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蒋介石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和工人群众的逆境中，叶剑英反戈一击，与蒋介石彻底决裂，投入党的怀抱，积极策应南昌起义，参加领导广州起义1927年4月，中国上空阴云密布，一场充满血腥与罪恶的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上海。 12日凌晨一时。 蒋介石酝酿已久的反革命政变的枪声终于打响。 大批全副武装的青洪帮流氓、特务，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自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袭击工人纠察队。 工人纠察队仓促抵抗，双方发生激战。 事先早已埋伏在工人纠察队周围的蒋介石的反动军队，趁机借口“工人内讧”，冲出收缴“双方”的枪械。 上海的2700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了武装，牺牲200余人。 当天上午，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并将由流氓、党棍组成的“上海工界联合会”改名为“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盘踞了总工会会所，配合蒋介石的军队破坏总工会所属的各工会，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 4月12日这一天，帝国主义在上海的侵略军直接帮助了蒋介石，在租界和华界内，侵略军在各区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 死伤不知其数。 继上海反革命政变以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大屠杀。 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即达2100余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共产党人萧楚女、熊雄等。 广大的东南和华南地区顿时陷于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之中。 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也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 4月28日，他们以绞刑杀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及其他19名革命者。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的政治风云顿时变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从此革命走向低潮，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当时，青年革命将领叶剑英随师北伐，转战武汉、江西，智勇双全，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和器重，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率领部队驻守江西吉安。 他得到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是跟着蒋介石反革命镇压革命，还是反对蒋介石反革命，跟着共产党继续革命?他坚定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一、高擎革命大旗，通电反蒋，反戈一击 叶剑英作出反蒋决定，走反蒋的道路，不是偶然的。 从自身的历史进程看，叶剑英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走上追随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在黄埔军校受到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就曾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以后经过东征北伐，在新编二师又受到共产党思想的熏陶，进一步提高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向往靠拢共产党的组织。 从现实的形势发展看，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更加认清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嘴脸，断然与他们彻底决裂。 他回忆说：“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武汉说蒋介石反革命，两下吵。 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 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 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 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 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 那时师长每个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 二三万元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 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经很分明了。 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 一边倒，倒到武汉方面。” 当时，武汉方面仍维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 4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国民革命，同共产党人一道通电声讨“四一二”大屠杀罪行，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拿解归案，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江西的局势也在逆转直下之中。 新任的江西省政府主席，原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指使国民党右派、特务分子制造反共谣言，制造白色恐怖。 