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摘抄 | 《上海的金枝玉叶》

蓝天白云黑狗 2023-02-02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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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狗的

摘抄

冬天，亭子间里连她呼出的空气都会很快结冰，夏天，她不得不整夜坐在房门口，希望邻居家朝南的窗子吹过来的南风在路过他们的房间以后，能吹到她这里来。

当九十年的岁月之水流过以后，她的容颜在一岁照片上就已经出现的那种安详和尊严，还像水底的小石头一样湿漉漉地留在那里。

而实际上，在生活中，一个人将要遇到些什么，是谁也不知道的。

而且她还能从那些屈辱中活下来，甚至没有成为一个因为心碎而刻毒的老人。

有时候，真的让人怀疑，是不是一个人的品质是在童年生活中就确立了的，而且很可能，富裕的明亮的生活，才是一个人纯净坚韧品质的最好营养，而不是苦难贫穷的生活。

每一天的阳光其实也都是新的，像流过河床的水，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它对学生的许诺，是要让她们一生年轻和愉悦地生活。

像学校所说的那样，中西的教育，是为了让她们有勇敢的心和有价值的行为，给自己的生活一个最好的建设。

她带着一些镇定的勇敢的茫然，这也许是中西女塾的教育给她的吧，对未知的生活，是向往的，也是沉着的。

她盼望着许多事，可并不着急，生活像阳光下最蓝的大海一样，璀璨晶莹地在她的面前铺陈，随便她是想去游泳，还是想去泛舟。

在美少女不同于模特的娇嫩纯洁里面，还有一些不同于维纳斯的晶莹坚硬的东西，像钻石一样透明但是锐利的东西，闪烁在她娇柔的眼光里。

所有的知识都在培养一个人的自尊心和对世界更全面和公正的眼光，是不是在中西女塾学习的整个少女时代，那些西方文明里的人类美德，并没有使一个少女成为只仰慕西方而鄙视东方的势利的人，而让她学习了公正，发现了美，肯定了自己，并为自己的一切骄傲？

她开始表现出自己眼睛里那钻石的一面：独立地、自由地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1996年，戴西与人交谈的时候——许多人惊奇地发现她脸上的机警淡定里面，还流动着女孩子的活泼和迷人，这样的神情，若不是从内心发出的光芒，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很肉麻，但她的神情却感动了看到的人们。

从来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优秀的理想主义者身上，他们与为了吃饱饭、为了逃婚、为了翻身而革命的人不同，他们只是为了从书本上学到的公正和理想能在生活中实现而革命的。但戴西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从来不想这样的大事，她向往着自己美好的人生，她坚持着自己个人的理想，她尊重的是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权利，她就是那样一个在肩上放着两朵百合花照相的女孩子。

总之，大家都想赶快把一个破坏的时代擦掉，回到那张合影中去。

日子像是西西弗斯手里的石头，看着是越来越远了，可忽然又隆隆地滚下来，回到原处，可就是在这石头滚动的过程中，戴西已经失去了她所有的从前。

戴西说，实在这世界上是没有一样东西能真正保留下来的。所有的，都像水一样，要是它在流着，它就流走了，要是它存着，它就干了。

她的照片全被烧了，我的三十多本照相册全被人一张一张地撕光。世界上其实是没有东西能真正留下来的。”她说。

清夜扪心自问，要是轮到自己的话，自己不一定能受得了生活中这样的失去。

“我在这样的生活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要是生活一直像我小姑娘时候那样，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的心有多大，能对付多少事。现在我有非常丰富的一生，那是大多数人没有的。”她说。

其实她的天空，又高又蓝，云淡风轻。

从我认识她起，她总是为每一个预约好去拜访她的客人化妆，而我们这一代人，只是为重要的场合与自己以为重要的人而化妆，而这个重要的人，常常是男人。我们更多的是取悦，而她则是礼貌。

妈妈是学心理学的，她懂得分析和利用人的心理，来保护自己。她一直说我父亲聪明，其实他只是会玩，而她才是真的聪明。”

