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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往事说：和谈，也是一种有效的抵抗…… 俄乌战争观察：重新来一次顿巴斯“天王山”之战？ 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又称小正月、元夕或灯节，为农历春节年俗最后一个重要节日。
历来文人笔下描绘元宵节，多是无尽浪漫、欢喜、丰盛、团圆的景象。原来，元宵节并非完全源于我们普遍认同浪漫、欢喜、丰盛、团圆，更多则是源于一份为人茫然淡忘的历史的沉重、苦难……
信史确有记载，在前秦、秦汉、唐宋时期，周王、皇帝、王、公、候和官员逢年过节，确实有张灯结彩、点灯过节的习惯。
于是，后人牵强附会这些史事，混入传统的神鬼传说、萨满传说、市井俚俗、风土人情，也就“创作”了元宵节那些五颜六色的幸福来历……
遗憾的是，这些来历普遍缺乏史实和逻辑支撑，虽然华丽辞藻尽量抹粉，却只能用用“相传、据说”开路。——显然，任何所谓“相传、据说”，实则就是光明正大的打胡乱说。因此，这类元宵节来历传说仅仅是糊弄小孩子的档次，确实没有可信度。这里如要了解元宵节由来，必然需要了解元宵节作为春节节俗的最后一个重要节日的属性，了解元宵节与春节的必然关联。然而，春节真正成型、成熟、成为华夏文化圈约定俗成的节庆，是基于约在400年前明清时期的《时宪历》《西洋新法历书》的出现。我们现在的春节，始于民国颁布农历四时令节的1914年1月26日。可见，元宵节兼顾元宵节、灯节等等概念，如论依附春节年俗属性，我们现在的元宵节历史，当然也就晚于1914年1月26日。因此，无论秦汉、唐宋、明清，古人那些点灯过节习惯及传说的上元节、盂兰盆节等节日，其实与我们的现代春节年俗无关，自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元宵节。
然而，与年三十、大年等节日不同，元宵节不仅有春节年俗的属性，同时还有一定的元宵节、灯节的文化属性。于是，从这个视角去看元宵节的起源，似乎又可以将视线延伸到2300多年以前的先秦时期。约公元前356年至350年间的商鞅变法，即是元宵节最早的文化起源的时间。原来，元宵节的文化渊源并非浪漫、美好，而是与古代官府严酷管制平民密切相关。
不过，无论站在那个角度去看，商鞅确实是一个收拾民众的高手。其中，商鞅变法有一条很霸道的规定，就是在全国强硬推行常态“宵禁”制度。
最早，《周礼》以教化民众遵循日出而作日入的农耕生活习惯为由，制定了最早的宵禁制度。不过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后期，“宵禁”制度虽然普及诸侯列国，却也仅为列国作为应急事变、偶尔采用的治安管理手段，因而实施“宵禁”和制定相关制度都是比较宽松。然而，商鞅变法将“宵禁”制度完善、升级，同时补缺了严苛、血腥的处罚制度。如此硬性推广这个严酷的“宵禁”制度，仅仅数月间，商鞅即靠着衙役跑腿们滴水不漏的严格管理，高效管控、统筹数百万秦国民众生活、工作达到了整齐划一的水平。后来，秦虽然灭亡，但是“宵禁”制度如此见效，当然就会在深宫密室里面薪火相传。秦汉以降，诸如唐、宋、明、清，很多朝代帝王将相都会在深宫密室切磋研究商鞅帝王之术，“宵禁”制度当然也就随之不断得到完善。宵禁制度规定，如是平民百姓胆敢不服管教，擅自外出，违反宵禁，便是"犯夜"。不过人们了解的“犯夜”故事，却在历史、文学里变成了美好传说。史载，曹操“初入尉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馀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就算贵族子弟，半夜出门违禁，如是遇到曹操这样的酷吏执法严明，逮住无论打得皮开肉绽甚至咔嚓杀掉，那也不是稀罕事。
不过，历来大多数文人对“宵禁”、"犯夜"并似乎没有丝毫不适，尤其对曹操凭五色棒执法“宵禁”、"犯夜"往事赞许有加。其中，唐朝著名鸡汤诗人李商隐，既能写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样的超级鸡汤，还可以在《唐律》严苛“宵禁”的同时，心悦诚服跪在地上，激情讴歌“宵禁”制度：显然，在李商隐这类唐代“精英”文人的内心，还是由衷深藏“大帝之心”，认为平民本该配合官府，应该把自己的生活、工作、学习等等，打包交给官府统一管控制起来。历朝历代李商隐这类“精英”文人层出不穷，因而朝代更迭，王旗转变，“宵禁”、"犯夜"制度也就从朝廷、官府的制度，隐然变成了传统文化、民俗、习惯。到明清时代，官府对“宵禁”、"犯夜"制度更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明确规定：可想，尽管现代人满心向往，将元宵节想出花儿一样的无尽浪漫、欢喜、丰盛、团圆的景象，可是，如是真有人穿越回去，如不是碰巧百万分之一的运气偶然当上皇室贵族、达官显贵，能够享受张灯结彩、点灯过节的自由；否则，你即便穿越到威名赫赫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熙乾隆们的盛世年代，如以平民身份，必然被宵禁制度禁锢，绝无可能有丝毫的赏月祭天、燃灯放焰、猜灯谜、吃元宵、耍龙灯、舞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抒情的“浪漫”机会。信史记载，汉武盛世，就算李广这类高级将领，因为“从人田间饮”到了夜间，不能进城回家，只好露宿野外。至于风光无限的盛唐，史书记载的《唐律》同样有着严苛“宵禁”规定，绝对不许百姓“犯夜”。