吉安县城如法炮制，反动县政府派出大批警察下令全城戒严，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报馆等革命机构，押送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团体负责人，强令出境；同时成立所谓“接管维持委员会”，接管工会组织，取缔工农活动。 以至公开围缴县农协自卫队的武器。 在这股反革命逆流冲击之下，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叶剑英在新编二师，与左派军官和几位知心朋友商量，决定逆流而上，打出革命的旗帜，反戈一击。 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反蒋”的电文，然后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弟兄们，以前我拥护过蒋介石，他是我们的校长和总司令，主张北伐，联合民众，所以，我们跟着他革命，可是现在他不革命，叛变了，公开反对武汉国民政府，在上海、南京到处屠杀工农群众，枪口对准老百姓，这是不能容忍的!他叛变革命，我们就要反对他。” 他打比方说：“蒋介石和我们是一副锅灶煲饭，现在他不干了，一定分开，分两副锅灶煲饭，那有什么办法?现在一个武汉，一个南京，何去何从?我想了又想，几夜没有睡好觉，想好了，不能与老蒋一锅煮了，决定与老蒋分道扬镳!拥护武汉政府，跟着武汉走!”他当众宣读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表示“至诚拥护中央反对蒋介石”，通电全国。 他把电文交给秘书发走后，又向大家说：“弟兄们，从即日起，本师长正式宣布辞职，暂由参谋长代行视事。 至于诸位的前程如何打算?我不敢预卜。 但我希望诸位振作精神，谨遵总理遗嘱，革命到底!人各有志，我决不勉强。 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自便好了。” 在场的官兵，多数人表态愿意跟师长干革命，留在二师，听武汉政府的号令。 右派军官团长徐宝鼎、夏楚钟等少数人表示反对，当即退出会场。 叶剑英看到这种情形，颇有感慨地说：“看来我们这个部队是一支正义之师，我们的军官大多数是革命的!”大家热烈鼓掌。 叶剑英的反蒋电文，在当时的政界和军界引起震动。 有人几次报告蒋介石，但蒋犹然不信。 在他心目中，叶剑英是讲交情的人，不会反对他。 那份电文即使真是叶剑英发的，也是共产党背后捣鬼。 他交代侍从室查问明白。 通电反蒋之后，吉安师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激烈反对叶剑英，并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 叶剑英同魏燮元等左派军官紧急秘密磋商，决定稳住全师官兵，迅速派出可靠人员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向北进发，投靠武汉革命政府。 队伍开拔之前，左派军官和叶剑英商定借给师长祝贺生日和一位军官结婚的名义，在师部驻地学校的后花园，摆酒集会，联络感情，交换情报，议论军机。 大家频频举杯向叶剑英敬酒祝贺。 叶剑英举杯回敬：“谢谢诸位，现在天下未定，大家可不能纸醉金迷，头脑要清醒啊!”叶剑英趁机和进步的军官张克、刘世璋、陈世光等悄悄交换意见，耐心地开导，争取更多的人赞同起义，部署二师暴动事宜。 有的团长怕举事不成，说：“师座，还是带我们一起走吧!”叶剑英示之以缓，劝阻说：“事不宜急，等一等，看看再说。” 宴会后，大家留影纪念。 叶剑英当“导演”给大家拍照，有两张珍贵照片至今仍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数日后，叶剑英一行化装秘密起程北上。 叶剑英走后，二师左派军官成立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于5月6日通电讨蒋，电文首载于《汉口民国日报》。 通电发出后，遭到右派激烈反对，双方剑拔弩张，二师陷于分裂状态。 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经过多方面酝酿，紧急磋商，于5月13日举行了武装暴动。 左派军官们逮捕了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 暴动以后，“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报捷：“全师反动分子暗中猖獗。 (职等)于本月13日夜，协同农工群众将本师反动分子肃清，从此绝对拥护中央，打倒蒋介石。” 20日，在城内中山广场召开军民联欢庆祝大会。 出席大会的有士兵，有工人、农民，也有普通市民数千人，群情激昂，口号声、歌声连成一片，气势很盛。 但是右派军官组织暴徒突然向群众开枪，进行反扑，当场打死兵民十余人，造成极大混乱。 不久，朱培德派杨竹轩、杨如轩两个师包围暴动的新编二师，被缴械改编。 蒋介石得知新编二师暴动的消息，大为恼火，立即让下属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草了呈文：“前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叶剑英，率师驻次吉安，勾结共产分子，阴(谋)叛党，竟于5月13日鼓动该师学生队及师部监护队，勾结当地农民自卫军，将该师忠实部队逼令缴械，并将忠实官佐逮捕监禁。 该师长叶剑英及跨党分子张克等倒行逆施，谋叛党国，即通令各军一体严缉惩办，拟请准该逆等一体开除党籍。” 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并予以通缉。 蒋介石虽然“开除”了叶剑英，但他一直欣赏并企图拉回这个年轻有为、文武双全的将领，据传他曾向亲信交代，抓住共产党有两个人不要杀，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叶剑英。 二、迎着反革命逆流，加入中国共产党 4月中旬，叶剑英一行，经南昌、九江，登临庐山，转道武汉。 武汉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继续推行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成立了以毛泽东、邓演达、谭平山等五人为委员的全国土地委员会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大农村开展惩治土豪劣绅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这是好的一面，另一方面，武汉政府成分不纯，内部矛盾重重，外部四面楚歌：一是帝国主义分子和封建军阀势力的阴谋破坏，制造事端；二是蒋介石占据东南诸省，同四川军阀杨森遥相呼应，从东、南、西三面包围武汉。 三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从北方窥伺，随时准备进攻。 几股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对武汉实行军事压迫和经济封锁，使武汉三镇陷入严重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危机之中。 