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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底，是抗日战争形势颇为微妙的时候。日军在攻陷武汉之后，已无力发动全面攻势，寄希望于重庆当局妥协投降也看似无望，因为中国军队在该年年底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冬季攻势，可见抗战的意志十分坚决。如此一来，兵力分散的日军只能在局部小范围内发动一些零星的攻势，这就给了深入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以更多的歼敌良机。1939年12月，日军第6师团一部向皖东发动进攻，随行的还有来自南京、明光、蚌埠等地的伪军，集结于滁州、全椒等地，目标直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周家岗。第6师团是日军最为精锐的17个常备师团之一，以嗜血蛮勇而著称。该部在淞沪会战中成功登陆杭州湾，是造成中国军队全线溃败的直接原因。在之后的南京会战中，也是该部率先攻入中华门，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师团长谷寿夫，更是罪恶滔天、人神共愤的人间恶魔。在此之前，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4、5两个支队在张云逸、戴季英、罗炳辉等人的领导下，贯彻“东进”方针，在淮南津浦路两侧展开，为建立皖东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为加强对皖东新四军的领导，依照总部命令，原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跟随中原局书记胡服前往皖东，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日伪军这一次的扫荡战术搞得比较复杂，从全椒和滁州各出动了两路人马。全椒的日伪军分为主次两股，一路上千人，进至大马厂；另一路只有300人，经石沛桥进犯周家岗。从滁州出动的日伪军也分大小两支，一路700人，另一路300人，都是前往施家集，等两股会合后再合力进攻周家岗。另外，巢县的日伪军也出动近千人，经含山和程家市进犯古河镇，算是对大扫荡的配合。古河镇有蒋军李本一部5000多人把守，比从巢县过来的日伪军多了5倍不止。但蒋军完全没有斗志，仅象征性地放了几枪就溃逃而去，全镇惨遭烧杀抢掠，一片火海。指望蒋军出力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想粉碎日寇扫荡，稳固皖东根据地，那就只有依靠新四军自己的力量了。不过，在是打是走这个问题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敌强我弱，不宜硬拼，还是应该暂时放弃根据地，跳到外线打游击，再寻机歼敌。这种意见自然有其相当的合理性，日伪军总兵力超过两千人，其中有第6师团的一个联队，光山炮和步兵炮就有十几门，火力远胜我军。日军几路合击，战场机动空间也不大，仗确实不好打。既然不好打，那就先撤出去保存实力，“打不赢就走”本来就是我军的原则嘛。多数干部都是这个意见，但徐海东主张打。他的理由是，新四军挺进皖东，就是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现在根据地刚建了个大样子就走了，那让群众怎么看我们？如果这次不给敌军一个痛击，那敌军今后的扫荡将更加有恃无恐，根据地将永无宁日，我们的“家”也就安不下来。意见不统一，需要最高领导来决策。胡服书记支持徐海东的意见，这一仗非打不可！“打不打”的分歧消除了，思想已经统一，接下来就是要确定“怎么打”了。作战方案研究了两个晚上，最终形成了一个绝妙的战术构思——日伪军的战术是分进合击，这种战术的一个弊病就是多路部队一起行动，因为路况不同，装备不同，很难达成同步，其结果就是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这样就有机会去打“时间差”。从大马厂过来的日伪军距离最远，为了和其他部队一起赶到周家岗，必然要提前行动，那么我军就可以半路阻击敌人。从施家集过来的敌人一看友军受阻，必然会前来相助，那么我军在必经之路上设伏，就有机会痛歼敌人一路。徐海东做出战斗部署，阻击大马厂之敌的任务交给9团；伏击施家集之敌的是7团的两个营加一个连。另外，为防万一，以7团3营的两个连周家岗西北占领阵地，防备敌人偷袭4支队的司令部。7团和9团是4支队的主力，都是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多年的老红军部队，战斗力是有保证的。4支队自高敬亭被错杀后人心惶惶、士气低落，确实需要打个胜仗来振作一下。总部之所以派徐海东来领导4支队，就是因为他在鄂豫皖红军中威望很高，而徐海东之所以要用4支队来打这一仗，也是为了提振部队的士气。整个战斗过程，完全按照徐海东的谋划进行。从大马厂过来的日伪军被9团的1连和9连阻击在玉屏山，敌军退缩到复兴集后调来山炮轰击新四军的阵地，3连立即出击，在复兴集和敌军激战7个小时。敌军被挡在路上，前进不得，只好退回到大马厂。就在这一天上午，施家集之敌看到大马厂友军被阻，开始向复兴集方向进军。7团2营且战且走，把敌人引进了伏击圈。设伏的是7团1营，前身正是徐海东一手带出来的红25军74师。当初红25军主力离开大别山时，就是留下了74师在鄂豫皖坚持斗争，是一支经历过无数残酷考验的铁血劲旅。敌军进入伏击圈后，我军放过了先头部队，专打后面的辎重队和伪军。敌军遭到突袭后急忙向复兴集逃去，路上又被伏击，残部狼狈而逃。经过三天战斗，新四军两个团以仅仅牺牲17人的代价，毙伤日伪军167人，俘虏1人，缴获了大批弹药物资，战斗取得全胜。谁也没想到的是，周家岗伏击战竟然是徐海东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战。1940年1月底，新四军4支队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周家岗战斗的经验。徐海东在讲话中突然口吐鲜血而昏倒，从此卧床不起，离开了军事指挥员岗位，终其一生也再未上过战场。徐海东的身体一直不好，青年时代身经百战、多次负伤，流血太多，32岁时得了肺病后，更是经常吐血。抗战爆发后一年，担任八路军344旅旅长的徐海东病倒，一度离开前方去休养，病情稍好后，就来到新四军4支队任职，只打了一仗就病情加重，从此远离了战场。这不仅对于徐海东本人，对于整个新四军来说，都是极大的遗憾。指挥打仗，是世上强度最大的工作，为了取得胜利，指挥员殚精竭虑，耗尽心神，其过程便是在摧残身体。我军能征惯战之将帅，大多身体不好，如林彪、粟裕、刘伯承、陈赓等人都是如此。每一场胜利，都是来之不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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