通过分析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的受访者态度，发现经历这场疫情可能会对个人的社会信任产生永久影响，这种低信任度还会在代际间继承，持续影响着那些赴美移民的西班牙流感幸存者后代。由于信任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该研究为当前人类遭受的传染病健康威胁（Covid-19）提供了一个新的评估角度。 作者简介: Arnstein Aassve 博科尼大学经济学教授 Guido Alfani 博科尼大学经济史教授 Francesco Gandolfi 博科尼大学研究助理 Marco Le Moglie 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编译来源: Aassve, A. et al. (2021) “Epidemics and trust: The case of the Spanish Flu,” Health economics, 30(4), pp. 840–857.
本文一作：Arnstein Aassve 一百年前，甲型流感病毒引发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流行病“西班牙流感”，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感染，约五千万到一亿人在这场疫情中丧生（见Johnson & Mueller，2002 对死亡病例的重新计算）。然而，西班牙流感的长期影响远超出其造成的直接人口损失，已有大量研究考察了疫情对幸存者的健康影响，包括一部分在子宫内经历疫情的群体（即疫情时的胎儿，见in‐utero相关文献），但关于个人行为和人类社会方式受西班牙流感塑造的研究仍较少。越来越多文献认为历史上第二严重的疫情“黑死病”对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长期影响，塑造了20世纪的人类社会行为，而本文作者表明西班牙流感与黑死病一样也产生了长期的社会后果：由于疫情及其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和普遍不信任导致了社会信任度的下降。 揭示像西班牙流感这样的历史流行病引起的广泛社会影响具有挑战，因为过去的态度和社会信任并不存在直接的调查方法，但作者发掘了该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后代信息。这种方法利用了一个事实，即文化特征和态度是代代相传的。作者使用对美国人口的代表性调查——综合社会调查 (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移民到美国的疫情幸存者直系后裔是社会信任的受访者。通过这些信息能够估计每个原籍国在西班牙流感蔓延前后的社会信任程度。重要的是，从 GSS 中得出的信任度对于当时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是外生的。 对每个原籍国，作者比较了疫情前后两时期的社会信任水平，并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DiD) 分析了疫情死亡率对信任度差异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西班牙流感对信任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流感死亡率每增加千分之一，信任度就下降1.4个百分点。对信任变化的结果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测试。 西班牙流感第一波始于1918年春，早期学术研究认为该流感起源于美国（1918年3月发现首例）并迅速蔓延至全球，但现在这一说法也受到质疑。 西班牙流感是许多跨学科领域的关注对象，其一由于病毒的流行性，测序基因组证实自1918年以来所有的甲型流感都是由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后代引起的，而为预防2009年H1N1病毒开发的疫苗也能对抗最初的西班牙流感病毒；其二由于是疫情的严重性，尤其在第二波（1918年9至11月）和第三波（1919年初）期间。第三次浪潮波及国家较少，但因一战结束后遣返军队和恢复商贸而加剧。从图1所示与疫情相关的平均死亡率来看，中立国和交战国之间似乎没有显著差异。 异常的高死亡率是该疾病极高传染性和高于2.5%病死率的综合结果（其他流感病死率通常小于0.1%），导致了全球约五千万到一亿人死亡。