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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又称《雍正十二美人图》。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在清理延禧宫库房时，发现了十二幅真人大小的画，每幅画画有一汉服女子。该套图是由清初宫廷画家创作的工笔重彩人物画，每幅尺寸相同，纵184cm，横98cm，绘在品质精美的绢底上。以单幅绘单人的形式，分别描绘十二位仕女品茶、观书、沉吟、赏蝶等清娱情景。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裘装对镜轴》  画面上一位仕女身着裘装，腰系玉佩，独自坐在床上，床上铺着草绿地团红花蓝叶织锦褥垫。  仕女的后面有一托盘小圆几，圆几上豇豆红釉盘及佛手  床前放着斑竹仿藤式坐墩，墩上有红色的毡垫，垫上放着一个海棠黑漆描金茶盘，上面放着霁蓝釉茶杯。  在床的另一侧有一黑漆长方几，长几上是双盖银火壶。  仕女右手搭着长方形鎏金铜暖炉上御寒，暖炉錾刻着松竹梅的图案，别有雅趣。  左手持铜镜，神情专注地对镜自赏，“但惜流光暗烛房”的无奈之情溢于眉间。  画中背景是一幅墨迹酣畅的行草体七言诗挂轴，落款为“破尘居士题”，下方是“壶中天”、“圆明主人”的印章。  绢画上雍正皇帝的落款和钤印如“破尘居士”“壶中天”“圆明主人”均是他在登基前使用的别号。雍正自云少年时代既喜读佛家典籍，成年后更事研讨，与僧侣往来甚密。他自号“破尘居士”，表明其身不出家，却于家修佛。“破尘居士”之号至少在康熙五十五年即已使用，因其时书赠友人马都统中即有 “雍王破尘居士”句，可为一证。  字画旁有一黑漆书架摆放着卷轴字画。  此图所绘人物与其它各幅一样，造型生动准确，笔致工细严谨，为宋代前期院体画画风。不同的是，此幅在构图上别具匠心，作者巧妙地在画幅左侧绘半扇窗户，透过它可见窗外挺拔翠绿的青竹。青竹与室内栽于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中的水仙不仅形成雅致的呼应，增添了几多情趣，而且将室内有限的写实空间扩展到室外无限的想象空间，加强了画幅的纵深感。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烘炉观雪轴》  图绘一仕女身着浅驼色暗团龙凤纹的汉服绸夹衫，头戴貂皮帽（亦称为“卧兔儿”。由于其戴在头顶颇似一只伏卧的小兔，故名。这种女帽戴之雍容典雅，颇具装饰效果，在明清两代汉族上层妇女中广为流行，亦深得满族女子的喜爱。），临窗而坐。 床上挂着一袭豆绿色的帐幔，帐幔外是一株盛开的梅花和假山上一丛青葱的竹子。 仕女轻掀帐帷，观雪赏梅。 梅花的五瓣花朵被人们赋予了幸福、快乐、长寿、顺利与和平的寓意，因而拥有“五福花”的美称。女子在赏梅的同时亦寄托着自己美好的愿望。 炭盆将整个房间烘得暖暖的，房间内的帐幔后面有一花架，上面放置的是天青釉的方形瓷花盆，盆中青松郁郁葱葱。 花架旁有一薰笼。 作者通过干湿、浓淡不同笔法的灵活运用，以及精准的造型能力和恰如其分的晕染设色成功地表现出不同物象的体积、质感，如将貂皮帽柔软的毛质、炭火铜盆坚实的金属质地以及竹、梅顽强的生存状态均表现得惟妙惟肖，生动传神。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桐荫品茶轴》 此图仕女头梳回心髻，髻上插花簪和金凤一支，额饰“寿”字头箍。 右手纨湘妃竹柄梅花冰裂纹纱团扇，左手手持郎窑红釉杯，此刻繁茂的梧桐树下，她正坐在宝蓝釉画珐琅开光坐墩上静心品茶。茶饮起源于巴蜀，经过历朝文人士大夫的“文化”雕琢，逐渐从物质范畴被“品”至“道”的精神境界，成为具有丰富意韵的茶文化，品茶亦成为一种儒雅风范的形象。 画面上描绘了四处不同的空间环境，即仕女所在的庭院： 庭院中有一个小茶几，被假山和梧桐树干挡住，但透过树干隐约可以看到放在后面的梅竹纹执壶，执壶的旁边就放着一个宝蓝釉盘，盘中隐约可以看到蜜桃两个，荔枝数颗。 