在那些日子里，她总是把这种故事里的“fun”找出来，告诉独自在家担心的儿子，而中正总是透过那些妈妈骄傲的“fun”，才知道她遇到过什么。

有一次我陪她散步，她笔直着背，慢而风雅地走在树影子里，穿着平跟的黑色麂皮短靴子，她的样子，让我想到了清香的、没有放奶的英国茶。

可我听着搂了一下她的肩膀，为她骄傲得大笑。要是我到八十七岁的时候，一个人在街上散步，还有一个老先生过来和我搭话，我会像得了一个奖章。

那时，他们兄妹都还是活泼的小孩，每天忙着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从来不多想以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而这，常常是家境优渥、童年幸福的孩子会做的。他们就是这样无忧无虑地长大了。

她下了车，可是完全不认识回家的路，她一个人在深夜的上海街道上不停地乱走，她一定要回到家，家里只有一个十多岁的儿子在等她回家，这也是她可以不住在农场的理由。后来，她都不知道怎么的，终于找到了家的那条路。

有血缘的兄妹，总有一天要为了自己的情人与家人分开。

这一张合影，是为分离而拍。

他们是那种追求生活以快乐为本的人，对日常生活抱着游戏般的骄傲态度，而且总是执意不肯妥协，也不肯被它压弯。

他们两个人都是不把婚姻看成过饮食男女日子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婚姻都有着深深的期望，在这一点上，他们真的是志同道合。他们是那种追求生活以快乐为本的人，对日常生活抱着游戏般的骄傲态度，而且总是执意不肯妥协，也不肯被它压弯。

多年以后，她回忆起那个前途叵测的航行时，她说那河道两边真的充满了浓浓的绿色，乡下野地里才有的宁和与自在的绿色，也是夏天热烈的阳光留给植物的强壮的绿色，是那么漂亮。

他是戴西生活中的音乐，而不是粮食。

因为她从来没对人说过这件事，没有说明，没有抱怨，没有揭露。这是因为戴西的体贴，旧式女子的宽容，还是因为戴西对一个永不静心的男子的绝望？或者说，她明白自己选了这么一个永远新鲜的丈夫，就要拿出风筝线的勇敢？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

“那时候他们这一家人，都那样好看，那样体面，那样幸福，家里那么温馨，家狗那么漂亮，客厅里的圣诞树那么大，福州厨子的菜烧得那么地道，真的像是好莱坞电影里才有的十全十美。”

实在生活不会那么简单，也不像电视剧所喜欢的那样滥情。

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她们的锦霓时装沙龙了，当然也没有人知道她们曾在一起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女子时装设计沙龙，用中国的原料设计合适都会妇女穿的长礼服，没有人知道她们的理想是做出合适中国妇女的现代美服，走出一条不同于当年的巴黎也不同于当年的北平的时尚路线。

天降下了夜幕，霓虹灯光更妖艳了。秋之街头的风是凉的。它吹落了街树的叶子，也吹起了穷人的愁思，天凉了，秋衣在哪里呢？

用世界流行，做中国市场，建立中国人自己的事业。

而在1936年的时候，战争、背叛、灾难以及琐细的日常生活，都还没有来到她的生活里，那时四周的人，像看好莱坞电影里的幸福一样看她的生活。她的脸上有着一生中最妩媚的、最宁静的、最生机勃勃的笑容，连眉眼间的阴影都是甜美的。

怀孕拿去了一个女子在少女时代对自己身体的神秘和珍爱，和一个美丽的女子对自己的自信，被孩子利用过的身体无论如何不再是娇嫩的了。

这一年，她三十五岁了，已经是懂得用一个淡淡的笑容将心事关在心里的年龄。这就是成年人的笑容，实际上我们都不能说它是一个笑容，只能说，这是一种成年女子入世渐深的表情，一种淡淡的惊痛，一种沉默的自尊，一种坚忍的安静。她并不想倾诉，所以用一种笑容将话题遮了去。

戴西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她，战火拿去了她喜爱的生活，怀孕拿去了一个女子在少女时代对自己身体的神秘和珍爱，和一个美丽的女子对自己的自信，被孩子利用过的身体无论如何不再是娇嫩的了。在生产的时候，无论你怎么被赞美是在创造着生命，但你知道那时你更像是动物，没有一个女子洁净的尊严。

