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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皇家后裔、中学毕业,却成为博导、国学大师

 茂林之家 2023-02-04 发布于湖南

老人享年93岁,他的头衔很多:大学教授、国学家、书法家、文物鉴定专家……

他只有中学学历,但涉猎广泛成就斐然,被人称为国学大师,他的书法自创一格名满天下,被称为当代王羲之。但这些头衔他一概不认,他只承认自己是一名教师。

在去世前数十年,他便给自己作了《自撰墓志铭》,里面这样写道: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

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

瘫趋左,派曾右。面虽圆,皮欠厚。

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

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

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这段墓志铭最后也真的遵照他遗愿刻在了墓碑上。

这个人的名字,是启功。


启功是“祖上曾经阔过的”,他原本并不姓启,他的姓氏是爱新觉罗。没错,就是辫子戏里的那个皇家姓氏,启功也确实是货真价实的皇室后裔——他是雍正皇帝第九代孙。

雍正的第四个儿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第五子名弘昼,后来被封为和亲王,启功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他出生的1912年,正值辛亥之后,清帝退位,过去显赫的家世已是昨日云烟。启功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他由母亲一手拉扯大,此时他家道败落的已是一贫如洗。

幸运的是启功的教育没有被耽搁,11岁时他经人推介,受业于著名历史学家陈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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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与老师

启功的学历只有中学,而且还没有毕业,他的学识大半都来自他一生的孜孜追求。

他的学识也得益于自身的丰富经历。他曾在辅仁大学教国文,研究诗词文法,四十年代到故宫博物院担任委员,等到解放后又参加过《红楼梦》《清史稿》的标点,每一个工作都促使他不断学习积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辈子都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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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书法

启功以书法家名世,但一开始让他小有名气的是他的画。早在中学时期,他便在绘画上表现出不俗的天赋,他的习作还常被学校做为礼品赠给知名人士。

直到有一次,画完别人却让他不要落款,受到刺激的启功这才发奋练字,从此与书法结缘。


启功是公认的大师,但这里不打算详细回顾他的学术成就,我更想说说作为大师之外的启功。

启功是一个非常幽默开朗的人。

书法声名鹊起、风靡全国后,到处都是启功的题字,从机关学校到商店景区,随处可见。由于启功为人随和,不忍拂逆他人,一些很小的单位也找先生题名,用启功的话来说:“就差公厕没找我题字了。”但他接着表示:“我最爱题的还是饭店、饭馆,总可以借机吃它一两顿。”

他1984年便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博导。但校园内别人称呼他为博导时,启功常笑着说:“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拨倒’,不拨自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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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的幽默在于他擅长自嘲,帮助别人化解尴尬,虽然是名满天下的大师,但毫无做作之态。

启功很喜欢讲笑话。他的好友、书法家吴灏回忆,有一次他与启功还有几位好朋友一起拍照,启功坐着,吴灏作为后辈站在他身后,没想到启功说:你知道吗?现在已经废除不平等条约好久了,所以你也坐下吧,要不,大家一起站。

比如,他还常拿自己的身世开玩笑。

有一次外出讲学,会议主持人说“现在请启老作指示”,启功接下去的话便是:“指示不敢当。本人是满族,祖先活动在东北,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言’……”


也许正是这种天性的平和与幽默,帮助启功度过了那些动荡的岁月与波折。

启功的皇室后裔身份,没有给他带来荣耀,却没少给他惹来麻烦。

1957年,启功被划为右派。妻子不理解,启功劝慰她:“算了,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需要抓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

文革风暴到来后,启功受到了更大的冲击。红卫兵看他字写的好,便命令他去抄写大字报。启功安之若素,在北师大校园里边抄边与人聊天,后来还戏称那是他书法进步最快的时候。有人问启功写的是什么体,他随口回答“大字报体”。

文革结束后,当年批斗过他的人登门道歉,启功一笑了之毫不为意。

为人旷达,心地宽厚,他是文化泰斗,更是谦谦君子。

曾有专门假冒启功书法的人在书画店售卖赝品,被启功堵住。那人惶恐无地,哀求启功高抬贵手,没想到启功笑道:“你要真是为生计所迫,仿就仿吧,可千万别写反动标语啊!”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侯刚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很多人找启功写字。一个校长对他说,写字的时候能否收点钱,来帮助学校里的贫困学生。

启功答应了,他写了100幅字,画了10张画,然后拿到香港去义卖。所得的收入共163万元,全部捐给了北师大用来设立励耘奖学金, 一部分用来奖励青年教师和学生,一部用来资助贫困学生。

