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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篆书碑刻比较少，有《袁安碑》《袁敞碑》《少室石阙铭》《开母石阙铭》《议郎等字残石》《鲁王墓石人胸前题字》和篆隶杂糅的《祀三公山碑》《延光残碑》等碑刻，还有一些碑额。嵩山《少室石阙铭》，无年月，前人考为延光二年（123）立，《开母石阙铭》确认立于延光二年。此二阙铭，由于在地表，又立于名山，故历来为金石家所重视，并视之为汉篆代表之作。 
这两件作品，与秦《琅邪台刻石》相比，秦篆修长紧密，雍容典雅，重心在字的上部。而汉篆结体趋向方形，婉转圆融，外似密而内实疏，但此二阙铭因为石质粗劣，经风化雨蚀，残泐过甚，即便是较好的拓本，也难有较清晰的效果。与之相比，《袁安碑》《袁敞碑》二碑的字迹甚清晰，尤其是《袁安碑》。《袁安碑》，永元四年（92）立，明万历间出土，移置于庙中作供案，而将碑刻字面朝下，故一直未为人知（也因此保存较好）1929年始又发现。碑字作下部残损一列外，基本清晰完好。如图：
《袁敞碑》，元初四年（117）立，于1992年出土于河南偃师，今已残，藏于辽宁博物馆。如图：
袁安、袁敞父子皆位至三公（父袁安官至司徒，子袁敞官至司空），存世及著录的东汉墓碑碑主有此位望者甚少，而以规正的篆书书刻，更是绝无仅有。二碑制作时间相差二十五年，从二碑之字对照，显然为同一人所书。碑上书法，是东汉人所写小篆，与秦刻石的标准小篆比，可谓“笔迹相承小异”。从《袁安碑》上的书法可以看出，即便是专业书家或知识分子，对小篆也已经隔阂陌生了，有时会不自觉地将隶书的写法夹杂进去。再结合上面的《少室》《开母》二铭可以看出：我们在讲篆刻时提到过一个汉碑，就是《张平子碑》，吾丘衍在《学古编》里说：“崔瑗《张平子碑》，字多用隶法，不合《说文》，却可入印，篆全是汉。”又在《三十五举》里提到：“小篆一也，而各有笔法……崔子玉（瑗）多用隶法，似乎不精，然甚有汉意。阳冰篆多非古法，效子玉也，当知之。”“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上字及汉器上、并碑盖、印章等字，最为第一。”《张平子碑》元代尚存，今已佚，但据吾丘衍的描述，它的风格应当与《祀三公山碑》《延光残碑》相似。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块篆隶杂糅的碑刻，而篆刻（特别是汉印），入印文字就是篆隶杂糅的风格。翁方纲评价说：“此刻虽是篆书，乃是由篆入隶之渐，减篆之萦折为隶之径直。”其实，这碑所书字并非是篆书向隶书过渡阶段的一种书体，而是书者对篆书的隔阂，这种隔阂比“二袁”的书写者还要大。但《祀三公山碑》的优点在于书写者不因不谙篆书而束手无策，而是大胆地加以创造，篆书、隶书两种不同的书体，在书者的融合下，已经达到了相当和洽的程度。它的用笔大胆从容、从容，它可以看作是书者对古文字掌握上的不自觉的与书法创作上的自觉结合的产物。《延光残碑》从字之外形和笔画粗略地看，很像篆书，细看每个字，都与篆书不相合。放下不提它。这种类型的作品，还能见于一些碑额和铜器铭文，当然，还包括许多印章上的文字。
[文字为：“光和七年（184年）岁在甲子造十月卅日作审是宜用牢。”]
篆书在东汉碑额中风格表现的更为丰富。由于碑额的字较大，刻得也很精细，故其笔法变化十分清晰。《孔宙碑》题额和《华山庙碑》题额充分表现出毛笔的柔软性，将碑刻中较为单一无变化的篆书用笔，刻成有提按变化，使之姿态丰富，委婉而华美。
《尹宙碑》题额，《三老掾赵宽碑》《郑季宣碑阴》题额结体皆上敛下舒，垂笔中截丰满，结尾出锋尖细，清峻飘逸，即所谓的“例薤书”。
清代胡澍、徐三庚的篆书就是从此而来（当然，他们的书法还有《天发神谶碑》的意味，这一点，看徐三庚的篆刻就可以知道了）。
《西狭颂》“惠安西表”四字和《韩仁铭》题额用笔舒畅流便，转折处化圆为方，结体沉稳而生动，显得典雅安闲，是汉篆中上乘之作。
《张迁碑》题额则是汉篆中的奇品，此书钳就要是汉代题写殿台宫观匾榜的署书。汉时笔较小，写匾榜须将笔画蟠曲以增其大。《张迁碑》题额笔画瘦硬，粗细如一，可见其笔不大，而笔势起伏曲伸，如龙行虎步，结体亦茂密诡奇，变幻莫测，堪称杰作，清代黄牧甫曾仿其风格创作篆刻作品，亦是精品。
其他如《郑固碑》题额之潇洒、《鲜于璜碑》题额之劲拔、《白石神君碑》题额之沉厚、《王舍人碑》题额之清刚，都是各具一格之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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