《唐律》对此规定极为具体，平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无故夜行者”，按律定罪“犯夜”，被笞被杀，全看执法者当时心情，生死活该。偶尔一次，诗人杜甫与友人约聚，欢宴夜深，因而心慌恐惧不敢出门，也就留下名诗《陪李金吾花下饮》，可怜巴巴地自嘲、苦笑：那么，古代皇帝、官府何以要实施严格的“宵禁”制度？原来，“宵禁”制度既有规划、统筹、管理全民生活起居、工作学习的原因，也有控制夜间治安及防止叛乱等等原因。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史书频繁记载的宫变、兵变数不胜数，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夜晚。其中，正月夜晚明月当空，更是古代宫变、兵变的高峰期。
因此每到夜晚，尤其到了正月夜晚，古代皇帝、官府更是要严格实施“宵禁”制度，早早关闭各大城市城门，戒备军队往来巡逻。这时，普通百姓一旦妄动出门违反“宵禁”制度，下场就是难保祸福。史载，218年正月，东汉官员耿纪、韦晃等人在元宵夜放火起事，欲图政变倒曹。
暴乱平息之后，曹操将众官押至漳河，立红旗于左、白旗于右，而后诈令声称：“汝等亦有出救火者，亦有闭门不出者。如曾救火者，可立于红旗下；如不曾救火者，可立于白旗下”。随后，曹操冷笑，令人斩杀立于红旗之下众官，抛尸漳河。249年，同样也是正月夜间，曹魏权臣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司马懿政变成功，顺势诛杀曹爽、何晏、桓范等高官名流并灭三族。同样，司马懿刀斧更是无情祸及了当夜稀里糊涂出门的无数平民。这年正月二十二日的夜间，唐太子李显、宰相张柬之、崔玄暐等人为逼迫武则天退位，策划和发动了神龙政变。这次复辟唐朝的政变，同样祸及了无数稀里糊涂出门平民。960年，还是正月夜间，赵匡胤、赵匡义、赵普等人发起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率军回师开封，夺得皇位。
当夜，赵匡胤率军进入开封，对当夜违背宵禁出行街头的平民也是大开杀戒……如此载入史书，发生在正月夜间的著名政变、兵变，实属不遑枚举。由此侧见，在“宵禁”、"犯夜"制度极为严苛的古代，朝廷和官府的雪亮的眼睛，势必无时无刻都是高度警惕地盯着平民。如此大环境下，古代平民要想过一个浪漫、欢喜、丰盛、团圆元宵节，确实现代人的想当然。既然“宵禁”制度被古代皇帝官府视作治国良策，秦汉以降直至明清的皇帝和官府，无不是绞尽脑汁完善、发展相关“宵禁”、"犯夜"制度。唐宋期间，如扬州、益州、开封、长安等等大城市“宵禁”、"犯夜"制度规定，城市在入夜以后即统一关闭城门，城门钥匙由地方官和军队保管，城内要道分化设置栅栏，对城市分割进行网格化管理。于是，以栅栏、卡房对城市网格化分区、管理，也就出现了中国城市独有的“街坊”。明朝期间，利玛窦曾经描述北京“街坊”的宵禁画面，“有千百名更夫在街上巡夜，按规定间隔时间敲锣，街道都有铁栅并且上锁……”如此滴水不漏的“宵禁”管控直到唐宋，这才受到商业发展等冲击，开始出现微小的松动。信史记载，唐宋各段零星盛世期间，偶尔出现了几个慈眉善目皇帝，他们重视经济、体察民情，也就在一年里随机抽取正月上元节三天，选择在都城局部地区，有限度地开放宵禁、犯夜。“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平民难得走出“宵禁”的阴影。当时，苏轼曾经有词说起了宋朝元宵节的好处，端是一副“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的景象。原来，即便在唐、宋、明等朝较为宽松时期，元宵节既无明确日期，全凭朝廷随心宣布，或者过节，或者取消。如是过节，当值衙役兵丁们当然就会全副武装驻守卡房，怒目监视夜色街头上的平民。如此环境，可能平民们也没有观看灯花，嬉戏打闹，随性玩耍的好心情。到了蒙元、满清时期，很多当家皇帝感觉放纵汉人平民宵夜不妥，也就刀斧齐举，明令禁止了曾经在唐、宋、明等朝一度流行的元宵节。如此到了1912年，中国几乎没有元宵节的民俗、传统，完全没有改变。这一年正月某夜，正逢清帝逊位，民国草创，京津唐地区却忽然爆发兵变。
满城枪声乱响，乱兵所向，胡乱洗劫，野蛮驱逐，无论蔡元培等名流名人，政府官员、警察、满街乱逛的平民，统统都是惊慌失措，四散逃亡。这场兵变几不可控，对京津唐地区企业、银行、造币厂以及商铺、民宅都是造成极大破坏。后来，直到这场兵变骚乱波及东交民巷，各国驻华公使根据《辛丑条约》调动军队进京保护使馆安全，维持北京治安，于是，这场兵变才终于稍微消停。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宵禁”、“犯夜”等等严苛制度被完全废除。同时，随着汉文化快速复兴，袁世凯、朱启钤等人主导推行农历四时令节，确定公历岁首为元旦，农历岁首正月初一为春节。就此，现代元宵节作为农历春节年俗最后一个重要节日，也就随着现代春节的出现，而综合了传统的上元节、元宵节、灯节等等元素，出现在民国早期，并且渐渐流行，成为今天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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