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60年代既不同于百废待兴的50年代，也不同于凝滞狂欢的70年代，一切尽在蓄力、斡旋、反抗之中。一要防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要倾力保卫革命胜利果实，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在野性未灭，战火仍频的国际往来中，“时刻做好最坏的打算”，是老一辈人的防御底线。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一朵彤灰色的蘑菇云宣告着中国独立自主的决心和底气。与此同时，“反帝反修”的理念提出，中苏之间的嫌隙越来越大。 1969年春，沿乌苏里江发生了严重的边界冲突，莫斯科发起了心理战，给世界营造一种苏联下一秒就要大规模进攻中国的迹象。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中国不能同时与美苏为敌。” 改善中美关系，借助美国力量应对苏联，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这是应时而作的积极姿态。然而，1969年3月2日，珍宝岛战役仍旧爆发了，对此，毛泽东只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 苏联军队频繁挑衅边境，想借此逼迫中国服软，至少将中国逼到谈判桌上，可我方此时面对苏修，只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边防斗争指导思想。  有些仗，能不打则不打，而有些仗，正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小打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打出点地方来，中国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毛主席操着一口湘乡口音高声道，“我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 “作战进行时：前有破局，后有疏散” 作战初期，中苏实力对比差距明显，苏方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发给边境居民武器，频繁挑衅中国领土和领空，而中方一没用飞机，二没用装甲车和坦克，三没用指挥车，9个小时的交锋，抵挡了苏军3次冲锋。 毛主席称珍宝岛战役为“破除迷信”之战，他说，“我这辈子就是在打仗中度过的，从没有打仗的决心到有打仗的决心，从不会打仗到学会了打仗。”他们都知道，他不怕邪，不信鬼。但眼见着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中方不得不慎重以待。 6月以来，苏联的进攻越发激烈，但中国却并未在中苏边境增加军事力量，总体而言，我方以积极防御战略为主导。  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时指出，“你们总说我们打仗，我们自己国内陆事情都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且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扎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 尽管尼克松上任后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亦或是快速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是未知数。 如果苏联动用原子弹呢？绝大多数人不相信，或者说在见识过核武器的杀伤力后，没有人愿意悲剧重现。 毛泽东一直在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当汪东兴将战况报告急件拿给毛泽东看时，他反复扫视，最终捏住报告，“烧掉。”当汪东兴错愕之时，又收回了手，亲自点燃，静静看着那份密报烧为灰烬。 开战以来一直持自信乐观态度的毛泽东此刻忧心道：“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去。”10月15日，中央正式决定，将在北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转移到外地。 “领导疏散”并非高级干部的率先转移，事实上，已属于三线建设的末环。 三线建设是六七十年代时基于战备需要对工业布局进行的一次大调整，即面对北方越发紧迫的威胁，将东北沿海的工厂转移至西北等内陆地区。高等院校、重要工厂、科研机构都有计划地搬到三线。  “必须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斯大林“一不做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的教训时时为毛泽东提起，特殊时期，无论是工事、常规武器，还是人员储备，都必须时刻保持机动灵活状态。 “核武建设：这个东西是吓人的” 60年代，许多人对毛泽东的紧张不解，在多数人看来，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发射成功，核潜艇、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相继完成实验。“有了核武器，怕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 不可否认的是，在苏联的入侵和挑衅之下，中国的确推行了核武建设，1969年9月23日，中国成功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  当毛泽东部署“反帝反修”和三线建设之时，旧话重提，“原子弹是用来吓人的，真正打仗，用这个东西不行的，还是靠常规武器。”无论是下令发展尖端武器，还是核武建设取得重大进步，他一直都明白，它应当是防御的武器，而非毁灭的利刃。 “那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在60年代的战争，我军的确存在军队臃肿、三线建设对经济效益重视不够、中外对话和交流较少等问题，但无论是中印自卫反击战还是珍宝岛作战，都昭示着走向独立主权国家的阵痛与荣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