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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26年加入共产党之后，从来没有出卖过党，也没有透露过任何关于党内的消息，我的一切工作都是陈庚同志领导的，他和周总理是最清楚的，我请求陈赓出庭作证！” 1951年，一名犯人在法庭上掷地有声地说道。 很快，一封写明情况的书信就究经周折送到了正在朝鲜战场上指挥作战的陈赓手中。 看着这封特殊的来信，陈赓特意抽时间细细查看了一番，只是这越看，陈赓的眉头皱得越紧。 随即，他当即写了一封书信，寄给了南京市人民法院。 这名犯人究竟是什么身份，为何会惊动正在朝鲜战场坐镇的陈赓亲自回信呢？  1928年年初，蒋介石成为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军委会的主席，一跃成为国民党内最高的掌权者。 蒋介石上台第一件事，不是专心于国计民生，而是开始想方设法的巩固自己的地位，调查科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 陈立夫一手成立调查科，杨剑虹也借着和陈立夫非同一般的关系，成为了采访股总干事。 但上海作为第二大重点城市，这个关键的地方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陈立夫向来任人唯亲，眼看身边可用之人越发的少了，不免开始为此发愁。 他多方寻找，煞费苦心的调查、对比，最终决定由鲍君甫来亲自出面，来担任上海的负责人。 为此，他特意委派杨剑虹去和鲍君甫沟通，鲍君甫虽然和陈立夫的关系算不上亲密，但是陈立夫清楚，杨剑虹和鲍君甫的关系一直非同一般。  鲍君甫于1893年出生于广东珠海前山地区，也叫杨登瀛，他早年间曾去日本留过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 十几年的留学生涯，鲍君甫不仅接触到了外界的进步思想，还成了一个日本通。 回国后，他就一直留在上海工作，当时上海浪潮涌动，革命的形势异常艰辛，鲍君甫凭借自己的留学经历，在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闲暇之时还会给一些日本的通讯社撰写稿件。 在这份工作中，鲍君甫接触的大多数都是国民党的政要官员，名震一方的企业家，甚至是青帮的人，凭借着出色的交际能力，鲍君甫成功建立起了广泛的人际关系网。 1924年，鲍君甫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加入了革命的浪潮，也正因此，鲍君甫结识了时任洋务工会负责人的杨剑虹。  在这复杂的局势中，碰到一个同乡又同党的人不容易，鲍君甫和杨剑虹的来往开始越发密切，两人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杨剑虹在青帮中也有一定的权势和地位，他时常叮嘱青帮中的人多关照鲍君甫，鲍君甫在上海的工作也开展的越发顺利，得到了不少人的赏识。 后来杨剑虹前往广东投靠陈立夫，鲍君甫自然也凭借着杨剑虹的关系，和陈立夫结识。 1928年，革命形势骤变，不少人都在迷茫着应该何去何从，杨剑虹在这个时候再次找到了鲍君甫，向他抛去了橄榄枝。 正如前文所说，当时陈立夫成立的调查科，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负责上海的事务，杨剑虹就找到鲍君甫，向他说明了此番来意：“你知道现在蒋委员长主政，我们计划在上海建立办事处，需要有人来领导上海办事处的工作。” 说到这里，杨剑虹故作深沉的停顿了一下，然后才接着说道：“我们希望你来担任上海调查员，这是党国对你的信任。”  陈立夫 听到这句话，鲍君甫略微皱皱眉头，思考片刻才说道：“此事事关重大，可否容我两天时间认真考虑？” 杨剑虹又劝了鲍君甫一番，这才离去。 眼看杨剑虹走远之后，鲍君甫当即穿上衣服走出了家门。 不消片刻，鲍君甫就在联络点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党的工作人员陈养山。 原来鲍君甫明面上是国民党的人，和杨剑虹是老相识，可实际上，在两年前，陈养山就曾让朋友牵线，借着学习日语的理由，和鲍君甫相识。 从那之后，陈养山就住在了鲍君甫家中，他们几乎是一见如故，时常一起讨论政治局势，把酒言欢，而鲍君甫在知道了陈养山是一名共产党员之后，对共产党更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曾经有一次喝酒的时候，鲍君甫就十分认真地向陈养山表达了自己对共产党的好感，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为共产党做些什么。 所以在杨剑虹找到鲍君甫之后，鲍君甫第一时间将这件事汇报给了陈养山，陈养山随即将这件事汇报给了特科最高领导人周恩来。 周总理认为，这是一个在国民党内部建立自己的战线的好时机，对于鲍君甫担任“上海调查员”这件事，他是持肯定的态度的。 因此这一年5月，周总理特意派陈赓出面，在黄浦江畔，专门会见了鲍君甫。 两人这次交谈进行了许久，鲍君甫十分诚恳地向陈赓表明了自己愿意为共产党工作的态度，陈赓对这个敢作敢当的年轻人也是越发欣赏。 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鲍君甫就这样成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双重间谍，并成功的打入了敌人内部。  为了方便鲍君甫的工作，陈赓每个月都会给鲍君甫送上400元的活动经费，必要的时候也会提供特科的关键情报。 连德生被安排成了鲍君甫的“保镖”，杨红惠同志化名安娥，担任鲍君甫的秘书，协助鲍君甫暗中行动。 陈赓也时常会安排一些假的据点，或者是送鲍君甫一些红色书籍、无关紧要的情报，让鲍君甫上交国民党。 在双方的紧密配合下，鲍君甫很快就赢得了国民党的信任。 这年8月，杨剑虹因贪污受贿畏罪自杀后，鲍君甫就成为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主要负责特务在上海的工作。  