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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祖武 原文刊载于《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侯外庐先生是我国思想史、社会史学科的杰出奠基人，创辟路径，作育人才，为我国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年，欣逢先生百年冥诞，谨以平日读《中国思想通史》之所得，就先生论究乾嘉汉学的若干意见，试做一个梳理。藉以缅怀先生之卓著业绩，并求教于各位同好。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是《中国思想通史》一以贯之的基本为学方法论。外庐先生于此指出：“如大家所周知的，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抉别其秘密。”唯其如此，外庐先生论究乾嘉汉学，首先提出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对18世纪中国社会基本状况的认识。外庐先生从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剖析入手，认为从16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了它的解体过程。这是一个蹒跚而痛苦的过程。先生以一个杰出史家的卓然睿识，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过程的基本历史特征。他说：“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解体过程，没有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关键在于，既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又在发展过程中未能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这即是如马克思说的，既为旧的所苦，又为新的发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活的。资本主义要排斥身分性的人格依附。然而封建主义的顽固传统又要维持这样的人格依附。这就是问题，这就是矛盾。”“死的抓住活的”，这样一个明白晓畅的归纳，在我们观察16世纪中叶以降的中国社会时，是不可忘记的经典意见。当历史演进到17世纪中叶，由于明清更迭所酿成的社会动荡，使中国社会一度出现民族矛盾激化的局面。然而封建王朝的更迭，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古代社会的蹒跚步履。外庐先生认为：“自然，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暴力论》中所指出的，落后民族的统治，经过一定时期，也不得不按照被征服的民族的先进经济状况，寻求适应的步骤，甚至改变了自己民族的语言，以求适应客观的历史条件。康熙以后的中国经济情况，就呈现出复苏以至某些发展的迹象。”正是以对明清之际我国国情的准确把握为出发点，外庐先生展开了关于18世纪中国社会状况的研究。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外庐先生辟出专节，对18世纪的中国社会进行论证，提出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基本认识。第一，要正确认识文明较低民族对文明较高民族统治的历史。外庐先生指出：“清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是文明较低级的民族对文明较高级的民族统治的历史。马克思说：'依据历史底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底较高的文明所征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暴力论》一章中，更详细地说：'文明较低级的人民的每次侵略，当然中断了经济的发展，并破坏了许多生产力。但是在长期征服中，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大多数的场合上，不得不与被征服国度的较高的经济情况（被征服以后的那个样子）相适应，他们为被征服的本地人民所同化，而且极大部分还引用了他们的语言。’这一分析是适合于十八世纪的中国历史的。”第二，明清更迭不是历史的倒退，中国社会依旧在缓慢地前进。关于这一点，外庐先生说：“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在它解体过程中所表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农民求解放的利益，以及代表市民反对派的利益，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之矛盾。当时的启蒙思想，通过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的折射，正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社会图景及其矛盾。清王朝的统治使这样基本矛盾之上更添加了民族的矛盾，因而历史的发展沿着更缓慢的途径前进。在清初的大破坏时期和康熙后期若干年的相对安定时期，民族的压迫都使中国历史蹒跚不前。但这并不是说，清王朝一系列的镇压政策和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就能长久阻止客观历史的前进。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就呈显了复苏的景象，它有了恢复，甚至也有了发展。”第三，学术思想的演进，必然地要受到社会发展水准的制约。外庐先生认为：“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错的。