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后金入关——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

金的建立，是努尔哈赤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在此之前，努尔哈赤所从事的主要是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从此之后，努尔哈赤开始与明朝争夺天下了。

后金建立后的1618年的正月，一个酝酿已久、关系后金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由努尔哈赤宣布了：“诸贝勒（女真族贵族的称号）大臣们，你们现在不要安闲下去了，我已决定从今年起，我们要向大明国开战了！”经过精心的准备之后，在4月13日上午，努尔哈赤率兵2万出征明朝。

临行前，举行了隆重的祭天仪式。在“告天书”中，努尔哈赤列出了对明朝的“七大恨”，以此作为对明朝发动战争的理由。所谓的“七大恨”，除了第一恨指斥明朝杀了其祖父、父亲之外，其余六恨实在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的甚至是强词夺理。

努尔哈赤之所以要这么做，理由很简单，无非就是想为自己公开发动战争、进攻明朝寻找一些借口罢了，这可能也是他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谋略。“七大恨”誓师后，后金军队势如破竹，先后攻下了明朝的抚顺、东州、马根单3城，攻破小的堡、台、庄达五百余处，在攻占处大肆烧杀掳掠了一番，然后退出。这以后，后金军队就频频出击，还先后攻下了鸦鹘关、清河城等地。

后金的崛起，成为与明朝中央政府公开对抗的地方势力，这使大明朝举朝惊骇，意识到他们对努尔哈赤的姑息，终于酿成对自己边疆统治的严重威胁。

查看明朝的史料《明神宗实录》，从1618年4月至1619年2月10个月里，有关努尔哈赤侵扰的地方报警和朝廷商议对策的记录，就达百次之多，平均每3天一次，可见明政府对此事的震动。

于是，明神宗急命杨镐经略辽东，同时从全国调兵遣将，筹集粮饷，包括从朝鲜征调军队，仓促拼凑了8万多人，对外号称47万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初，杨镐兵分四路直趋建州，企图一举消灭后金政权。面对明朝大军压境，努尔哈赤毫无惧色，沉着应战，显示出了他那非凡的军事才能。

努尔哈赤制定了自己的战略，“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明军的中路军将领杜松欲得头功，轻敌冒进，在萨尔浒一带遭到后金大军包围。双方鏖战五天，杜松所率明军全军覆灭，其余三路无心恋战，其中二路被后金军击溃，一路退还。由于这次战争在萨尔浒这个地方打得最为激烈，历史上就称这次战争为“萨尔浒之战”。

此战明军损失了半数以上的人马，而后金仅损失两千多人。萨尔浒之战，明军之所以大败而后金军之所以全胜，除了努尔哈赤的判断准确、指挥得当和后金军以逸待劳、上下团结、士气高昂、作战勇敢这些因素之外，也与明王朝政治腐败，军事废弛分不开。

具体来说，明军的直接败因至少有三方面：第一，不察敌情，仓促发兵。明朝廷内外对后金的情况所知寥寥，当决定大张挞伐之后，对后金兵力究竟有多少、后金的军事部署究竟如何等必须了解的情况，十分茫然。反之，努尔哈赤对明军的兵力和部署却非常清楚，所以他们就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第二，临时征调，兵饷不足。明政府从各地调集军队，各地多发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以应付差事；而派往辽东的将领又多怯敌、畏敌之辈。明神宗朱翊钧（即万历皇帝）虽然叫喊着要“大张挞伐”，但他又是个历史上有名的贪婪昏君，如此之大的军事行动，他从国库里只拿出军队所需经费的1/10，所以兵饷严重不足，对本已士气不高的明军有很大影响。

第三，将帅无能，不听指挥。指挥这次战争的明军主将杨镐是个常败将军，“老且懦”加刚愎自用，对手下的将领又有偏袒，致使将领间关系不睦，这样的主将怎能打胜仗？再如杜松这样的将领，盲目自大，想抢头功，狂妄地说：“我要活捉努尔哈赤，不能让别人分功。”他不按约定的时间出发，提前行动，孤军深入，被后金军围歼，导致明军全线崩溃。

萨尔浒之战是明朝唯一一次对女真贵族势力的主动出击，它的惨败使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明朝由主动转为被动，从此就一直处于防守和挨打境地。

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则通过这次战争夺得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不久便占领辽沈地区的大片土地，后金的军事、经济实力随着其势力的扩张而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军事实力上已经优于明朝，后金政治机构也日趋完善。

这一切使得努尔哈赤的胃口愈来愈大，吞并中原的野心也愈来愈明显。1621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

1625年，努尔哈赤又力排众议，迁都沈阳。从此，沈阳就成为后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金利用沈阳这个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战略要地，作为其攻击蒙古、朝鲜和中原广大地区的 基地。