严峻的死亡统计数据使西班牙流感位居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流行病之首。还有，流感通常影响年幼和年长的人口群体，年龄和疫情死亡率之间呈U形，但西班牙流感的显著特征是多数感染和死亡者为15到34岁的年轻人，由此年龄和死亡率之间呈W型，且在两性间相似，如图2所示。 至于学术界对解释信任差异的极大兴趣，是因为社会信任对经济繁荣在内的整体社会成果都很重要，同时社会信任会随时间推移逐渐稳定。因此，需要确定社会信任的文化根源：一些人关注气候变化，认为农业社会中不利的天气状况可能鼓励合作；也有人强调历史发展，例如非洲的奴隶贸易和殖民医学、哥伦比亚麻风病人殖民地的建立或东德的大规模监视，这些事件会令所涉及的社会滋生长期不信任；还有一类文献关注自然灾害对影响社会信任方面的潜在作用，这类与本文研究方向相关。不过这类文献没有对自然灾害如何改变社会信任做出明确预测：公民通过灾后重建工作团结一致，一场自然灾害可以增加信任；但灾害带来的经济贫困让个人被迫自生自灭，而非健康合作，这反过来可能会降低社会信任。类似问题也适用于疫情。不难假设，一个传染性较高的疾病会因人们害怕被感染而减少社交活动和大型集聚，久而久之社会信任度就会下降。 对于西班牙流感，公共卫生部门、当局和媒体普遍鼓励避免人际接触，造成了怀疑和不信任的氛围。然而，单靠保持社交距离产生的影响有限。正是高死亡率较高且集中于年轻人加剧了疫情对社会秩序的侵扰。对西班牙流感的历史记载表明恐慌相当普遍，以至于肯塔基州乡村红十字会报告说“人们饿死不是因为缺乏食物，而是因为人们过于惊慌失措不愿靠近病人”。不同地区试图用各种方法来对抗疫情，实施隔离，关闭学校、酒吧、教堂等聚集场所，强制佩戴纱布口罩，尽管大多数行动在遏制疫情方面逐渐无效，对感染致命疫情的恐惧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交往。 西班牙流感不仅杀伤力与埃博拉等病毒一样，其规模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令全世界都为此挣扎，当时没有疫苗，所建议的治疗方法也均无效。在欧洲和美国，民用医院人手严重不足，部分是因为医生和护士参战，当然也是因为疫情感染人数过多。因此，西班牙流感是医疗卫生机构在遏制流行病传播和提供有效医护方面堪称教科书的完败。 作者认为，意识到政府机构和社会未能有效应对疫情危机（最明显的结果是超高死亡率）是对个人社会信任造成重大和持久后果的原因——这一点，正如结论中所说可能与当前的COVID-19危机有一定关联性。 不同流行病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病死率远高于西班牙流感。但目前为止就感染率和总体死亡率而言，其范围已经大大降低，而且人们可能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区域规模通常非常小。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公共干预对埃博拉疫情的有效遏制可能实际上增加了民众对当局的信任。然而，同一项研究并未发现对社会信任的强烈影响。与埃博拉疫情相比，感染西班牙流感但幸存下来的人数要多出几个数量级，而这些幸存者（及其亲属）的态度或许发生了深刻变化，毕竟他们是那些直面传统社会支持网络崩溃、公共机构无力提供充分护理和救济的人。 这项研究中的数据主要来自GSS，一项美国的重复横截面调查，在全美范围内代表了说英语或西班牙语的美国18岁以上成年人口。该问卷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民意调查中心（NORC）直接访谈，回复率一般在70%以上。该调查自1972至1994年每年进行一次(1979、1981和1992年除外)，自1994年以来每两年进行一次，包含在每一波调查中重复的人口统计、行为和态度问题的标准核心，因此能获得大量受访者信息。该研究使用了1978至2018年这一部分。 从GSS获得的主要相关变量是普遍信任（generalized trust）。这个变量来自问题“一般来说，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信任的，还是与人打交道时再小心也不为过？”该问题由 Almond和Verba(1963)提出后在文献中被广泛使用以衡量普遍信任度。作者将普遍信任编码为一个虚拟变量，对于回答“可以信任”的人取值 1（高信任度），对于回答“不能信任”或“视情况而定”的人取值 0（低信任度）。 受访者还被问及原籍国以及移民史的一系列问题：是否出生在美国、父母是否出生在美国、以及出生在美国之外的祖父母数量。