上海的太太小姐圈子里说这骄傲的郭家四小姐千挑万选，还是嫁错了人，落得自己出去抛头露面。她并不真正十分介意，她不以为能工作是丢人的事，一个女子能靠自己的工作挣钱，总比寄生要光荣。自己什么都能做，才是值得夸耀的。

还是戴西第二次失去她喜欢的工作，这时她明白自己想要的生活是独立的，创造的，但是她还是没有找到。

也许他不是不爱她，他就是无法担当他为人夫、为人父沉重而乏味的责任。

我不知道戴西是不是像大多数女子那样，对自己爱的人，在心里放着一个英雄救美人的梦幻，怎么也不能相信一个一起吃饭时为自己拉开椅子，一起出门时为自己拉开大门，舞厅里要是有一个座位要让自己坐下而他站在身边的人，却在自己为他生孩子难产时，不肯等在医院里，而是去俱乐部玩纸牌。

总之，一点一滴的，戴西失去了从前脸上的透明，她仍旧秀美富丽的脸上敷着成年女子的笑意，像是1940年代女子用的那种肉色粉底，密密地遮住原本的颜色。就像绝大多数这样的母子照片一样，母亲的怀抱里，年幼的孩子仰着胖胖的脸，毫不知情地欢笑。

这一次，它们落到哪个男孩子的手里，被谁的爸爸下班时带回家，就不再有人知道了。

波丽安娜总是说：“我永不相信我们就应该拒绝痛苦、罪恶和不适，我只不过是想，先愉快地迎接不知道的将来，要好得多。”

原来我以为知识妇女的母亲不会让孩子感到非常亲切的，特别是美丽的母亲。

波丽安娜总能够直面人生，可她懂得凡事总向好的一面看，要是她遇见了什么倒霉事，她总是能在里面找到有益于自己的东西，并开开心心地受用那些有益于自己的东西。波丽安娜不在乎钱，喜欢自然淳朴的事物。波丽安娜总是说：“我永不相信我们就应该拒绝痛苦、罪恶和不适，我只不过是想，先愉快地抑接不知道的将来，要好得多。”

“她说这些的时候，并不是诉苦，而是带着一种骄傲。好像是说，你看，我还是做过这些事。我是能干的。从前她还告诉我她在法国公园门口卖咸蛋，她能找出来什么蛋的蛋黄煮熟了一定有油。那时候是我们家刚刚被扫地出门，根本没人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还要发生的时候。她老是抬着自己的下巴，很神气地说这些别的资本家也许会觉得过不去了的事。

而在此以后，她的生活充满惊涛骇浪，像一粒坚果被狠狠砸开，她的心灵和精神散发出被寻常生活紧紧包裹住无法散发的芬芳。她的人生也从此成为审美的人生，别人看着壮美，但她历练苦难。

而戴西，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美妇人了，她的脸上除了美和宁静以外，还能看出来所经历的人情世故的痕迹，那是一些含而不露的力量，使她能将一家体面的人轻拢于自己的肩下。

要是你再用手指把照片上的两个孩子遮去，戴西夫妇之间在气息相通的情形里，少了当年站在石头台阶上的订婚照上的那种欢愉，多了一种共同担当着什么的伙伴的默契，和一种微妙的疏离与抵触，这是稳固而烂熟的夫妇的神情。这应该就是经历了一些不寻常的事以后，尘埃落定的夫妇的样子吧。

岁月静好，日子就这样地过去，一直到谁都要遇到的生老病死，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要是这样，戴西就会像一个没有打开的核桃，谁也不知道在淡褐色的硬壳里，她有一颗怎样的心，蕴藏着怎样的精神。

在此以前，她有着像汉堡包一样柔软轻易的人生，那是别人看着平淡、而自己过得舒服的人生。而在此以后，她的生活充满惊涛骇浪，像一粒坚果被狠狠砸开，她的心灵和精神散发出被寻常生活紧紧包裹住无法散发的芬芳。她的人生也从此成为审美的人生，别人看着壮美，但她历练苦难。

