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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麟童和关秀莲结婚合影 新社会的旧婚姻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大舞台被解放军接管又开始演戏了。这时候我也能上台主演一些戏了。我虽然还未满徒，但解放了，我也进入了成年，所以师父也就不再更多约束我的生活。这时我自己住在别场，演出是集体所有制的，我有了更多实践、锻炼的机会。每场都是演一出再来个小活，到分钱时就单独给我开一份小钱。此时马玉明早已逃回关里，师妹还带着个孩子。这时师父的二弟焦松山找我说：“看看你师妹也挺可怜，这都是过去旧社会造成的，现在解放了，你俩还是和好，结婚吧！”听到师叔的话，真是让我感慨万千，五味杂陈。过去我身为师父的未来女婿、师妹的未婚夫，却一度沦为妓院里的“茶壶”，让我受尽屈辱。这样的伤痕是我一辈子也无法忘记的，这中间虽有师娘的原因，如果师妹本人不同意，事情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更何况是两次三番！所以我曾经暗下决心，坚决不再继续这段根本就不曾有过并给我带来无限羞辱的婚姻。虽然我是这样打算，可又怕师父当面说出此事。假如师父向我提出来，我是不能也不敢说半个“不”字的。尽管师父没教过我更多的舞台艺术，但他毕竟是领我走上戏剧舞台的恩人，我能有今天和师父收我做手把徒弟、把我带到沈阳有绝对的关系，所以这时我非常着急，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恰巧，同院住的“水锅”（后台服务员）的女儿王秋雁，主动向我介绍了她的朋友关秀莲。当时王秋雁和关秀莲都在茶社清唱。关秀莲也是苦孩子出身，七岁就被母亲押给东北大鼓弦师江歧山（东北大鼓女演员江玉洁的父亲)做徒弟，与郑奇珍、柏树清是师姐妹。早在抚顺演出的时候，有个做生意的资本家愿意出一笔钱给江家，要纳关秀莲去做“二房”，但关秀莲坚决不同意，并表示：“就是嫁个吃糠咽菜的穷苦力，也决不给三心二意的有钱人做“二房”！由于关秀莲态度很坚决，江歧山夫妇也无计可施。再加上此时江家的徒弟郑奇珍、柏树清已先后出徒，关秀莲是江家门里唯一能在茶社里使鼓书“蔓子活儿”（会唱长篇鼓书的意思)挣钱维持师父一家生计的徒弟，在这种情况下江家才没有卖出关秀莲。我听王秋雁这么一介绍，心头一亮，再联想到师妹的种种情形，两相对比，优劣分明。我当即对王秋雁表示：“既然如此，人我不用看了，我愿意并希望尽快结婚！” 我把要和关秀莲结婚的消息告诉了师父，他也就没再说什么，还在城里大舞台旁边的玉华台饭庄为我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就这样，1949年的2月21日（农历己丑年正月二十四日），我与关秀莲在认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结婚了。在举办婚礼的前一天，我约她一同上街去买鞋，这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买鞋中间还出了个笑话，因为我的脚小她的脚大，这家鞋店里既没有我能穿的男鞋，也没有她能穿的女鞋。 婚后，我建议秀莲别再唱大鼓了，她也很赞成，后来就转到大舞台剧场售票处工作。参加国家剧团后，我在剧团整天忙碌，秀莲不但要上班，下班回家还要做家务照顾子女和年迈多病的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专政，打入牛棚，戴上了三顶帽子压得我抬不起头。我提出“咱们离婚吧，省得连累你”。她很坚决地说：“这时候这话不能说，一家人死也死在一起。”是她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如今我们已经牵手整整走过了六十年，直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最后还是苦尽甘来。有一次在《华商晨报》的一次采访中，秀莲面对记者说：“我们俩，一个是不愿意娶贪恋荣华富贵的师妹，一个是不愿意嫁有钱人做'二房＇，正是'同命相铃怜”带来的默契，使我俩最终走到了一起。结婚后，我们的孩子相继出生，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可是我真觉得没什么，因为这些苦远远不及我们当学徒时的万分之一。虽然我俩没有谈过恋爱，但我们仍然做到了白头偕老。”秀莲的这番话，使我感触颇深，我在充分认同的同时，也对我们走过六十年的生活感到骄傲和庆幸。 从形式上说我们是新社会的婚烟，婚姻没有被父母或师父包办，可是我和秀莲并没有谈过恋爱也是实情，所以有人把我和秀莲的婚烟称做“新社会的旧婚姻”，也算得上是恰如其分。回顾过去几十年，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的幸福日子来得不容易呀！
李麟童、关秀莲夫妇1999年在金婚纪念宴会上的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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