萨尔浒之战后，为了应付辽东的局面，明朝政府起用熊廷弼取代杨镐为辽东经略。熊廷弼是一个颇有才能的将领，他深知明军腐朽，没有战斗力，而辽东防线也已被破坏，因此唯有采取守势，伺机而动，或可挽回局势。熊廷弼招抚流亡，修固城池，以守为攻，与努尔哈赤相持了一年有余，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辽东形势虽无好转，但也没有进一步的恶化。但是，此时的明朝，已经腐败黑暗至极，拉山头搞宗派的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再加上阉党魏忠贤把持朝政，而熊廷弼平素为人耿直，得罪了不少在朝官员，又因为与当时担任辽东巡抚、好说大话的王化贞战略方针不合，明朝又失辽西重镇广宁。于是熊廷弼以“怯战”罪被罢免，旋又被魏忠贤的阉党诬为贪污军饷而入狱，随后被杀害了。

熊廷弼去职后，明朝在辽东的防线几乎崩溃了，除了山海关外极小地区之外，辽东大小72城全部被努尔哈赤的后金所占有，明朝在东北的局势已经岌岌可危。这时，明朝将领中又出现一个难得的人才，那就是袁崇焕。

袁崇焕的职务并不高，但心雄胆壮，富有谋略。他对后金的战略与熊廷弼一样，强调固守，伺机而动，这实际上也是在当时形势下明朝所能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战略。在山海关外，袁崇焕建立了一道以宁远、锦州为重点，与山海关联结成一体的坚固的防线。就是这条“宁锦防线”，成为后金铁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可逾越的障碍。

1626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亲率八旗精兵，直逼宁远城下，一方面号称20万（实际是13万）精兵，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以高官厚禄诱降袁崇焕，但得到的答复却是隆隆的炮声。努尔哈赤下令强攻，连攻3天，损失惨重，宁远城岿然不动。努尔哈赤本人也在此战中被炮火所伤，只得撤兵，不久便因伤重不治而亡。

另一种说法则是努尔哈赤在攻城战中并未受伤，但因“宁远之战”是其自25岁兴兵以来第一次惨败，对其自尊心打击极大，在重大的精神打击和年事已高的双重作用下，生背疽而亡。

不管怎么说，努尔哈赤的直接死因与“宁远之战”有很大关系。“宁远之战”是明军自“萨尔浒之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其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概括地说有三点：

第一，明军战略得当，以守为攻。八旗精兵善于野战，以骑术和箭术见长，但攻城却不是其强项。中国古代之所以要修筑包括长城在内的各种防御工事，其主要目的就在于阻止骑兵的前进。城墙可以说是农耕民族为防范游牧民族入侵而发明的一种军事设施，它在以冷兵器为主的古代和中世纪始终是非常有效的御敌手段，“宁远之战”的胜利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证。

第二，明军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明军不仅坚守固城，而且还拥有由传教士传入的西洋火炮，即“佛朗机”和“红夷大炮”，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其杀伤力之大令时人叹为观止。袁崇焕以交叉炮火有效地封锁了城墙前沿阵地，虽然八旗兵非常勇敢，猛攻城池，但在强大的炮火下，只能留下累累尸体而根本无法前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人的因素。在宁远保卫战中，守将袁崇焕不仅指挥有方，动员起全城的军民奋起抗击后金的侵略，他更是身先士卒，受伤也坚持不下火线，以自己的人格力量激励了军民与宁远城共存亡的战斗意志。坚城和大炮归根到底还是外在的因素，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还在于人。以往的明军也拥有坚城和大炮，但却屡战屡败，不堪一击，这充分说明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1626年9月，35岁的皇太极，继努尔哈赤之后成为后金的最高统治者。次年，改年号为“天聪”。从此，后金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的第八子，他是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儿子之一，也是努尔哈赤处理军国大事的得力助手。长期以来，皇太极一直以四大贝勒之一－和硕贝勒的身份，参与后金的议政或率军出征。努尔哈赤死后，经过与女真贵族之间的一番权力斗争，皇太极终于登上了后金汗位。他被后世尊为“清 太宗”。

努尔哈赤一生戎马倥偬，百战创业，统一了女真各部，并为清朝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但是，努尔哈赤留给皇太极的那份遗产，并不是一席可以坐享其成的盛筵或一条荡荡的坦途，其中充满矛盾和荆棘。这对皇太极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

虽然在勇武方面，皇太极或许略逊色于努尔哈赤，但就政治上的干练程度而言，皇太极与其父相比，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为清朝开国立业方面，皇太极做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

皇太极即位以后，在基本遵循努尔哈赤既定大政方针的前提下，又做出许多必要的修改和完善。其中比较明显的两点是，抛弃野蛮的杀戮汉人政策和争取汉族知识分子及明朝降将的支持。