“要不是我留在上海，我有的只是和去了美国的家里人一样，过完一个郭家小姐的生活。那样，我就不会知道，我可以什么也不怕，我能对付所有别人不能想象的事。”

八十七岁的垂垂老年，她是这样审美地回望自己的生活故事，好像是在庆幸自己没有平静而乏味地度过漫长的一生。

只有一个人真正老了，才是没有fun的。什么也做不了啦。

美满有时对漫长人生来说是乏味的吧。

从理性上说，我觉得要是戴西一生把合家欢的气氛保持到最后，是对她品质的浪费，要是没有以后的五十年，她的品质就是一颗终于没有被强力敲开过的核桃，世界上永远没人知道她有这样芳香的心，也许包括她自己。

实际上，是她常常不愿意多说的艰难的生活，使她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富家女子。

像当时大多数留在大陆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对1950年代初清明欢腾的社会抱着真切的好感。

在她的记忆里，那些年没有大区别，只是国民堂的青天白日旗变成了共产党的五星红旗，而他们从来就不那么注意旗帜的不同。

但她即使穿着全中国妇女的统一服装——那些无论年轻或者年老，瘦小或者胖大的妇女都穿的一样剪裁、一样布料的衣裤，她的身上仍能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整洁和委婉，也许是因为她穿得庄重。因此，我在她此后的许多照片中并没有意识到她潦倒过。

当她再穿回旗袍时，她仍旧穿得庄重熨帖，没有现在通常穿旗袍的年轻女人不经意之间散发出来的风尘气。

一个女子在四十岁以前的容貌，是先天的，她的美丽与否来自于她的家庭和她的运气。但是四十岁以后，她经历过的生活渐渐丰富了她的心智，那时候开始，她的心智一点点改变她的容颜，她脸上的纹路，她的眼睛，她笑容里的阴影，还有她的嘴唇。因此，许多人都说，在一个四十岁以后的女子脸上，可以看到她的一生，她的心灵，还有她是否真正美丽。

那时我想起了玛格丽特·杜拉斯著名的句子：“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戴西日后说，是中正的琴声把灵魂重新带回来给她。

在亲近的人的不幸里，人们常常得到了对自己的安全与幸福的证明。它使人们知道感恩和怜悯。

这是一张微妙地混合着哀痛和幸福、不甘与庆幸的合影。

要是你长时间地看着这张照片，在心里就好像能听见胡桃夹子正在夹碎坚果的碎裂声，清脆的碎裂声，听进去就能感到它的痛苦，然后，你才能闻到里面淡黄色果仁的芳香。

她站在街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家，她迷路了。她在路上站了很久，想要回忆起怎么走，也想要遇到一个行人，可都没有如愿。

在一派单纯愉悦之中，狂暴的时代已步步逼近，那情形，就像是一只慢慢被烧沸的大铁锅，它一点点被烧热，被烧红，这个过程长而平静，可终于会沸腾起来。当锅中的水面十分平静，远没有沸腾的时候，那些不幸紧贴着锅底的水，已经被烧得灼热。而戴西，就正好是被命运安排在紧贴着锅底，而且因为他们处世的不羁，他们成为被推到火力最旺的地方的那一滴水。

她开始在自己的内心找到一种力量，也许是她从来就有的自尊心，它使她保持脸上的笑容。

她的心是那么不容易被击碎，那样从不缺少爱，是那么顽强。

我成长于“文化大革命”的乱世之中，以一颗孩子单纯而宁静的心，体会了许多目睹的可怕故事。我总是想，一个人不能经历太多的艰难和苦楚，就像一张白纸不能老是画错了再擦干净。一张白纸终于会永远擦不干净的，一个人也终于会在苦难中得到一颗怨怼的心。

像火把沙炼成了金子，把纸烧成了灰，在戴西微微肿胀的笑容里，能看到一种像少女一般纯净的精神，在微弱而尖锐地闪着光。

她维护自己选择过的东西，不因为它们没有给她带来意想中的快乐与幸福就舍弃它们，她只是欣赏和把玩它们的意趣，不以自己的获得来衡量别人的价值。

“活得长短没有什么，只是浪费了你三年的生命啊。”