利用这些信息，作者根据受访者的原籍国进行分组，分为三波移民浪潮：二代美国移民（即出生在美国且至少有一个父母和所有祖父母都出生在国外的人）、三代美国移民（即至少有两个移民祖父母和父母都出生在美国的人）和四代美国移民（即有两个以上祖父母和父母都在美国出生的人），借不同移民浪潮来衡量西班牙流感传播前后（即1918年）社会资本在移民代际传递的路径。 研究使用Johnson和Mueller(2002)收集的流感死亡率数据来衡量西班牙流感的严重程度，这些数据表示为每千名居民的死亡人数，是国家覆盖范围最广的已发表研究，提供了疫情死亡率估值，汇集针对单个国家的多项研究结果，包括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墨西哥、荷兰、挪威、葡萄牙、俄罗斯、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作者将死亡率作为衡量西班牙流感严重程度的指标，而非发病率等其他流行病学变量，原因有二：首先，对于多数国家而言死亡率的估值数据是可用的，与发病率数据相比质量更好，其次，死亡人数的急剧增加和政府机构对疫情的抗击无力可以有效预判对普通民众心理和行为产生的强烈影响。 作者利用美国移民后代信任的演变，来检测西班牙流感传播前后原籍国信任水平的历史变化。出发点是一部分社会态度（包括信任）是由所处的社会环境塑造的，而另一部分则是由前几代人传承下来的信仰和规范。使用GSS调查估计后者的形成原因，研究者获得了祖先迁移到美国时原籍国存在的普遍信任水平的指标。由于受访者祖先离开祖国的时间无法从调查中直接获得，作者根据受访者的出生年份以及他为第几代美国移民来推断。这种方法在对国家层面的信任度估计中有两个主要优势。首先，能从当前信任的衡量标准开始计算在大流行期间对国家间社会经济差异外生的传承信任；另外，可以依赖单一调查和几波调查问卷中的相同问题，保证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之间变量的可比性。遵循Algan和Cahuc(2010)的方法，该研究运行两组独立回归：分别估计 1918 年之前和之后的信任度，受访者祖先在Y时间之前移民美国，假设代际之间存在25年时间差。具体来说，在第一组用于估计1918年之前继承信任的样本中，作者包括了(I)所有出生于1918年及之前的二代移民受访者、(II)所有出生于1918+25（即1943年）之前的三代移民受访者，以及(III)所有在1918+50（即1968年）之前出生的四代移民受访者。至于第二组估计1918年之后的信任度样本，作者相应抽取了(I)所有1918年后出生的二代移民受访者，(II)1943年之后出生的三代移民受访者，以及(III)1968年之后出生的四代移民受访者。与Algan和Cahuc(2010)不同的是，作者还对1918年前后继承信任的变化感兴趣，这对确定受访者祖先在该时间之前或之后移民提出更高的准确性要求。为此作者开展了两组稳健性测试。关于基线分析中采用的实证规范，我们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并使用以下等式估计1918前后两时期的继承信任：其中i指个人，c指原籍国。从估计中排除了仅在1918年之前或之后样本中存在的所有国家，以及在两个时期之中有少于25个观察值的国家，以保证每个样本中的最低代表性水平(见敏感性测试)。作者关注系数 βc，即原籍国固定效应的系数。每一个系数都应反映相对于参考原籍国（即奥地利—），从样本原籍国之一移居美国的移民传递给其后代的平均信任水平。鉴于因变量的二分性质，每个系数代表相对于奥地利裔美国人的给定原籍国，信任他人的预测概率（即 Trusti = 1）的变化。向量Xi包括回归中使用的所有控制变量，即年龄、年龄平方、性别、教育、收入、宗教、就业状况、移民祖父母的数量以及他是二代、三代还是四代移民。标准误差针对异方差性进行了调整，并在原籍国层面进行了聚合以说明序列相关性。表1显示了所有变量的汇总统计数据。表2则分别针对1918年之前和之后的样本提供了每个原籍国继承信任的估计值（即信任他人的预测概率）。为评估因疫情扩散导致的继承信任变化，作者比较了西班牙流感爆发前后的信任演变。因此，将上一部分“原籍国继承信任的估计”所述的1918年前后两时间各原籍国的继承信任估计值用作因变量。为隔离西班牙流感对继承信任的影响，采用以下实证方法：其中c表示18个原籍国之一，t表示移民时间（即1918年之前或之后）。因变量继承信任已如表2所示，是各原籍国中对信任他人的预测概率。作者感兴趣的系数是β2，反映的是治疗效果：即原籍国死亡率与“1918年后”的相互作用，对1918年后的观察结果取值为1，对1918前的观察结果取值为0。它广泛衡量了西班牙流感爆发后，从受疫情影响严重或较轻的国家移居美国的移民的继承信任水平变化。