在这种艰难复杂的境况中，叶剑英在武汉急于寻找共产党，但党已经转到地下，一时又找不到。 进退维谷，迷茫徘徊。 最后为了找个落脚点，他应第四军“铁军”军长张发奎之约，来到第四军军部帮助工作，随后又参加了第二次北伐。 6月1日，国民革命军在河南击退奉军之后，叶剑英随师返回武汉，正式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 可喜的是，他在第四军军部有机会结交更多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思想日趋进步。 形势逆转。 武汉国民政府每况愈下。 一些对工农运动怀有刻骨仇恨的将领夏斗寅等，在南京当局的诱使下，开始投降蒋介石，公开发动叛变，进攻武汉。 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朱培德在江西大肆屠杀工农群众。 而被武汉国民政府刚刚任命的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竟与蒋介石称兄道弟，决定反共、反苏，致电汪精卫、谭延等，要求宁汉携手，共同北伐。 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早已向蒋介石暗送秋波，接到电报后，更加坚定“分共”的决心，投靠蒋介石。 宁汉合流的趋势已定，国共合作的局面破裂。 在革命新危机面前，每个革命战士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交出新的答卷。 叶剑英日益感到，汪精卫靠不住，冯玉祥靠不住，最后连“左派”将领张发奎越来越向右转，也靠不住了。 只有共产党真心真意为工农大众谋福利，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 因此，他更加坚定了找共产党的决心。 一种渴望投入共产党的怀抱的强烈愿望，一种渴求在共产党领导下重新投入火热斗争的激情冲动，使他浑身热血沸腾。 但是此时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去投靠共产党，要冒很大风险。 “道路艰险何所惧，只身偏向虎山行。” 尽管前进道路布满荆棘，但动摇不了他救国救民的初衷。 他决心走出逆境，继续寻找共产党。 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即使找得到共产党，党能够吸收吗?过去申请入党，不是遭到拒绝了吗?尽管被戴上过“蒋介石嫡系军官”的帽子，被诬为“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找党入党的念头。 当时武汉不少左派革命者想留学苏联，或到其他欧美国家去深造。 叶剑英带着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也想到列宁的故乡去。 但是，怎样才能去呢?他想到了与苏联有联系的老相识邓演达。 邓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是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主持召开武汉30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 蒋介石派人拉拢不成，就通电解散邓演达为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 邓演达对大革命深感失望，又因遭到排挤，也心灰意冷，正在考虑出洋问题。 就在这时，叶剑英找到他，向他倾述了自己的内心矛盾和革命愿望，请求他介绍到苏联去学习。 但是，经过交谈，知道邓演达去苏主意未定，不便于介绍他去苏联，只好告辞了。 叶剑英思来想去，又想到了在武汉的同乡李世安。 李世安是1924年6月在广东大学(后改中山大学)读书时入党的老党员。 曾在东山中学和学艺中学同时兼任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 在广东梅州时，他和叶剑英多次交往，结下了友谊。 其后，他又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共同工作过一段。 1927年2月，他离开梅州到上海，找到周恩来后，转移到武汉。 公开身份是公安局主任秘书。 叶剑英原来并不知道李世安是共产党，在武汉两人相遇后，从交谈中隐隐约约感觉他是个在党的人。 李世安从第四军共产党员柯麟等人那里知道叶剑英在东征、北伐中的进步表现和靠拢党组织的愿望，就借机向他介绍国共两党的现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并告诉他有机会可以看到周恩来。 叶剑英听了很高兴，知道了许多内情，心里有了谱，约他有时间再多聊一聊。 从此以后，他们常常会晤，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 因此叶剑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找到李世安。 叶剑英在昏暗的灯光下，向这位可以信赖的朋友，袒露心机，汇报了几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说：“现在，我是看得更清楚啦。 靠国民党是不行了，只有共产党才可以领导我们革命。 如果你相信我，就介绍我加入组织吧!”李世安听了他的倾诉，表示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愿意当他的入党介绍人。 这个追求党的战士多么热切希望自己早日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啊!他告别李世安，仿佛看到了一盏明灯，高悬中天，照亮了自己前进的道路，激动不已。 李世安带着叶剑英的热忱和希望，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这件事。 周恩来回忆起自己同叶剑英的交往，不假思索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 我们应当表示欢迎。”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叶剑英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不过，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党组织还在继续考验他。 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暂时不要和其他党员发生联系。 这一时期，武汉的革命形势急剧逆转。 汪精卫不顾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劝阻，秘密召开“分共会议”，部署反共与“清党”。 宋庆龄发表脱离武汉国民政府的声明，邓演达被迫化装成查电线杆的工人，秘密离开武汉。 