当我知道吴毓骧曾经在外面另有女人相好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对一直清澈的尊严的戴西来说，是怎样大的侮辱。她怎么能不失望，不恼羞，怎么能不恨他。他把能带给她的快乐，都带给她了，也把能带给她的灾难，都带给她了。

这是一种骄傲，或者说是一种自尊，戴西拥有的。她维护自己选择过的东西，不因为它们没有给她带来意想中的快乐与幸福就舍弃它们，她只是欣赏和把玩它们的意趣，不以自己的获得来衡量别人的价值。也许，她因为从来不缺什么，所以从来不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她只坚持自己的感情。

前面还有更艰难的日子在等着她，在那些日子里，她那骄傲的心，会像火把一样明亮。

她不说。许多事，别人怎么对她使坏的，她从来不说，从来不抱怨。”

是否在某一个小格子里，还装着像上好的松香一样透明而芳香的、戴西一生保持着的自尊呢？

对一个经历坎坷的妇人来说，对别人为自己感到不公的经历保持沉默，是一个女子极大的自尊。

那天我知道，她曾用这样的办法，在被扫地出门后，在贫民窟的煤球炉子上，用完全被煤烟熏得通体乌黑的铝锅，做过许多个彼得堡风味的蛋糕。

她总是那么勇敢地坚持着生活中细小的熟悉了的方式，是为了什么呢？

她从前对艾尔伯德婚约的放弃，从前劝姐姐放弃参加上海小姐的选举，认为那是无聊的，再从前对西式衣服的放弃，和后来在大浪淘沙中点点滴滴的坚持，是什么把它们统一在她的身上？

要是有一天你们没有烤箱了，也要会用铁丝烤出一样脆的吐司出来。这才是你们真正要学会的，而且要在现在就先学会它。

北京的夏天是非常宜人的，要是你午后大太阳的时候坐在树下，让大树青黄色的荫影罩着你，听树上的蝉叫，看阳光下华北高远的碧空，喝北京芳香的花茶，杯子里蝉翼似的浮动着一星晒干了的茉莉花瓣，可以在这时聊天，可以在这时怀旧，也可以在这时什么都不想。

洗厕所在那时表示对人的惩罚和侮辱，并不是单纯的劳动，清洗厕所的人，没人帮助，没人同情，全要靠自己，而且天天如此……

隔着年代久远的黑白相片，我好像还是能闻到在夏天华北强烈的阳光下，荷花与大大的荷叶，绿色的湖水与岸边的青草发出的强烈气味，清爽而浓重，强劲而自在。

她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孩子说过抱歉的话，也没有对自己丈夫的抱怨，但她收起中年守寡的惊痛，让她的孩子看不出阴影和痛苦，这是一个母亲挚爱和保护孩子的苦心。

1950年代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是一个时代的概念，从1950年代初，直至1960年代初。这个时代对大众来说，有着和平，积极，努力，淳朴，还有适时的浪漫情怀。

看着夏天优雅地在天上浮动的白云，几乎要哭出来的情形，心里的感动应该要用歌剧里的声音才能形容。

她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孩子说过道歉的话，也没有对自己丈夫的抱怨，但她收起中年守寡的惊痛，让她的孩子看不出阴影和痛苦，这是一个母亲挚爱和保护孩子的苦心。

秋天的花不算贵，秋天的玫瑰带着一种将要逝去的美。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它的开放，也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让它凋零。

事实是，1950年代是一口在柴火上被烧着的大铁锅，锅里的水早已被慢慢加热，从温凉变得烫手，只是大多数人浑然不觉。直到1966年的沸腾，变得不可收拾了，才让人大吃一惊。

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对那个时代的人用通常的德行尺度来衡量，那让人感觉残酷。因为在压力下，绝大多数人都力图自保，然后才能想到尽量不伤害别人。那些老师，绝大多数也是这样软弱的人。然而，对这样的软弱，今天人们表现出来的谅解，其实深深地污染了后人的心灵，也污染了德行的尺度。

