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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比如天启三年，麻洋岛守备张盘领壮丁千余突袭金州城，八月以游记马应魁等袭扰宽奠、袭阳、凤凰城一带。但这类作战方式自有其局限性，由于规模较小，且方式单一，一旦被敌人熟悉，作战时就很难对敌人造成较大的损失，按照毛文龙的奏报，天启三年八月的这次突袭，毛部利用火攻引蛇出洞，又“埋伏地雷”，最终获得“贼死者二万余”的大捷。 要知道，当时此地的女真精锐总数不过三万，若真的一战报销了三分之二，称之为“大捷”一点也不过分。然而问题在于，这一场足以令女真痛到吐血的大胜，在《满文老档》和《朝鲜李朝仁祖实录》里都没有可以印证的记载，此战战果的水分显然极大。 当然，毛文龙的奏报也并非毫无可信之处，从《满文老档》和《朝鲜李朝仁祖实录》来看，东江镇的确多次对女真进行袭扰，只不过，其成果显然不如其战报中所说的那般显著。《武备志》的作者茅元仪就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六月之捷，关上使者与之偕至镇江，陈兵十一日，不见一虏而还，乃妄言藉虏二万，毙虏马三万。夫虚设火阵陷虏百人，后者不进矣，何以使二万之虏尽入彀中？”
的确，彼时的东江虽然已经通过招抚流民获得了客观的人力，然而无论是粮饷、装备还是火器、火药，都极为缺乏。即使是招抚而来的流民青壮，在没有足够训练及武器装备的加持下，想要与素来彪悍的女真部队相抗衡，依旧力有未逮。正因如此，东江镇的攻势主要以袭扰村寨，截杀散骑为主，面对女真大军来犯，则多依靠海舟优势相抗衡。这就导致在战绩上，东江镇鲜有能拿得出手的记录。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是研究明末东江镇重资料来源，但人们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不了解，比如说《丹忠录》这类描写了大量有关鬼神庇佑故事的小说，其中部分志怪情节并非原创，而是直接照搬了《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里面东江镇表功时的说辞，其内容的可信度可见一斑。
这并非意味着东江的存在毫无意义。这一据点的存在，如同一面旗帜，让辽地汉民可以在忍无可忍时南逃反金。而这也是东江在当时对于女真最实质性的打击。从天启元年起，毛文龙就多次派出亲信部队，对辽地汉民进行招抚，同时，对曾经降金的汉官进行招降。 《满文老档》中仅天启三年二、三月间，就记载将近十次因毛文龙招降而导致的汉民南逃事件，为防止南逃事件继续出现，努尔哈赤甚至抛去往日亲和面具，开始大肆屠杀有叛逃预兆的汉民汉官：“我等常豢养汉人，而汉人却置办棍棒不止。著总兵官以下，备御上，各往其屯......而不该豢养之独身者及不从命者，亦加正法。由八贝勒起，凡入诸申家之人，皆执之。”
血腥屠杀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相反，辽人南逃自此后反而更加频繁，根据《汉译满洲老档招零》中“太祖谕汉人分庄编丁”一条，曾列十条与“打满州”（即辽人反抗女真）的记载。至于辽人南逃的记载，在后金、大明、朝鲜相关文献中就更是数不胜数。毛文龙死后，根据孙承宗的粗略估算，崇祯初年时东江镇所招抚的辽民总数还有十五至十七万左右。 再算上从河西入关及渡海到登莱避难的辽民，总数至少有四十万以上。别小看四十万人在现在看来不多，按照嘉靖四十四年的《全辽志》记载，官方口径下当时辽地人口不过“户九万六千四百四十一，口三十八万一千四百九十六”，即使算上几十年休养生息的增额，以及户籍清算时的黑户问题，汉民南逃对于后金实力的削弱，也是影响甚重。 除用间招抚外，东江斥候也是其配合明军的重要方式之一。《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中记载“毛将善为侦探，而既云有东抢之计，不可诿以孟浪”，就连对毛文龙虚报军功一事颇有不满的茅元仪也曾承认东江侦骑的顽强和坚韧:“(毛文龙）用归正之辽人以觇虏，昨年冰冻时，其侦骑直从陆行丽。脱之地七百里，而渡三盆以至宁远。夏半之时，有窃虏之骑直至荞麦冲，事露为虏所歼，荞麦冲为辽阳所属，而去三盆不百里，其入亦深矣”。