努尔哈赤在夺取了明朝辽东的广大地区后，就遇到了如何对待和处置这一地区大量汉族居民的现实问题。对此，努尔哈赤的基本政策不外乎这样两条：一是大规模地屠杀；二是把大批汉人分给八旗贵族和将士当奴隶。这种野蛮政策的恶果，一方面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另一方面也势必引起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从而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皇太极即位后不久，马上就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他针对当时辽东社会非常尖锐的满汉民族矛盾，颇有策略地强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毋致异同”，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如对以往汉民逃亡的情况，既往不咎；把大量汉人编为“民户”，使之成为后金的农民而不再是奴隶；

重新修订《离主条例》，限制女真贵族滥杀汉人奴隶；对新占领地区的汉人实行“归降我即我民人”的政策等等。皇太极的这些做法，当然不是他对汉族人民特别仁慈，也不是说皇太极之后就不再屠杀汉人了，只是他意识到了“攻心为上”的重要性，野蛮的屠杀和奴役只会造成后金统治的动荡。

不管怎么说，这些政策客观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后金社会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虽然也选取了一些汉人知识分子加入其政权，如颇为有名的范文程；也接受了明朝的一些降官、降将，但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始终对其不太信任。汉官在女真贵族面前，只是比一般汉人高一级的奴隶而已。尤其是努尔哈赤晚年，对汉官的怀疑就更深了，认为种种罪恶皆在汉官身上，下令对汉官实行监视，造成汉官与后金政权同床异梦的局面。

皇太极是一个比较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人，他特别重视中国历史上宋、辽、金、元四朝兴亡盛衰的历史。通过了解历史，他意识到，作为女真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人口数量有限的民族，要想成就入主中原的大业，没有汉族知识分子和上层官僚集团的支持，光凭武力征服是绝不可能的。

如果没有汉族知识分子和上层官僚集团的支持，女真族连统治东北地区也难以做到。从现实需要和长远考虑出发，皇太极即位以后改变了努尔哈赤的做法，他不仅大量录用明朝降官、降将，而且还通过考试方式吸收汉人知识分子加入政权，致力于对明朝将官的招降工作。通过他的努力，在后金政权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汉族官僚集团。

这个集团对后金的政权建设、制度创建和完善国家机器的运转，包括之后清朝的建立及入关统治全国，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皇太极在注意利用汉族知识分子及上层官僚的同时，又对满汉官员之间进行明显的区分，他的策略就是让汉族官员为其所用而不给予实权。这一策略后来成为整个清朝的既定方针。

至于其他方面，皇太极则继续推进努尔哈赤未完成的事业。他完成了对黑龙江流域和吉林东部女真各部的统一；为了巩固后金的两翼，他出兵蒙古，征服了称雄一时的察哈尔林丹汗，统一了蒙古；又两次出兵征讨与明朝结盟的朝鲜，强迫朝鲜脱离明朝而与后金结成“兄弟之国”。

对明朝他则继续用兵。他继努尔哈赤后又攻宁远城结果惨遭失败，使他意识到袁崇焕是后金的劲敌，遂采取“离间之计”。他命人在两个被俘虏的太监面前透露“机密”，说袁崇焕与皇太极之间已有攻取北京的密约，然后又故意放走两人，让他们把“机密”转告崇祯皇帝。这种十分拙劣的把戏，明朝的皇帝和大臣居然深信不疑。

于是，袁崇焕就蒙受了明末最大的不白之冤，被自以为是的崇祯皇帝杀害了。从这一自毁长城的事件不难看出，明王朝昏君奸臣乱政，国事日非，已经到了非亡不可的境地。

此事在清兵入关后便真相大白，成为清人自我炫耀智谋，嘲笑明朝君臣愚蠢的话题。1636年，皇太极即位10年之后，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称帝、改国号、改族名。

这年4月，在都城盛京（沈阳在1634年改名盛京），皇太极祭天告地，举行受尊号大典，即皇帝位，称“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女真为“满洲”，改年号为“崇德”（天聪十年改为崇德元年）。清朝的正式建立，标志着这个经过努尔哈赤到皇太极两代人创建的政权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皇太极称帝之后，明朝虽已内外交困，奄奄待毙，但他还是比较谨慎，认为明军在山海关一带的防御力量仍不能忽视。于是，他采取的战略是：一面对明朝进行骚扰，甚至多次绕过山海关，从长城的喜峰口、得胜堡、墙子岭、青山口、独石口、上方堡等处入关攻打明朝的京畿地区，一度对北京构成很大威胁；一面又向明朝提出议和，只要明朝公开承认其政权拥有与明朝平等的地位，他就愿意结束战争。