鲍君甫凭借自己“八面玲珑”的处事方式，很快就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无论调查科的科长怎么换人，鲍君甫的地位始终岿然不动，徐恩曾对鲍君甫更是给予了十分的信任。 上海的案件徐恩曾干脆全部交给了鲍君甫一手进行处理，但是他们不知道的事，鲍君甫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将国民党的情报送到中央特科，可以说，当时国民党调查科的动向，尽在中央特科的掌控之下。 与此同时，陈赓也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清除叛徒，避免更多同志牺牲。 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之后，鲍君甫第一时间将这件事告诉了陈赓，并且说明了白鑫的行踪，在鲍君甫的配合下，白鑫最终成功被击毙。 黄第洪叛变之时，周总理并不知道，这名叛徒原本计划将周总理抓起来，作为自己得到蒋介石赏识的敲门砖，结果这件事也被鲍君甫几句话就试探了出来，最终黄第洪也被我党成功清除。  除了这些叛徒之外，鲍君甫还营救了不少我党的同志，任弼时和关向应两个人就是被鲍君甫营救出来的。 如果不是因为顾顺章叛变，鲍君甫原本能够不被察觉的在国民党中潜伏更长时间，获取更多的情报。 可顾顺章毕竟是特科红队的队长，他的叛变给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周总理急忙带人连夜撤出上海，大部分据点全部被国民党摧毁，我党的同志也大多数因为没有及时得知情报，被国民党抓捕。 在这关键时刻，鲍君甫并没有第一时间撤离上海，而是留在这里，借着调查科的“掩护”，协助我党成员逃出上海，或者是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 因为没有及时撤出，鲍君甫也成了国民党的阶下囚。  这期间国民党对其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想方设法的让鲍君甫“开口”，可是鲍君甫一直缄口不言，就算开口，也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的真实身份。 所幸鲍君甫在国民党中潜伏多年，也有不少“信任”他的人，在这些人的斡旋下，鲍君甫在被关押了6年时间后，终于得以成功出狱，还被安排成为了中央感化院的股长。 出狱后的鲍君甫一直想要联系上共产党，但是因为在监狱中时间太久，外面的局势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没能成功找到党组织，只好在国民党中继续工作。 随着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开始后，鲍君甫就一直避免上战场作战，也因此得罪了国民党中不少人。 一直到南京解放的时候，鲍君甫几乎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平时就只能卖香烟维持日常的开销，毕竟在其他人眼中，鲍君甫曾经是一个国民党的官员，能够容纳他在这里生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949年，随着国民党的全面溃败，不少国民党官员纷纷逃往了台湾或者国外，其中不乏鲍君甫的熟识，有人提议带他一起走，都被鲍君甫拒绝了，尽管日子过得艰难，但鲍君甫依旧选择留在了南京。  1951年，南京市公安局曾开展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的登记工作，鲍君甫并没有登记，他认为自己过去也算是为共产党做出过不少贡献，不算是反动党的人。 然而不明真相的公安局以为鲍君甫是有意为之，便将其抓捕了起来，送到了南京市人民法院。 在接受审判的时候，鲍君甫站在法庭上昂首挺胸，他自认对共产党问心无愧，便将过去的经历和盘托出。
鲍君甫这番话说得十分恳切，南京市人民法院也不敢轻易下定论，毕竟如果真是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非但无过，还是个有功之臣。  很快，两封书信先后寄往了北京，又被送到了千里之外的朝鲜战场，此时陈更正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丝毫不知道国内发生的事情。 收到来信之后，陈赓也认真看了一遍，得知鲍君甫还在世的消息，陈赓自然也是欣喜万分，他当即写了一封回信，寄到了南京。 信中内容都是他和鲍君甫共事期间的事情，还讲明自己被捕期间，曾和鲍君甫被关在一起过，他确实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有关党组织的事情，但是在被释放之后的事情，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南京市人民法院收到信之后，也再次展开了一番调查，确认鲍君甫没有重大过错，甚至在革命时期有着重大功劳之后，当场予以释放。 鲍君甫重新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回国后的陈赓心中却久久不能平静，他和陈养山商议过之后，决定用其他方法给鲍君甫一些生活经济方面的救助。 1955年，在陈赓等人的提一下，南京市公安局每个月都会发给鲍君甫100块钱的补助，靠着这笔钱，鲍君甫的生活才算是好过了一些。 次年补助又增加到了150块钱，这让鲍君甫对陈赓很是感激，后来还跟随陈赓到北京参观了一番。
周总理确实是知道的，为了照顾这位烈士的家属，周总理临终前也照料身边的人，一定要照顾好鲍君甫的家人，不能让革命功臣寒心，更不能忘了在困难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 此后鲍君甫的家人依旧享受着中央的帮助，这或许是国家对于有功之人最好的回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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