当然，除此以外，东江镇也曾经通过正面作战掩护明军主力，天启六年五月，得知后金将越过义州、宁远直趋山海关，毛文龙决定发兵袭扰其后，此战被称为鞍山之役。这也是东江镇建镇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捣虚”之战，仅高万重一部，就多达六千余人，然而可惜的是，鞍山之役依旧是一场大败，按照毛文龙所奏塘报的说法，东江军所俘虏斩杀的女真士兵不超过两百，而死伤将士则多达四千。 值得注意的是，此战虽败，但由于后方起火，女真不得不放弃继续进攻的计划，袁崇焕甚至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掣之功，此为最烈”。 可无论是牵制之功，还是招抚之效，都无法让朝廷忽视毛文龙多年经营东江时的冒功和靡饷问题。尤其是在明熹宗去世，魏忠贤一系阉党倒台的大环境下，明廷开始对于毛文龙昔日的黑历史开始清算。 客观来讲，毛文龙并非一些史料中记载的奸邪之徒，在辽东糜烂的大前提下，他所一手创设的东江镇无疑对女真的扩张带来了掣肘和牵制，但同样的，毛文龙本人也绝非可以力挽狂澜的绝世名将，在无兵、无饷、无材的情况下，东江镇显然没有其塘报中记载的那般功勋卓著，崇祯元年，袁崇焕督师蓟辽，辽东、登莱、蓟州等地基本整合为一体，东江镇的重要性再次下降。对明廷而言，像成化年间一样“以接应毛帅为第一义”显然已经不再合算。
这也导致东江镇与明廷在粮饷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同样是崇祯元年，明廷两次派臣僚前往东江镇核查兵额、粮饷等数，并依照查得的底数重新拨给粮饷。若以此底数计算，东江镇甚至要以今年未到粮饷填补往年多领的亏额。客观来讲，东江镇粮饷虚报是真，季度缺粮同样是真，明廷以往年旧账清算当年饷额，无疑令东江元气大伤。 东江镇下辖海岛众多，海水倒灌导致各岛屿土地盐卤化严重，少有的膏腴之地也早有岛民耕种，因此，虽然东江镇多次开发民屯，却依旧是杯水车薪，所需粮饷仍仰赖本土输血。一旦补给断绝，再加上同年执行的禁海改运之策，东江镇几乎有土崩瓦解的危险。 《中国明代档案总汇》收录了自洪武四年（1371年）至崇祯十七年间的大量文献档案。毛文龙关于东江缺粮的奏本也在其中，从这些奏本中，我们也能一窥这位总兵对于缺粮问题的急迫。崇祯二年毛的奏本中有一半的内容都与乞求朝廷运粮有关，其中不乏有“草根树皮淘洗净尽，荒山赤土，尫羸流离，种种颠连，偪臆无诉”之类的哭诉。从当时的情形来看，东江缺粮一事应该并非夸大。
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奏本的强硬程度已经早已逾越了一个臣子的界限。也许是因为多年坐镇东江的居功，也许是由于缺粮问题的煎迫，毛文龙在写给崇祯的奏本中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桀骜，他以“强卒喧哗，奴孽侵凌，各岛告变”为由，在粮饷问题还未彻底了结的情况下，先斩后奏向士卒许诺粮饷将至，甚至以“续宁远揭竿之状”威胁崇祯馈粮——原本应该用来与崇祯沟通粮饷问题的奏本，成了其向崇祯施压的工具。
《毛文龙之死探议》的作者认为，崇祯二年的这四封奏本陈词与他被诛也有着相当大的联系。但是，与其说是奏本直接引来的杀身之祸，不如说奏本暴露了毛文龙本身的性格缺陷，这位天启年间崛起的封疆大吏，在经年累月的积习中，逐渐变得跋扈乖张，“尾大不掉”成了当时明廷对于东江镇最主观的印象。 更加要命的是，无论是刚刚继位的崇祯，还是正在努力整饬辽东、登莱、蓟州三地军政的袁督师，都并非脾气温吞之辈。尤其是袁崇焕，在东江镇问题上一直以来都是强硬的鹰派，双岛斩帅前，他就屡屡通过改贡道、严海禁的方式打压东江镇，而这也为之后两人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双岛斩帅事件，并不是一件是非对错十分分明的公案，由于明清易代时不同立场者主张的历史书写不同，毛文龙、袁崇焕的形象往往也是天差地别，在一些人口中，袁崇焕嫉贤妒能，擅杀边地有功大将，而在另一些人眼中，毛文龙却又成了建立东江数十年，无尺寸之功的懦弱鼠辈，杀毛一事大快人心。
从天启元年毛文龙镇江大捷开始来看，毛文龙虽然未能有效遏制后金对大明的进犯，但其带领不足二百兵卒只身潜入镇江 ，先后光复长山、广鹿等二千余里沿海岛屿，牵制之功却同样不可忽视，然而就像那些故事中所讲述的那样，屠龙者终成恶龙，天启末年的毛文龙同样有着拥兵自重、擅作威褔等等劣迹，袁崇焕斩帅后之所以未被朝廷处罚，除了崇祯帝本身对前者的重视外，明廷对毛文龙的态度转变也是关键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明末辽东军将毛文龙功过研究》王荣湟 2、《袁崇焕诛毛文龙案考——兼论毛文龙》尹韵公 3、《毛文龙之死探议》高秀丽 4、《历史上的毛文龙及其在时事在小说中的反应》井玉贵 5、《“东江移镇”及相关问题辨析——再谈毛文龙的评价问题》孟昭信 6、《从“盐徒惯海”到“营谋运粮”：明末淮安水兵与东江集团关系探析》王日根、陶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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