从整个形势来看，这时清朝封建统治势力占有相对稳定的统治地位。从发展上看，这时资本主义的幼芽、市民的力量、农民的反抗活动，则是在不可阻遏地生长着。这种历史形势反映在当时的思想界，就是一方面有专门汉学之统治地位的形成，另一方面则有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出现。”通过对16世纪中叶以降，尤其是18世纪迄于19世纪初叶国情的研究，外庐先生得出了他观察18世纪中国社会的结论，这就是：“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并不是所谓太平盛世。”外庐先生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之下，深化他的论证，进而指出：“尽管十六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具有若干资本主义的萌芽因素，但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依然是支配的倾向。在十八世纪的世界市场形成的时候，中国社会缓慢的变化还是远远落在世界风暴之后面。”唯其如此，稍后的鸦片战争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不是突如其来的。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外庐先生谈得十分清楚。他说：“如单从中国内部来看，自十八世纪末起，社会危机已经尖锐地暴露出来。”又说：“鸦片战争及其所产生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不是突然而来的。相反地，在鸦片战争以前几十年间，中国已经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之下，进入破产的时期。”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何以会形成考据学风靡朝野的局面？前辈大师谈清代学术，这是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章太炎先生著《訄书》，率先提出讨论，他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馀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章先生的这段话，讲了三层意思：一是从学术层面言，认为理学做为一种学术形态，入清以后，业已失去其发展的理论空间；二是就知识界状况言，因为政治上的避忌太多，因而文人学士的作品遂失去勃勃生机；第三则是就朝廷的文化政策言，由于清廷实施“愚民”政策，桎梏人心，故而学以经世的传统遂告不振。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自然便形成学术界治经以纾死的格局。对于“为什么古典考证学独盛”的问题，梁启超先生大体沿袭了章太炎先生的意见，他说：“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至于这种客观考察“为什么专向古典部分发展，其他多付阙如”？梁先生则认为：“问到这里，又须拿政治现象来说明。”在考察清初以降政治对学术的影响之后，梁先生得出了两条结论：第一，“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第二，“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在这个问题上，钱穆先生的看法，与章、梁二位先生有同有异。钱先生不赞成梁先生的“道学反动”说。他把清学与宋学视为一个整体，提出了“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的主张。钱先生说：“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至于封建专制政治对学术发展的桎梏，钱先生的看法则与章、梁二位先生一致，他说：“清儒自有明遗老外，即少谈政治。何者？朝廷以雷霆万钧之力，严压横摧于上，出口差分寸，即得奇祸。习于积威，遂莫敢谈。不徒莫之谈，盖亦莫之思，精神意气，一注于古经籍。本非得已，而习焉忘之，即亦不悟其所以然。此乾嘉经学之所由一趋于训诂考索也。”侯外庐先生继诸位大师而起，博采众长，融为我有，复以其深厚的史学素养和理论功底，掩众贤而上，将研究向前推进。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外庐先生辟出专章，对乾嘉汉学的形成展开了深入讨论。一如前述，外庐先生的讨论，首先从对18世纪中国社会状况的剖析入手，高屋建瓴，统揽全局。这正是外庐先生超迈前哲的重大建树所在。其次，是梳理学术演进源流，就清初诸儒的为学风格进行探讨，以论证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万斯大、万斯同等人“汉学前驱者”的历史地位。如同钱穆先生一样，外庐先生不赞成谈乾嘉汉学而推祖于顾炎武、黄宗羲，他认为：“讲清代汉学历史的人，往往把汉学上推到顾炎武、黄宗羲。其实清初大儒以经世之务为目的，以考据之学为手段，并无所谓汉学的专门研究。”因此，外庐先生进而指出：“十八世纪的专门汉学，好像是继承顾、黄等人的考据，事实上是把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之学变了质的。专门汉学的前驱者，决不应当追源于顾、黄诸人。”再次，则是将先前诸大师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论究推向深入，从而直接回答乾嘉汉学的形成问题。关于形成乾嘉汉学的直接原因，外庐先生的着眼点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相对稳定，二是清廷的文化政策。他说：“到了十八世纪，所谓汉学成为风靡一时的专门之学。这和清封建统治势力之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和康熙以来的反动文化政策有密切关系。”