该等式中Xc,t收集了原籍国层面的控制变量。该研究专注于五个可能影响原籍国赴美移民信任程度及从原籍国移出倾向的主要变量，包括人均 GDP、人口密度、小学入学率、原籍国政府机构质量的一般指标（Polity-IV报告数据）以及从原籍国赴美移民潮的变化率。同时，作者还引入了在“1918年后”这一变量与虚拟变量“中立”之间的相互作用：若原籍国在一战期间保持中立则取1，否则为0。鉴于疫情扩散与一战结束之间的时间重叠（1918年），包含这种相互作用项旨在分别控制中立国和交战国在1918年后这段时期不同组别的异质性。事实上，已有研究发现经历战争可能会降低或促进个人之间的信任水平，因此在本文实验环境中控制国家参与一战就显得至关重要，以防止因为战争结束与西班牙流感爆发的同时性而让前者成为造成长期信任变化的替代来源，从而使估计出现偏差。最后，原籍国固定效应由δc捕获，而标准误差根据异方差性进行了调整。前述DiD方法的有效性依赖于以下假设：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相对于1918年之前受影响较小的国家处于普遍信任的平行趋势，作者还通过运行事件研究法来测试是否确实如此。通过调整Algan和Cahuc(2010)的方法来估计1918年之前的两个不同时期（即1891-1900年和1901-1910年）和之后的一个时期（即1926-1935年）的信任水平，作者估计以下回归方程：其中 Period 1t是一个虚拟变量，表示观察是否与1891-1900年这一时段相关，而 Period 3t则表示1926-1935年这个时段。为评估DiD方法的有效性，兴趣在于一致估计代表这两个时段在受疫情影响严重和较轻的原籍国信任水平差异变化β3和β4，相对于最靠近疫情前的时段，即参考时期1901-1910年。如果DiD有效，那么应期望β3不显著，而β4为负且显著。控制变量集Xc,t 则与公式(2)中包含的相同，唯一区别是现在X是针对三个不同时期计算的。和前文一样，δc控制原籍国的固定效应，且标准误差对异方差具有稳健性。表 3 报告了所有这些变量的汇总统计数据。
表 3研究分析的主要结果如表4所示。 第(1)列中，在没有任何控制的情况下运行方程(2)；在第(2)列中，添加了时变系统控制；第(3)列包括了虚拟变量1918年后和中立国之间的相互作用；第(4)列则调查了原籍国在一战中的中立性最终是如何通过包括疫情死亡率、1918年后和中立性之间的三重相互作用来引导流行病对信任的影响。
正如(1)-(3)列所示，西班牙流感对信任产生了负面且显著的影响，证明大规模流行病确实会对社会信任产生负面影响。根据最完整的估计（即第[3]栏），每千人中有一人死亡的流感死亡率增加会导致信任度下降1.4个百分点，而死亡率增加1个标准差（即每千人增加 4.4 人死亡），信任度会降低了6.6个百分点，约等于信任度的标准差。第(4)列的显示结果为主要影响发生的可能机制提供了启发性证据：在一战期间保持中立的国家中，大流行病对信任的影响明显更为负面。事实上，中立国家的流感死亡率每千人中增加1人，信任度就下降 2.2 个百分点。这一证据与这样一种观点非常一致，中立国缺乏对这场战争的共鸣，加上媒体不受战争审查限制，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公民充分内化这场大流行病的范围与严重性，从而以一种更强烈的方式改变当地的社会互动。 图3给出了通过运行事件研究规范和公式(3)中描述的所有控制所获得的主要结果的图像表示，即系数β3和β4的估值。与预期一致，1891-1900年期间的系数估计不显著，这表明平行趋势假设确实成立，而1926-1935年流感后时期的系数仍是负的，具有很强的显著性。这最终为基线方法的有效性提供了进一步支持。在表5中，作者提供了多项测试的结果，以评估表4第(3)列基线结果的稳健性，这是基线回归模型的最完整规范。 
在Panel(a)中，测试了构建样本的不同方法，以估计 1918 年前后时期的继承信任，还将墨西哥排除在分析之外；Panel (b)测试了等式(1)的替代函数形式；在Panel (c)中展示了一组测试结果，旨在更好区分祖先在疫情前后移民的受访者。在第一组测试中，引入了滞后时间L，分别取L值为五年、十年和十五年，对父母移民时间错误分类的风险随着某代移民出生日期到西班牙流感爆发年份(1918年)之间的时间距离L的缩短而降低，但L值过高会导致样本人数过多。在第二组测试中通过移除接近1918年断点的个体来运行一组三个甜甜圈回归检验依次排除其祖先在1918年之前或之后的五年（第[11]行）、十年（第[12]行）和十五年（第[13]行）内抵达美国的个人。