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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靖 1863年1月31日，福楼拜（1821-1880）给乔治·桑（1804-1876）写信：“也许这个夏季的某一天，我会给您个惊喜。因为我想见您、想与您对话的愿望非常强烈。”在这封信的结尾，福楼拜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我经常独自一人在乡下的书房待上好几个月，如果那里能有一张您的画像挂在墙上，必然是件令人愉悦的事情。这一请求是否轻率？”后者的回复同样温馨而热忱，由此开启了两位作家长达十数年的书信往来。 他们是“天然的两极” 对于今日读者而言，除了专业人士，恐怕很少有人会捧读乔治·桑，然而在一个半世纪前，乔治·桑的文学声望却如日中天：文友巴尔扎克对她推崇备至，曾敦请她为《人间喜剧》撰写序言；小仲马评价她的文字奇妙无比——它们“是达·芬奇画出来的，是莫扎特唱出来的”；雨果热爱她的田园小说，称之为堪与古罗马诗人媲美的“法国农事诗”。乔治·桑的文学影响力甚至远及英格兰：同时代的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盖斯凯尔夫人和诗人马修·阿诺德都深受她的启发——乔治·桑宣扬女性解放的小说（如《康素爱萝》《莱莉亚》《玛丽安娜》等）帮助英国人挣脱了清教文化的束缚。 与乔治·桑相比，福楼拜虽然以《包法利夫人》（1857）一炮走红，但此后数年间并无杰作迅速跟进——他每部小说平均创作时间在五年以上——由此导致他在文坛“令名不彰”。而当时文坛流行的风尚恰好是“以量取胜”。在这一点上，乔治·桑与福楼拜似乎是天然的“两极”：与巴尔扎克等人相比，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质量，她皆不遑多让——这也是福楼拜对她心悦诚服的一个主要原因。 让人意外的亲密往来 福楼拜苦心孤诣埋首创作，但对于自己的成果一向缺乏自信。《圣安东的诱惑》初稿完成后，他向好友布耶等人当面诵读，结果遭到严厉批评，差点将手稿全部扔进壁炉。他新近完成历史小说《萨朗波》（1862），内心“颇不自安”——本次致信乔治·桑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想听取这位文学大师的意见。结果令他喜出望外：乔治·桑对这本书甚为推许。 1866年8月末，乔治·桑应邀造访福楼拜“隐居”的克鲁瓦塞别墅，不久，她又应福楼拜母亲之邀，与福楼拜一同“回家”。根据传记作家爱德华兹在《乔治·桑：现代第一位开放的女性》（1972）中的研究，考虑到两位作家之间的年龄差距（相差17岁）以及个性方面的巨大差异（乔治·桑是社交明星，喜爱抛头露面和四处旅行；福楼拜是隐士作家，生活离不开他的别墅和手稿），二人之间突如其来的亲密之情的确让人颇感意外。 事实上，这一段忘年交自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和生活背景。当时乔治·桑年近六旬，在文艺界属于“祖母级的”人物，年轻时代与缪塞、肖邦、梅里美等人的风流韵事早已化为过眼云烟。而福楼拜本人尽管处于中年，但他长期患有精神类疾病（癫痫时有发作），感情之旅亦屡遭挫折，加上文学作品饱受争议（《包法利夫人》尚未出版即以“有伤风化”罪被告上法庭，其他几部作品也横遭指摘），这种种经历令他垂头丧气，因此亟须一双善良温柔之手抚慰他的心灵，并帮助他重塑自信——以上种种因素综合考量，乔治·桑无疑是最佳人选。 文学师徒的思想碰撞 通过研读双方存世的往来书信（有部分被双方亲属销毁），不难发现，他们最为关切、着墨最多的并非情感问题，而是对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探讨。大多数情况下，乔治·桑扮演诲人不倦的导师形象，福楼拜则是洗耳恭听的小学生。但在某些原则性问题上，他也会秉持立场，固执己见。 就对待文学创作的态度而言，乔治·桑认为写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排在第一位的是家庭、亲情和友情。她的写作特点是一挥而就。福楼拜对此叹服不已。他自承患有“写作困难症”：往往奋笔一天，纸上留存不过寥寥几行；《包法利夫人》中的“农展会”一章改写至少七次，《萨朗波》若干章节重写达十次之多，《情感教育》在另起炉灶后也是数易其稿。对福楼拜而言，“艺术高于一切”。 作为浪漫主义作家的乔治·桑和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产生了较大分歧。前者从理想出发，认为“艺术家的使命就是去歌颂甜蜜、自信和友谊，从而提醒那些或麻木不仁或心灰意冷的人，让他们相信纯粹的道德、温情和基本的正义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与之相反，福楼拜不仅是文学的“苦行僧”，更是地道的恨世者。乔治·桑一方面肯定福楼拜的艺术追求和成就，但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批评他只关注生活的阴暗面，失之于狭隘偏颇。在她看来，文学就是美化，通过美化缓解人生的痛苦悲伤，这也是文学艺术家首要的职责。 1876年6月8日，乔治·桑因病去世，留给福楼拜无尽的悲哀与伤恸。他在葬礼上“哭得像一头小牛”，感觉“就像又一次埋葬了我的母亲”。 （摘自《书城》2022年第1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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