7月15日，反动派举起血腥的屠刀，进行疯狂大屠杀，使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全国重新卷起了恐怖的风暴。 革命的武汉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堡垒，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在革命的低潮中，成千上万的共产主义战士英勇牺牲了，有些号称革命家的人逃跑了，叛变了。 武汉报纸每天都登载个人或联合声明、启事，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 但是又有许多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勇敢地投入了党的怀抱。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叶剑英与真正的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的高潮中，迎着反革命逆流，投入党的怀抱。 叶剑英从一个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献身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战士，走过了漫长的曲折的道路，经受了火与血的洗礼和复杂斗争的考验。 后来，1987年8月，叶剑英在谈话中回忆自己从找党到入党的坎坷道路时，不无感慨地说：“1920年打下广东，奠定了统一两广的基础。 那时广州就可以读到列宁传记了。 广州有共产党，有无政府主义，还有国家主义，面包、药瓶什么都有，真是'百家争鸣’。 那时在广州一看戴软帽子的就知道是共产党，一看戴硬帽子的就知道是国民党。 我最初还读过克鲁泡特金的东西，后来才逐渐从无政府主义转到共产主义。 “我是1924年提出要求入党的，没有被批准。 那时我在蒋介石手下的教导团当团长，有人说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团长，这没有说错。 从1927年就反对蒋介石，经过这个考验，决心就定了，所以1927年7月正式参加了党。 当时也不是对共产主义完全理解了，只觉得国民党不行，享乐腐化，必然失败，共产党朝气蓬勃，必然要胜利。 后来，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懂得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懂得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它，如同资本主义必然要代替封建主义一样。 这样，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就始终坚定不移了。” 彩笔凌云画溢思，虚心劲节是吾师。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这首《题画竹》诗，正是他自己迎着逆流、勇敢搏击的革命精神和战斗品格的生动写照。 三、积极策应南昌起义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叶剑英投入党的怀抱之后，革命形势继续处于低潮。 他继续拼搏在巨大的逆境漩涡中。 “宁汉合流”后，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务委员会于7月中下旬召开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反击反动派。 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 一批党员干部云集九江，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工作。 此时，叶剑英仍在第四军任参谋长，已随军到九江。 九江，北临长江，南倚庐山，是长江中游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此时城里城外驻满了部队。 我党能掌握和影响的部队有，贺龙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部都驻在这里。 此外，还有其他军阀部队，一时显得拥挤不堪。 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部设在甘棠湖的烟水亭一带。 新任军长黄琪翔是叶剑英的同乡友好，十分器重叶剑英的军事才干，不时邀请他磋商军机大事。 当时叶剑英的党员身份极端保密，鲜为人知，他尽力将获取的军事情报透露给党组织。 他与叶挺保持秘密联系，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等都有交往。 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大批部队和干部涌向九江、南昌，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 汪精卫和张发奎等经秘密策划，企图蒙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借机夺其兵权，聚歼其所属部队。 7月下旬，朱培德向贺龙、叶挺发出邀请。 张发奎则命贺、叶部队集结德安待命。 叶剑英洞察其奸，密下庐山，火速到第二十四师驻地找叶挺紧急磋商，决定立即通知贺龙、廖乾吾、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共商对策。 秘密会议在一只不大引人注目的小划子上进行。 为了避开敌人耳目，他们装作“游湖赏景”，叶剑英把获悉汪精卫等即将召开庐山会议，并阴谋对贺、叶下毒手的消息透露给大家。 叶挺问贺龙上不上庐山，贺龙断然说：“我坚决不去!这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 ”叶挺也决定不去。 廖乾吾、高语罕支持贺、叶的意见。 最后，大家商定反其道而行之，贺、叶无论如何不上庐山；不执行张发奎要贺、叶部队集中德安的命令，而把部队迅速开往南昌，并决定叶挺率部先行，贺龙所部相继开拔。 叶剑英仍留在第四军军部。 他对叶挺、贺龙说：“你们到南昌后，有什么动作，请告诉我。” “小划子”会议，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 “小划子”会议后，贺、叶部队按预定时间，于26日前后次第转移，沿南浔铁路线，开往南昌。 此后，张发奎迭次电催贺、叶上庐山开会，但他二人已到南昌，汪精卫的阴谋未能得逞。 汪精卫并未就此罢休。 他偕孙科、张发奎等于7月28日夜离汉口赴九江，上庐山召集朱培德、黄琪翔等开会，密商加紧“清共”，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同时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 叶剑英在庐山上得知敌情，便连夜派人下山通知廖乾吾，廖及时转告恽代英、高语罕等。 他们迅速离开九江，到南昌参加起义。 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了。 