那些阴暗的私人感情夹杂在批判中迸发出来，像在管道里默默流淌的污水，在限制它的管道突然爆裂时，会喷得很高，简直就像一眼喷泉。

此刻我渐渐明白过来，原来他们懂得了对别人任何不经意的冒犯，包括自己天分上的长处，都会在某种时刻成为杀身之祸。他们所跋涉的世事，常常是崇高与卑鄙泥沙俱下的。

戴西非常理解这种愤怒。她以为，清洗厕所这件事的本身是不侮辱人的，而是人们将你与厕所联系在一起，与臭的、脏的联系在一起，并强迫你去做，这才是对人的侮辱。

戴西解释说，要是她说谎，她就侮辱了自己的德行，而要是她回答了正确的数字，那英国人会非常吃惊，他们会觉得无法生活。因为他们不知道在中国房子租金的便宜程度。但是，BBC却认为是几十年生活的红色恐怖中，郭家小姐已经吓破了胆。

戴西说：“我不喜欢把自己吃过的苦展览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是看不懂的，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1985年戴西决定向上海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并不留骨灰时，静姝和中正马上就想到，她是不愿意自己的骨灰有一天会被人胡乱挖起来，而且，在她心里，要是不能与自己的父母亲人安息在一起，她就没有地方可以归去。

她尽量与命运合作，调和尖锐的冲突，让自己和孩子都看到生活并没有完全失控，则是一个奇迹。

1920年代出门需要防弹汽车和保镖的郭家小姐，在1967年时懂得，怎么在恶意滔天的时候，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了。

这一年，波丽被红卫兵打得很厉害。一次，戴西去看波丽，发现她独自坐在卧室的暗处，她的脸和手上到处都是乌青的淤血。另外一次，她发现红卫兵从开着的窗子爬进波丽的家里，他们总是随时进出波丽的家，将她大骂一顿。

可进入“文革”的阶段，她竭力保持平静，保持不用带有情感的词语，可已经不能从容。她像一个孩子，摔破了膝盖，痛得要命，但自己只敢一眼一眼地瞥着流血的地方，不敢认真去看。

她在回忆里，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向童年逃去，而且是向在澳大利亚爽朗的蓝天下度过的童年逃过去，后来在上海经历过的那些奢华岁月，包括在“中西”时代的自如和在燕京时代的骄傲，竟都不是她想要逃去的方向。

她们没有了自己家的墓地，觉得没有地方安息。

一个人不是为了大众而吃苦，也可以保持顽强的尊严。作为一个平凡的女子，她为的是，不肯伤害自己的清白，不肯因为自己再给自己的孩子增加一点点不幸。

在这样的环境下，戴西看到了资本家之间的倾轧、出卖，看到了在重压之下，难友们成了睡在身边的仇敌，为了很小的事情，他们都会不惜伤害别人，为了给干部留一个对自己的好印象。

这时，戴西明白过来，必须要为更好地保护自己做些什么。而且那必须是一件讨好干部、但不伤害任何人的事，这是戴西的决定。

她竟然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保护了自己的自尊，满足了干部的成就感和统治欲，给他留下驯服的好印象，还没有伤害别人，不给自己的心里留下伤痕，而且以自己坚强的生存安慰和鼓励了自己的孩子。

在你没有经历的时候，会把事情想得很可怕，可是你经历了，就会什么都不怕了。真的不怕了。然后你就知道，一个人是可以非常坚强的。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她表现出来的教养，对钱的，对侮辱的，对他人的，对自身的，甚至对小老鼠的，其实是一种坚定的骄傲，一种“没有什么东西吓过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真正吓住我”的骄傲。如今，她那高高仰着下巴的样子，让从前为此感到距离的老同学们骄傲。