这笔奖学金,启功沒有用自己的名字來命名,而是取了自己恩师陈垣书房名字中的“励耘”二字,以此来纪念自己的老师。


不能不提的,还有启功的爱情。

如果你期待在启功身上看到才子佳人式的浪漫故事,那可要大失所望了。启功的婚姻,是封建时代最常见的包办婚姻。

启功的妻子叫章宝琛,是母亲为他物色安排的。

启功第一次见到章宝琛时内心多半是失望的。章宝琛相貌平平,没什么文化,是一位普通的传统中国女性,她不读书不识字更不懂诗词书画。婚前两人只见过数面,文化水平相差悬殊,毫无共同语言。

21岁的启功内心对这门婚事自然是有抵触情绪的,但他不愿违背母亲意愿,于是便在几个月后与章宝琛成了婚。

章宝琛大启功两岁,启功平时以“姐姐”称呼对方。

章宝琛虽然不是知书达理的现代女性,但她心地善良,温柔质朴,具有一切贤妻良母的品质。婚后她操持家务,侍候婆婆,把家中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启功的世界对章宝琛来说是陌生的,但她从不干涉对方的生活。启功与友人围炉聊天,她便默默端茶倒水招待客人;启功在家中练字作画,她便站在一旁观看。

数年的朝夕相处,让启功慢慢体会到她的温柔贤惠,渐渐对妻子产生了感情。

1957年启功母亲和姑姑病重,几乎全靠章宝琛照顾,脏活累活端屎端尿,都落在她身上,但她任劳任怨从无怨言。母亲去世后,启功想起这些年来妻子侍奉老人的辛劳,对章宝琛愈发敬重和感激。他让妻子端坐在椅子上,自己恭恭敬敬地叫了声“姐姐”,并给她磕一个头,以示尊重。 

但在我看来更为难得的,是章宝琛对启功的理解,她虽然没多少文化,但她理解并支持启功的精神需求。

启功回忆说,婚后面临生活的艰辛,章宝琛除了仔细安排日常开销,还要为启功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不太贵的书画。

文革时,一切文化活动都成了高危行为,章宝琛知道启功的爱好,便跑到门口给他把风,让他能够在家安心写字作画。

1975年,章宝琛患上了严重肝炎,病危之际她对启功交待了一件重要的事。

原来为防止红卫兵抄家,章宝琛在数年前,偷偷地把启功的书画文稿仔细包起来,在家中后院墙角下挖了一个坑,然后将这些书画埋了进去。

在那个时代,这些无疑都是随时可能引火上身的东西,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章宝琛却想方设法冒险为启功保存了下来。

文革后当启功打开箱子,看到保存完好的手稿书画时,想起妻子的苦心和勇敢,忍不住潸然泪下。

感情里最难得的莫过于,我不明白你的事,但我理解你。两个人一辈子,有个懂你的人不容易,章宝琛从来都不懂字画,但她懂得启功,费尽心思替他守护这些东西。

遗憾的是,章宝琛没有能够挺过漫漫长夜。文革后启功平反,面对回归的头衔和待遇,他伤感地说:“我的老伴儿已经不在了。我们曾经有难同当,现在有福却不能同享,我的条件越好,心里越难过。”

妻子去世后30年,启功再未婚娶。给他介绍说媒甚至自告奋勇的络绎不绝,但启功都一一谢绝了。

正是应了那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当我们纪念启功时,我们在纪念什么?

启功曾写过一幅对联:“与诸贤齐品目,不将世故系情怀”。这幅对联可以看做他一生为人的写照。

我常想,像启功这样渐渐远去的一个又一个大师,除了他们了不起的成就,更让人们动容的,还有他们的人格魅力。

启功把自己的卧室兼书房命名为“坚净居”,自号为“坚净翁”,号如其人,他的一生正是“坚”且“净”——宁静平和,胸襟旷达,不掺杂念,不亏操守。

他为人宽厚,历经风雨而不失赤子之心,见过人心险恶仍对人性不失去信心。

他的婚姻,本是不被看好的旧式婚姻,但他们相濡以沫不离不弃,最终圆满和谐,获得了令人羡慕的幸福。只要想想那个时代面对相同境况的一些其他名人,比如徐志摩对婚姻的态度,就会明白启功的可贵。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地见真淳。

这样温暖而有趣的灵魂,渐行渐远,在今天更加显得稀缺和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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