陈设书架的室内：透过图中的月亮门可见黑漆描金书架的一隅，其上一函函的书籍与仕女手中的茶具相互映衬，表现出该女子的学识与修养。 红色围栏的回廊， 以及回廊外种有青竹的庭院。 作者通过物象间的前后掩映及近大远小的透视法由近及远地扩展了画面的空间，充分展现出宫廷女子所处的良好的生活环境，由此可见作者巧于变换空间的构图能力。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观书沉吟轴》 此图绘仕女坐在秋葵绿釉开光绣墩上持书沉吟的情景。 书卷上显示的是唐朝的一首七言古诗，诗为唐代名妓杜秋娘写给情郎的《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仕女斜依的黄花梨有束腰罗锅帐双套环矮老大理石面方桌上放置了一尊仿官窑的双陆尊，旁边是一红玻璃制鼻烟壶。 室内的墙面上贴有书画，分别绘有墨笔、设色山水小景。 画下挂着一片蕉叶，其上有落款米元章（米柿）的一首诗：樱桃口小柳腰肢，斜倚春风半懒时。一种心情费消遣，缃编欲展又凝思。据考米芾并未写过这类诗句，倒是胤禛《文集》卷二十六有《美人展书图》一首：丹唇皓齿瘦腰肢，斜倚筠笼睡起时。毕竟痴情消不去，缃编欲展又凝思。 天然木香几上摆着一个黄铜乳足冲天耳宣德炉，下配剔红底座，炉中香灰堆成山形上置银叶隔火熏香。香炉边是一只海棠形的螺钿香盒。 仕女画发展至清代，在审美意趣上既没有大唐女性体态丰腴之美、宋代女性娇媚之姿，也没有明代女性端庄清丽的文雅之态，她们的容貌多为长脸、细目、樱唇，体貌为修颈、削肩、柳腰，具有黯然神伤的小家碧玉之韵致。作者在此图中表现出清代女性这种“风露清愁”之形象的同时，又巧妙地将米元章的词句以书法形式点缀其间，表述的内容对倦懒读书的仕女形象进行了诠释。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消夏赏蝶轴》 此画描绘的虽是仕女夏日休闲的情景，表达的却是乞生贵子的吉祥意愿。 户外湖石玲珑，彩蝶起舞，萱草含芳，室内头戴发簪的仕女手持葫芦倚案静思。 图中女子“倚风娇无力”的仪态反映了清代仕女画在创作上追求女性“风露清愁”之韵致的审美情趣。桌上的围棋盘则暗示出女子平日闺阁中清玩之雅性，与衬景木匾上所书的“清音”形成呼应。 萱草，又名忘忧、鹿葱。《草木记》谓“妇女怀孕，佩其花必生男”，因此它又有“宜男萱”之美誉。葫芦，属于生命力旺盛的多籽植物，常被用以喻 “百子”之意。 画家巧妙地将萱草与葫芦绘于石侧、掌中，既增加了画面的观赏性，又蕴涵了求子的深意。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持表对菊轴》 此图绘仕女手持精美的珐琅表坐于书案旁。桌上的官窑双耳白瓷瓶中插有菊花，表明正当八月时节。菊花清高典雅，是秋季重要的观赏花卉，被赋予坚贞、益寿等含义，同时又以其素净优雅的自然美而成为女性的头饰或居室的点缀品。 双耳白瓷瓶 一函六册的书籍则为室内增添了儒雅的书香气息。其背景墙面上悬挂着明代董其昌的诗句书法作品和洞箫，与仕女手中的表形成富有情趣的对比，浓郁的东方传统文化氛围与来自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在清代宫廷女子的生活中相得益彰。 值得一提的是，图中董其昌款的大幅书法作品是由作者一笔一划地以蝇头小楷认真地书写而成，字迹虽小，但字字可辨，且不失董字淡雅清秀、以妍美见长的南派书风特点，显现出作者绘画之外兼工书法的才艺。 不远处的黑漆描金方桌上陈设有铜镀金浑天仪，表明西洋物件已渐为宫中时尚。 图中螺钿镶嵌的桌子，深红色的坐墩， 仕女的衣袍，甚至书籍函套上华美的纹饰，亦被作者以工整的笔法细心地勾画出来，从中可见宫廷器物华贵的材质、精致的作工以及穷工极致的装饰特征。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博古幽思轴》 此图呈现的是仕女坐于斑竹流背椅（这种椅子造型似木梳，因而得名“梳背椅”）上垂目沉思，身侧黄花梨安楠木拐子圈扣多宝格陈设着各种器物。 