原来一个人没有信仰，也可以非常坚韧。一个人不是为了大众而吃苦，也可以保持顽强的尊严。作为一个平凡的女子，她为的是，不肯伤害自己的清白，不肯因为自己再给自己的孩子增加一点点不幸，我想她不自杀，不愿意让孩子伤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我不知道静姝和中正从来没这样提起过，是像他们的母亲那样，将所有的感受放在心里，还是认为妈妈完全是一个波丽安娜。

她那天说：“我被证明不是资本家，被他们证明了。而我像一个资本家一样，吃了所有的苦，也是他们让我吃的。这个证书就是证明。”

静姝当年的男朋友出身在上海的平民家庭，波丽知道这件事，曾写信去阻止，可是戴西明确表示，只要静姝真的爱他，就可以嫁给他。

经历了1964年和1966年的中正，对戴西说：“最坏的其实是有知识的人，是心不好的知识分子。而工人，真的会非常善良。”

她是用这样的行为，表达自己对在最困难的时候因为爱情而进入她家庭的外姓人的爱与关心。

事实上，从媚的小时候到上小学，到中正一家去美国，把媚暂时留在戴西家的中学时代，媚几乎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孩子。

自己的孩子是由保姆照顾大的，自己的孙辈，则是由自己亲手照顾，戴西喂过他们饭，抱过夜里惊啼的他们，带他们出去玩，教他们说英文，做所有老祖母做的事。她也赢得了他们的敬爱。

可媚长大以后，开始表达自己心里的感受，却说，奶奶真的是不同的。她不是别人家的奶奶，是特别的，她从来不像别的老太太那样站成一堆说闲话，从来不像老人那样不注意自己的美，要是走在街上没人要注意他们。

我知道还有许多奶奶教我的东西，现在我还不那么明白，要等到将来，我才会慢慢知道它的价值。

她最多的，是告诉我，人一定会遇到许多事，那时候一定不要怕，什么也不用怕。我知道这一定对我很有用。”

媚现在已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了，在葬礼上她拉着戴西的手不肯放开。她一直忍不住用自己的手去暖奶奶变得冰凉的手，那是她从小就熟悉的、手指都变了形的手，希望它们能暖过来。她有了一个男朋友，他们想要生一个孩子。在戴西去世以后，媚说，回美国她就考虑生孩子的事了，她希望自己生一个女孩，名字就叫戴西。

静姝则赞同妈妈结婚，她以为戴西是为了生活的趣味。

以后，戴西回忆起第二任丈夫，说他是一个好人，只是不像第一任丈夫那样，有那么多共同的话题可以说，没有那么多的fun。这么多年过去，她还是用当年常用的那个老词。

他们突然唤醒了我们心里的什么东西，就像上海街上的那些风尘仆仆的殖民时期的老房子，会唤醒一个城市的历史一样。

当戴西八十九岁的时候，她还计划过，想要找到一个传说中已经九十岁还在教英文的老先生，也是燕京毕业的，向他讨教。

戴西的笑脸，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里面，你看到了谦恭收敛的同时，也看见古典欧洲般的精美，那是只有那个年代的老年英文老师才有的神情。

那时候，一个年老的英文老师真正受到许多青年的尊敬，英文老师向我们展开的是另一个世界。他们从来不是只教课本上的英文句子和单词。我想那时的戴西，一定也是这样的一个老师。

他们会在11月的课上谈到火鸡。也许还会带着好学的学生一起AA制去淮海路上仅存的西餐社吃一次饭，告诉学生吃西餐时，不能像吃中餐那样分享，而要自己吃自己盘子里的一份。他们就这样渐渐地、不由自主地把一个用英文的世界，尽量完整地交到了学生的心里。

那个时代突然迷上英文的青年，除了很少的人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大多数人是同时被自己的好奇心和自己遇到的英文老师迷住了，他们突然唤醒了我们心里的什么东西，就像上海街上的那些风尘仆仆的殖民时期的老房子，会唤醒一个城市的历史一样。

“就是乌云，也有它的金边”，老师说，这是非常美丽的天象，也是一个人美丽的生活，虽然这个人的生活像乌云一样，可他还是能拥有一条太阳照耀的金边。

不会教口语，我不知道只学口语应该怎么教，学英文是接受一种教育，不光是学会用一只工具。”