最后额外对祖先赴美定义测试，用20年和30年分别代替原定的25年为一代；Panel (d)使用与样本中所有国家/地区疫情死亡率的总体分布的两个非参数离散方法进行重复分析；Panel (e)中为基线回归测试了不同的控制策略。 Panel (a)–(f)呈现的所有测试表明，感兴趣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而Panel (g) 中呈现的证伪测试在统计上约为0。这些结果最终证实了主要结果的稳健性：在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国家，社会信任似乎有所下降。 在Panel (h)中，作者扩展分析展示了西班牙流感对与对普遍信任主要分析可能相关的其他两结果影响，即对联邦政府的信任（第[27]行）和对医学的信任（第[28]行）。研究未发现对前者有任何重大影响，这个结果非常有趣，特别是考虑到 Flückiger等人2019年关于非洲埃博拉疫情的研究——虽然埃博拉病毒对社会信任没有影响，但对政府信任有积极影响，这与西班牙流感的情况恰恰相反，反映出两种疾病的不同特征如何导致对个体态度的不同影响。同时，作者也观察到西班牙流感导致公众对医学的总体信任水平产生了负面显著的影响，这与论点一致，即疫情意味着医疗体系的彻底崩溃，而这种失败可能催化疫情对人们普遍信任程度的负面影响。 最后值得反思的是，理论上本文的分析判断来自每个原籍国的高信任移民存在否定选择，这与该国西班牙流感的强度呈正相关，而非疫情对信任的影响。一种论点是人的信任度越高，减少其社交互动的可能性越低，从而增加其感染和死亡的可能性，他们的移民机会也越少。可惜在本文分析的研究时期内，完全没有关于赴美移民社会信任的跨国数据，使得对该假设的实证检验在本文框架中都是不可行的。 不过，关于信任在流行病期间调节感染率作用的文献似乎指向相反的动态：社会信任度越高，人们越会遵守政策建议避免交叉传染，从而降低被感染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如果确实存在由疫情引起的对移民高信任度的选择，那么这将是正向的，最终会在研究估计中产生回归稀释偏差。 分析表明，经历西班牙流感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混乱与普遍不信任，对个人行为产生了社会信任度降低的永久性影响，且这种突变的个体社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会遗传给后代。 作者的研究结果与最近对大规模危机如何持久影响个人行为的研究一致，然而这些文献关注的是自然灾害，因此表明，重大流行病疫情应当被列入这份减少信任的灾难清单中。 尽管无法对西班牙流感前的疫情开展类似研究，但可以假设中世纪黑死病和十九世纪霍乱等重大危机也可能引发了信任的减少，这也完全符合其中一些致死率高的危机长达几个世纪的持久后果。 鉴于世界各地健康水平的长期差异，并考虑到最近的主要流行病大多涉及相对贫穷国家这一事实，对其未来表现的预测都应考虑到对社会信任的持久损害，毕竟社会信任已证实对制度建设和经济成功都具有关键影响，这一特征可能与近年来受埃博拉病毒肆虐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有关。 在2013-16年埃博拉疫情期间，涌现了许多感染者及幸存者对社会不信任的报道，他们在感染康复后几个月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耻辱感，所遭受的创伤给幸存者造成了挥之不去的临床心理健康状况，但是埃博拉和其他严重的流行病疫情——无论是未来的还是过去的——后果可能更微妙、持续时间更长，并且最终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比临床上可观测的将更为严重。 本文研究发现也与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的持续辩论有关。基于西班牙流感的经验，除对国民经济直接和相对容易衡量的影响外，其他更难以捉摸的疫情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尤其是在西班牙流感期间，如果政府机构和国家公共卫生卫生部门因未能遏制危机，且因沟通障碍和战争审查进一步加剧疫情而导致社会充斥普遍怀疑的氛围、经历严重崩溃、造成对社会资本的持续损害，那么今天面临新冠疫情时，政府就有更多理由选择高压的疫情防控政策。虽然在短期内成本昂贵，但从长远来看，可能有助于将一些经济成本控制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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