多宝阁里陈设有商周青铜钟、汝窑无纹水仙盆、白玉四足壶、青玉夔龙纹插屏、黑漆描金竹纹箱。 汝窑无纹水仙盆 白玉四足壶 仕女身后画面左方是天蓝釉盏托， 右方绘有半个带着木盖的哥窑开片香炉。 此外还有明代鲜红釉僧帽壶、汝窑天青釉三足洗、商周兽面纹青铜觚等。 在古器物的环绕中，彩漆方桌上有仿官窑釉葫芦瓶，瓶内一支梅花。另有松花石砚台、铜兽耳扁壶等物。 此图中的器物如“仿汝窑”瓷洗、“郎窑红釉”僧帽壶，以及青铜觚、玉插屏等，均为康熙至雍正时期最盛行的陈设器物，具有典型的皇家的富贵气派。这些器物不仅增添了画面的真实性，也映衬出仕女博古雅玩的闺中情趣。 而图中女子佩戴的头饰、手镯等亦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当时宫中最为流行的款式，并具有皇家用品制作工艺精湛、用料精美的特点。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捻珠观猫轴》 此图绘一位仕女，头插牡丹花和发簪，坐在黑漆描金竹叶花纹的绣墩上于圆窗前轻倚桌案。 她一手闲雅地捻着约念珠， 一面观赏着两只嬉戏顽皮的猫咪。 仕女倚靠的桌面上摆放着铜铸方鼎式香薰炉和青田石印章，桌案一角是一对色泽乳白的古兽钮章，最右侧的瓶中，插着一柄天然木雕如意和一柄青铜戟，戟上用红绸带挂着一个磬，整个器物组合在一起寓意吉庆如意。 墙上是幅仿元四家之一的高克恭风格的山水画，画中景色与大理石方桌、寿山石印章相得益彰。 竹影映在窗棂上，一片暮秋萧索之意。 窗下一紫檀木画珐琅自鸣钟置于架上，旁边的天然木书格上整齐排放着昂贵的精装书籍。随着钟声滴答，时光便在这似有似无中悄悄流逝。 此图的取景面很小，仅透过二分之一的圆窗来刻画繁复的景致，但由于画家参用了西洋画的焦点透视法，将远、中、近三景安排得有条不紊，从而扩展了画面空间的纵深感，显得意韵悠长。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立持如意轴》 此图描绘了仕女手持竹雕灵芝如意立于庭院内赏花的情景。 庭院内花草竹石满目，并摆放着香兰、月季等各色盆景，争奇斗艳，百花齐放。 竹条编制的藩篱处繁花似锦，画家在此特别突出地表现了紫、粉、白、红等各色牡丹。 牡丹以花叶丰满、香味浓郁和体态雍容华丽而被称作“百花之王”，并成为吉祥富贵、繁荣昌盛的象征。画家借绘牡丹及女子手中所持的竹雕灵芝如意暗寓了“富贵如意”的美好愿望。 此女子的发型很别致，名为“螺髻”，主要以盘叠式作成，其法是将头发用丝线分股拢结系起，然后运用编、盘、叠等手法把发髻盘叠成螺旋状，置于前额，插入簪子加以固定。这种发型雍容大方、高耸而不走落，在唐代就为富贵女子所青睐。从流存至今的唐代永泰公主墓壁画以及唐代其他绘画、雕塑中，均可见类似的盘叠螺髻发型。清代王渔洋曾用“青螺如髻秀堪餐”之诗句对此种发型加以赞美。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烛下缝衣轴》 此图的创作目的是宣扬宫掖女子勤于女红的美德。女红包括纺织、刺绣、缝纫等，古代隶属于衡量女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功、妇容）”中的“妇功”，是评价女子品行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女子们无论贫富贵贱，均以擅女红为能事。因此，图中缝纫的场景所占画幅最大，也最为生动。 画面上中清风徐徐，红烛摇曳，一位仕女坐在勤于女红，在烛光下行针走线。 仕女兰指轻拈，针线穿行，低眉落目，若有所思。其发型与《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立持如意轴》中女子的发型相同，名为“螺髻”。明代王渔洋曾有“青螺如髻秀堪餐”之诗句对此种发型加以赞美。 