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过去,我们都觉得官僚体系很可笑,效率低下,腐败众生,但这只是对官僚体系中上下级权利义务关系中的一部分的刻板印象。
过去的年代,信息不通畅,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天高皇帝远,地方官可以自主决定的事务很多,有社会学家用了一个现代术语“分包制”概括,就是只要你完成了朝廷的税收计划,除了外交、死刑、官员任免等少数中央政府权利之外,其他地方事务,都可以自行处理。
这个行政习惯到了信息发达的现代,也是如此。
到了最后,有些事,下面不愿意上报,免得横生枝节;而上面的人其实也不想了解下面的情况——了解你就得处理,可基层事务的处理结果,不是群众不满意,就是上面不满意,怎么做都是错。
但总有一些事务,属于朝廷的核心权益,却不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这些事,如果商量不了,那朝廷就要逼着地方来做。
方法就是要建立一个系统,要求一二三四列得清清楚楚,让地方官员无法逃避责任。
那就好好执行吧,而地方官员执行此类纯属上面压下来的任务,有三大原则:
第一别犯错,第二别犯错,第三还是别犯错。
至于行政成本高,那是另一件事。一旦这个成本高到系统无法承受的地步,上面自然会有解决方案。可要是现在说,那就有消极对抗上级要求的嫌疑。
所以官僚体系也有一个“东方不败的智慧”——危机一定要到最严重的时候,才是解决的最佳时机。
其实吧,官僚体系内都是精英,办法永远比困难多,但一定要靠危机“倒逼”。回到前面的例子,以内务府掌握的资源,什么危机化解不了呢?
御膳房的“危机”无非来源于皇帝对某种食材的偏好,而具体怎么解决,关键看值不值得。
像“粉汤”这种小吃,没有就没有了,简单直接地用“六万两银子”的天价,彻底消灭了这个需求;
鸡蛋嘛,不可没有,但少吃一点也无妨,就用“十两银子”的高价格抑制需求;
但像牛羊肉这类大宗食材,缺少了就会损害皇帝的体面,属于“刚性需求”,再贵也要用。它的用量大,定价太高就很容易出现账面亏空,一旦供应不上,后果就很严重,很容易引发危机,从而“倒逼”内务府只能想办法加强食材的安全管理,而不是“用定高价的方法抑制需求”。
到这儿,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内务府解决皇宫食品安全问题的三大法宝了:
第一、大幅提高准入标准,淘汰不好管的食材;
第二、严厉打击小摊小贩;
第三、从系统上解决根本问题——让皇帝吃不上“汤粉”。
当然,老官僚们偶尔也会遇上新问题。
05
乾隆四年的一天,工部上奏修理太庙里面的“庆成灯”,想领银三百两,这个申领夹在了当天上报的几十件大事中,相当不起眼。
可乾隆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修个灯,用得着三百两银子吗?工部官员赶紧解释:这是预支银,用不了还要还回来。
这个回答倒是滴水不漏,可皇帝就在这儿等着他们呢。乾隆把历年工部的账目翻了出来——说是预支,可从来就没见你们还过钱啊?
内务府和工部勾结,挪用工程款,皇帝当然不会不知道,可大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况且区区三百两银子。但这一回,它出现在一个“皇帝的危机”的时点。
此前四年,年少登基的乾隆,为了建立一支自己用得称手的队伍,花了大量的精力去安抚那些被雍正吓破胆的官吏们,留下了一个“宽厚天子”的好名声。
可这个评价听多了,又觉得有点不对,害怕群臣因此欺骗他,“以朕为不谙事务,任意饰词朦混”,所以皇帝一直在等待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个危机“倒逼”出乾隆的一系列杀着:为修一盏灯,区区三百两银子,整个工部全员被罚,尚书、侍郎遭降级,满朝大臣仿佛又看到了雍正的影子。
当然,皇帝再一次放过了跟此事有牵连的内务府——毕竟是身边人,吓唬一下就行了。
有人说,官僚体系是一个奇怪的物种,你朝它的屁股踢一脚,半年之后,它的大脑神经才能接受到疼的信息,再过半年,它的手才接受到指令,开始反击。
可如果你在这一年的时间,以为系统不会有反应,无视了这个系统的动员能力,那你就要犯下致命的错误,因为系统一旦开始“反击”,那一定是物极必反,“根本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