起义后，担任总指挥的贺龙亲自打电话给在九江的叶剑英，通报南昌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 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叶剑英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他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 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急忙下令调集各路兵马，大兴讨伐之师，妄图把起义军消灭在摇篮里。 武汉政府迭次电令朱培德、张发奎速调赣东、赣南各处驻军“进剿”，“肃清南昌共产党”，将贺龙、叶挺等“叛乱附逆”“一体缉拿”，“务获元凶”。 张发奎闻变，亲率十一军军长朱晖日乘火车由九江至马回岭，企图阻止二十五师参加暴动。 不料该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已率部起义，正在向南昌开进途中。 与张发奎等机遇，将其卫队全部缴械。 张发奎和朱晖日狼狈不堪，只好步行返回九江。 张发奎返九江后，立即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 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张发奎大发雷霆，认为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解。 朱晖日主张立即派兵追击。 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如果听任张发奎追击起义军，其后果不堪设想。 他从维护起义军的立场出发，力主不追。 他分析战局说，贺、叶已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广东李济深必不相容而派兵出击，广州城防随之空虚，这正是我们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如我军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趋广州，比尾追贺、叶要胜一筹。 而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张发奎觉得叶剑英对局势的分析颇有道理。 而他要尾追，并非出于本心，本来也是想借机南下广东，扩充实力，别有所图。 再者，贺、叶参加南昌起义，使他的二方面军损失过半。 自知靠尚存的1万余兵力来对付贺、叶的两万多“叛军”，难操胜券。 因此，他采纳叶剑英的意见，放弃尾追贺、叶的计划。 张发奎趁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要求去南昌之机，嘱郭向南昌起义统帅部转达四点希望：“第一，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 第二，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去东江，不要去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 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我张发奎的名义，做傀儡我不来。 第四，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了我的人。” 郭沫若请张发奎亲笔写下这个意见，便同李一氓、阳翰笙等人离开九江去南昌。 张发奎怕有通共之嫌，又虚张声势，派兵追赶起义军，以敷衍武汉政府。 直到8月5日，才电告武汉政府，谓“奉令追剿，已经星夜分途出发，现先头部队将抵南昌”。 实际上，追抵南昌后，又拖延时日，待贺、叶部队进兵临川、宜黄时，才派兵追赶。 后来张的“追兵”，与起义军又“嗣忽分途”，改向南雄。 出现这样“追而又舍”的局面，正是叶剑英向张献计、“力主不追”的结果。 这样，就使南昌起义军摆脱了一部追兵，从而迅速打开南下通道，直下潮梅，与彭湃的农民军汇合，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 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决定，原计划还有一支武装力量参加南昌起义，即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的干部和学员。 “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欲借该校到洪山野外演习之机，将其秘密围歼。 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得知消息后，立即建议张发奎出面，制止了这一阴谋，并将该校解散，组建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 全团有100多名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并有秘密党组织，是当时少有的革命武装力量。 教导团党代表陈毅率该团赴南昌，准备参加起义，中途受阻，直到8月4日全团才乘船赶到九江。 张发奎突然下令缴械、“清党”。 这时陈毅身份已经暴露，他连夜召集党的会议，决定：除秘密党员留下外，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迅速转移。 陈毅带特务连长萧劲奔南昌。 师生们纷纷走散。 叶剑英见此情景，十分焦虑。 他感到，教导团是我党掌握的一支很强的武装力量，南昌起义后尚未暴露，且都是革命骨干，乃是宝中之宝。 一定要想法保存下来，整顿好，交给党使用。 他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和张发奎、黄琪翔对其信任的有利条件，主动到团里找教员和学员们谈话，做了许多鼓励工作，使大家安定下来。 随后，又找张发奎“毛遂自荐”，兼任了教导团团长。 叶剑英上任后，亲自到团里了解情况，耐心劝导师生。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已走散的师生纷纷归来，重新集合起2000余人。 叶剑英向张发奎要来枪支子弹武装全团，稍事整顿，即率团随军开赴南昌。 不料，到南昌后，朱培德散布教导团是“赤子赤孙”，并向张发奎提出对其缴械、“清党”的要求。 在危难中，叶剑英挺身而出，团结全团师生努力抗争，保住了这支革命武装。 叶剑英一手带出来的第四军教导团后来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军。 他回忆教导团成长壮大的艰险历程说：“教导团是很好的队伍。 到海陆丰，一个兵就是一个兵，如果调到湖南，一个兵可以当一个连长。 后来到江西时，毛泽东同志知道教导团的情况后说，呀!可惜了，一千多人，到这里来就好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