此图构思巧妙，将原为各自独立的室内外空间通过前后窗的开启而连通起来，从而表现出三个不同的空间环境：屋前是秀石与鱼缸点缀的庭园小景， 鱼缸内绽放着的并蒂莲，有的含苞待放，锦鲤悠闲的游玩其间。 在古代，并蒂莲因花开并蒂被誉为爱情的象征，谕意夫妻恩爱，美满幸福，并象征男女爱情缠绵。 屋后一只红色的蝙蝠在青竹丛间穿插飞翔。 与图中的黑漆嵌螺钿方形灯笼上露出的鹿和仙鹤图案组合在一起，福禄寿三种元素便齐全了。“鸿福将至”的吉祥寓意巧妙地蕴涵在图画之中。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倚榻观鹊轴》 图绘室内一位仕女身着华服，以菊花编串成饰绕髻而盘，侧身斜倚榻上。 左手按在榻上的青底淡花缎面的垫褥上，右手把玩着合璧连环，目光却注视着屋外嘻戏的喜鹊。 作者意在反映女子观赏喜鹊时愉悦的心境，但却潜意识地表现出宫内生活的空虚，成双成对的喜鹊映衬出女子的孤独、寂寞。 仕女背后的屏风上书有各种书体的“寿”字，寓有祈寿延年之意。 罗汉床上的仿宋汝窑天青八方贯耳扁瓶中插着松枝灵芝，与屏风上的寿字有异曲同工之意。 作者凭借深厚的写实功底、巧妙的构思，令画作充满了“以虚补实”的想象空间。图中的寿字屏、花瓶及松枝等虽然仅绘有一半，但却具有“笔断意连”的艺术效果，在造型上不失完整性，从而成功地点缀了画面。图中女子的目光虽然无法以具象的手法加以表现，但作者通过准确地刻画女子侧身扭转的体态，将其无形的目光所向表现出来，从而将室内外的景物自然地联系起来。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倚门观竹轴》 此图表现的是仕女漫步到庭园园门处观赏各类花草竹石的情景。 整个画面被一堵墙分割成了两个部分，一仕女额戴头箍（头箍因为是系扎在额眉之上的一条窄带，因此又称“貂覆额”，俗称“头箍”、“勒子”），轻倚墙门，探身而看。 仕女近处是粉色的榆叶梅，白色的桃花。 庭院中做工精致花盆中种植着香兰、牡丹、梅花等各色花卉，细细看去香兰的盆中还有一株小小的灵芝，代表着芝兰重茂。 仕女于满园春色中感受着春天的气息，抒发着幽幽的叹春情怀。 《胤禛美人图》原是装饰在围屏之上的一组绢画，最早被放置于清初圆明园的深柳读书堂。雍正十年，皇帝下令，将“十二美人图”从围屏上拆下，重新装裱，之后该组画辗转至紫禁城的延禧宫，自此藏于深宫，也因此躲过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洗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该组图在故宫库房中被发现，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套图屏运用工笔重彩法，表现出宫廷绘画雍容华贵的审美情趣和仕女画工整妍丽的艺术特色。画家在生动地刻画宫苑女子品茶、赏蝶、沉吟、阅读等闲适生活情景的同时，还以写实的手法逼真地再现了清宫女子冠服、发型、首饰等当时宫中女子最为流行的妆饰。此套图屏是研究女子汉装服饰文化最为形象而真实的史料，可领略到康、雍朝女子服饰文化的绚丽风采。 2014年12月，故宫博物馆还推出了以《胤禛美人图》为原型的动画——“雍正的女神们动起来啦”。 整套绢画既没有画家的落款，也没有任何文字或标注能说明画作的名称，所以关于这套图的争议有很多，有的专家认为它是从圆明园深柳读书堂的围屏上面拆下来的，原本的形态是屏风；有的专家认为，这套图并不是屏风画，只不过是尺寸恰好与清宫中屏风画的记载相同。至于画中人的身份，则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想象中的仕女，有人说是孝敬皇后，还有人说是雍亲王妃……就连画中的女子究竟是一人还是几人，说法都莫衷一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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