两者相比，外庐先生尤为重视第二方面的原因。为此，外庐先生提出了如下的大段论证文字：康熙以来的反动文化政策，比元代统治的手法圆滑到万倍。一方面大兴文字之狱，开四库馆求书，命有触忌讳者焚之（见章炳麟《检论》卷四《哀焚书》）。他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愚弄政策，重儒学，崇儒士。这不但表现在康熙十二年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荐举博学鸿词，十八年开明史馆，而且表现在其指导理论，打击当时新兴的“经世致用”之学。如十二年上谕命编《太极图论》，十六年亲制《四书解义序》，五十一年上谕朱子配享孔庙，以及选任大臣多理学名家等等。然这不是唯一政策，也不是如梁启超说的“在朝理学与在野汉学形成了一个对峙”，反而在康熙时代已经有《图书集成》的编纂，至雍正三年告成，书凡六千一百零九部。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升化了经世致用之学，削弱了清初的知识武器。到了乾隆时代，汉学也就大为朝廷所提倡，作为统治工具的理学的补充。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招集了海内学者三百人入四库馆，编定了闻名的《四库全书》，凡七万九千七十卷。这是所谓“汉学的大本营”。因此，乾隆朝的政策更实行对封建文化笺注与烦琐并行提倡的指导方针。所以戴震说：“值上方崇奖实学，命大臣举经术之儒。”另一方面，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以后，中国学术与西洋科学，因了受清廷对外政策的影响，暂时断绝联系。以上述论证为依据，辅以清廷“御纂”诸经自康熙五十四年以降的编定刊行，外庐先生得出问题的研究结论。他说：“对外的闭关封锁与对内的'钦定’封锁相为配合，促成了所谓乾嘉时代为研古而研古的汉学，支配着当时学术界的潮流……专门汉学就是在这样钦定御纂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的。”晚近谈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每以吴、皖分派立论。究其所自，则章太炎先生当属首倡。在《訄书》中，章先生论清儒学术有云：“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其后，梁启超先生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再加阐发遂成“惠、戴两家中分乾嘉学派”之说。钱穆先生从章、梁二先生之忽略处入手，着意论究惠栋予戴震为学的影响，提出“吴皖非分帜”的主张，将研究引向了深入。外庐先生论究乾嘉汉学，以章、梁、钱三位先生之所得为起点，进而向纵深推进。一方面外庐先生既充分尊重前人的劳作，沿用吴、皖分派的思路，从为学路数和旨趣上去认识乾嘉学术；另一方面，他又选取乾嘉时代的几位主要思想家，如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阮元等，去进行专题研究。通过探讨诸家思想、学术之个性和贡献，提出了若干具有创获意义的重要见解。其中，如下两个见解，对于深化乾嘉汉学的研究，尤为重要。第一个见解是：“汉学是始于惠栋，而发展于戴震的”；“戴学在思想史的继承上为惠学的发展”。第二个见解是：“阮元是扮演了总结十八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的。如果说焦循是在学说体系上清算乾嘉汉学的思想，则阮元是在汇刻编纂上结束乾嘉汉学的成绩。他是一个戴学的继承者，并且是一个在最后倡导汉学学风的人。”这就是说，乾嘉汉学肇始于惠栋，经戴震加以发展，至焦循、阮元而进行总结，方才走完其历史道路。外庐先生的这两个重要见解，突破吴、皖分派的旧有格局，为把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做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进行研究开了先河。这是外庐先生在乾嘉汉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贡献，其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20世纪60年代初，先师杨向奎先生同外庐先生相呼应，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谈乾嘉学派》一文。文中，向奎先师说：“历来谈乾嘉学派的，总是说这一个学派有所谓吴派、皖派之分。其实，与其这样按地域来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来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实质。”令人惋惜的是，侯、杨二位大师的研究意见，尚未在学术界激起共鸣。18世纪中国特定的社会和学术环境，形成了特定的学术流派，即乾嘉学派。这一学派活跃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学术舞台，其影响所及，迄于20世纪中而犹存。做为一个富有生命力，且影响久远的学术流派，它如同历史上众多的学术流派一样，也有其个性鲜明的形成、发展和衰微的历史过程。从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对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其间既包括众多学者深入的个案探讨，也包括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还包括分门类的学术史梳理，一致百虑，殊途同归，今日及尔后的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研究，定能创造出一个可以告慰前辈大师的局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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