在“文革”中，曾有一句著名的话，用来形容老的英文教师这样的人：“屋檐下的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

而一旦可以说英文了，英文教学就像一双最有力的手，帮他们剥去了罩在外面的烂叶子。

应该说，是他们，将已经消失了的对西方世界的联系与亲切的感情，重新种回到我们心里。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在以后的十年中，上海青年出国的人大大多于其他中国城市的原因吧。这也许是为什么又过了十年，旧上海的生活方式能被新一代人逼真地模仿，上海变成了中国对自己的异种文化最念念不忘的都市的原因。

就像岛上的居民踏上难得一去的宽阔大陆的感觉一样，突然会发现前景是那么开阔，那么纷繁美丽，简直要让人不得不很快地忘记最初逃离岛屿时使用的那些老吊桥。

她的手里，开始出现了标准的商务信件。后来，被她帮助的年轻职员，也开始可以写通晓的商业信函了。那时，她不再被人称为四小姐，也不被人称为少奶，当然也不是粗鲁的直呼其名，像1967年女佣的儿子来追讨遣散费的时候那样，这时所有的人都叫她“郭老师”，这是一个尊敬的称呼。

在她八十岁大寿时，公司的总经理和员工为她办了生日庆祝会，他们为她买了大蛋糕，为她唱了生日快乐。这是戴西一生中第一次，由一个公司，因为她出色的工作，为她庆祝生日。她终于得到了爱戴和承认。

接上了轨道，人们隆隆地向前驶去，就像岛上的居民踏上难得一去的宽阔大陆的感觉一样，突然会发现前景是那么开阔，那么纷繁美丽，简直要让人不得不很快地忘记最初逃离岛屿时使用的那些老吊桥，它们长年被吊起在半空，晒得发白，长着发黄的铁锈，像是百无一用的怪物。当踩着它们吱吱作响地往前走的时候，也并不真能确认它们就真的有用，就真的会领着人们去到开阔的地方。

“我很喜欢这张照片。我曾想过，要是我去世了，我就用这张照片当我的遗像。这张照片表现出，我正在工作。”

中正曾反对戴西回去，他说，那地方对你那么坏，怎么还回去为他们干活。可戴西还是回去了。有人说，她这是要做给当时批判她、把她说得一无是处的人看看，她还是被学校当成个宝贝样地请回来了。

她终于作为一个独立的女子，得到了承认。

对乔治来说，戴西的遭遇把他当年惊恐出逃的日日夜夜，反衬得几乎是甘美的回忆。

戴西扬起她白发苍苍的头颅，好像她在照片里习惯的姿势那样，脸上出现了一种微笑，一种可以抵抗或者遮挡一切的微笑，铜墙铁壁般的微笑，她说，乔治即使回上海了，也已是老人，但他一直都是天真的人，他一生中未经历过复杂的岁月，也不能理解复杂的含义，就像戴西如果当年及时离开上海会经历的一样。

戴西带着乔治轻盈地越过了那些沉痛的深渊。她觉得自己有力量独自越过，也有力量带自己的小弟弟一起越过。

她现在独自一人回来，她在从前照耀过她的阳光里笑着。她再也没有穿那白色蕾丝的裙子，她的鞋子再也不会因为没有走路而干净得不用分鞋底和鞋面。甚至她脸上不再是八十年以前的安详和孩子的庄严，她的脸被老人深潭流云般的笑容轻轻掩着。

现在，她才知道这晴朗的干净的地方，真正是她一生中的乐园。

这一次她取得了澳大利亚护照，但从未对人说起。从这一年以后，她是以一个侨民的身份生活在上海。

我没有钱在澳大利亚生活下去，也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她简短地说完以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她对厨子说，从前他在吴家的时候，吴家就说过要为他养老，就像从前那些长年在郭家干活的仆人。现在，她要照顾他的余生了，她会为他付医院的钱，会找一个护工来照顾他。她给了厨子一张存折，那是给他的钱。可是厨子不久就在床上自杀了。

去世的时候，她一定是难过的，因为我为她洗脸的时候，擦到了她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