议和实际是皇太极的一种拖延战术，他希望等到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时候再全力出击。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其他的因素在内，如明军在山海关防线的实力确实不弱，清兵只能采取一些突然袭击的方式骚扰对手，要想正面攻打山海关，进而占领中原广大地区，则力有不逮。

所以，精明的皇太极不敢贸然行动，想先与明朝议和，以便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对清朝政权的建设和对长城以北广大地区的控制上面。

可是，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明王朝，虽然眼见本朝已经残破不堪，但在心理上却无法接受议和这一选择。因为，站在明朝的立场上，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是明朝的叛徒，要公开承认其合法地位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明政府曾提出清政府去掉皇帝的尊号改称国王，作为明朝的一个附属藩国，就像当时的朝鲜一样，但这是皇太极所不能接受的。所以，议和一事最终没能实现。

实际上，依当时的形势来分析，议和或许是明朝能够延续其统治的唯一的机会。因为当时明朝国内的农民起义正如火如荼，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猛烈地冲击着明王朝的统治，而明政府为镇压农民起义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已经使它筋疲力尽；再加上这些年来在辽东的用兵，消耗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

明政府为应付内忧外患，不得不增加税收，加派所谓的“练饷”“辽饷”“剿饷”等大量苛捐杂税，这种政治上的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把更多的人民逼上绝路，人民只能铤而走险，加入农民起义的洪流中去，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智的选择首先应该是避免腹背受敌的两线作战，暂停一线而专意一线。如果与清朝议和，结局很可能就像当年北宋与辽国的“澶渊之盟”、南宋与金国的和议一样，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明政府的负担，至少能延缓明朝的覆亡。

议和不成，明清双方在辽东继续相持。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皇太极为了打破明军的“宁锦防线”，出兵包围锦州城。1641年，明军以洪承畴为帅，率兵13万来解锦州之围，皇太极倾国中之兵赶来会战，双方在松山附近展开决战，明军覆灭。

1642年初，松山被攻破，洪承畴投降清朝。不久锦州城粮尽无援，亦被清兵攻陷。这是明朝与清自萨尔浒之战后的第二次大决战，“松锦大战”之后，明王朝的气数已尽，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大顺军”攻入明朝首都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相传16代、统治中国达276年之久的明王朝至此宣告灭亡。

李自成的义军进京后，立刻就暴露出农民小生产者所固有的弱点，他们不能冷静地分析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他们仅仅控制华北的一部分地区，怎样展开下一步攻伐和收编明政府的残部；怎样提出一系列安定社会的建设性纲领；如何对付令明政府头痛了几十年的关外满洲贵族的军事威胁等等，而是沉浸于占领北京的狂欢之中，以所谓“追赃”为由搜刮明朝官僚的钱财，整个大顺军上下军纪松懈，追求享乐。

这时，镇守山海关的前明朝总兵吴三桂，手中还握有5万左右的精锐部队。李自成派人招降，还送去了4万两银子犒劳其军队。吴三桂原本准备归附大顺朝，但后来听说农民军拘禁了他的父亲吴襄，农民军将领刘宗敏还抢走了他的爱妾陈圆圆，便勃然大怒，决定与大顺军决裂。

不久，著名诗人吴伟业写了一首诗名为《圆圆曲》，其中有“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两句，说的就是这件事。吴三桂精通军事，知道不能两面作战，于是转而向其昔日的敌人满洲贵族投降，请求清兵入关与他一起联合攻打李自成。

再说清朝的皇太极，在1643年8月突然病亡。满洲贵族内部经过一番争斗，皇太极的第三子、年仅6岁的福临即位，年号定为“顺治”，由皇太极的弟弟、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多尔衮辅政。1644年4月吴三桂乞降，多尔衮认为这是夺取中原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马上答应了吴三桂的请求。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降清的消息后，亲自率领大顺军向山海关进发。大顺军与吴三桂的军队在山海关旁的一片石地区展开了激战。双方正打得难分难解之时，由多尔衮亲自率领的14万清朝精锐部队出现了，在两面夹击下，大顺军迅速崩溃。多尔衮即命吴三桂为先锋，追击李自成的大顺军。之后，李自成率残部退出北京，往陕西方向转移。

李自成与吴三桂山海关决战的最大赢家是大清的君臣。他们的先辈们跃马弯弓，驰骋东北，却从未涉足过关内，现在居然不损一兵一卒就打开了这个险关的大门，怎不令他们狂喜。努尔哈赤、皇太极梦寐以求欲取明朝而代之的夙愿，在他们手里终于变成了现实。

1644年5月初，多尔衮率满洲铁骑进入北京。同年10月，顺治帝由盛京迁都北京，重新进行祭天告地的登基典礼，第二次即皇帝位。从此，一个统治全国的清王朝真正开始了它的历史进程，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