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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底，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以后，赶到广西去参加解放全广西的战役。这天，本来想赶到兴安宿营，但车子来不及，便在临江的一个镇子上停下来。我向老板打听这里是什么地方，老板回答说：“界首”。 啊！界首！这是多么熟悉的地方呀！恰巧是在15年以前，我们曾经在这一带进行过艰苦的战斗，粉碎了敌人企图全歼我中央红军的阴谋，撕开了敌人苦心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我们掩埋了烈士的尸体，告别了伤残的战友，就在这个镇子西头的渡口上，踏着用美孚油桶搭成的浮桥，跨过湘江，继续走上长征的道路。 当晚，我立即找到几位年长的老乡，谈起了当年。这些老乡们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红军战斗、渡江的情景。这时，正是刚刚进行了衡宝战役和解放桂林以后。我们一道从今天的胜利谈到过去的日子。一位老人很有风趣地说：“当年反动派中央军、广西军几十万人，围着你们打，也没有消灭你们；现在，你们一下子消灭了他们，打到他们老窝去了'。 是的，经过10多年的艰苦斗争，我们胜利了。 这一夜，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人睡。这偶然的历史的巧合，把我又带回了当年掩护党中央渡湘江的战场上， 1934年11月末，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以后，正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湘水兼程前进。因为敌人早已发现了我军西进的意图，利用湘江这条天然障碍，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左右有桂敌湘敌夹击，后有5次“围剿'中的中央军主力和广东军队的尾击，企图在全州、兴安、灌阳之间一举消灭我们。情势是十分危急的，我们必须打过江去！ 行至文市附近，部队经过半日休息之后，正准备继续前进，译电员走过来，递给我一份电报。电报是军团发来的，命令我们师)的14、15两团(13团调归军团直接指挥)，立即行动，赶赴灌阳的新墟附近，阻击广西军，保证整个野战军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机关纵队过江。电文的语句象钢铁铸成的：“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至4天！” 任务是艰巨的。就在道旁，我打开了地图，借着手电的亮光，找到了阻击位置，当即向部队下达了命令：部队行进方向转向西南，以急行军向新墟前进 下午4点多钟，我们赶到了预定的地点。显然敌人是掉队了，我们比敌人先到达了这里。派出了侦察警戒以后，我和师政治委员钟赤兵同志、参谋长胡震同志及两个团的指挥员、政治委员来到原定阵地上。这里，离湘江约有七、八十里路。一条通往灌阳的公路正在我们面前通过。这是敌人进逼江岸的必经之路。公路两侧则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紧紧地扼住公路的道口。时间已是深秋了，公路两侧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没有脱落，满山的松树和簇簇的灌木丛，约有一人深，刚好成了隐蔽部队的场所。但是这个地形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从背后的新城直到江岸，就是一片大平川，无险可守了。我们把部队布置如下：15团在左翼，14团在右翼，师的指挥所就在离前沿二三里路的地方。还有临时归我指挥的、武亭同志带领的军委“红星”炮兵营，也配置了适当的地方。 刚刚布置好，侦察员送来了报告，敌人是广西军队第7军的两个师，由夏威率领，离这里已经不远了。以现有的两个团来对付敌人的两个师，兵力的悬殊是很明显的。而且，我们的部队经过1个多月的长途连续行军，部队减员很大，也很疲劳。更重要的是，从这里到新墟只有十二三里路，又没有工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估计坚持两三天有把握，4天就有困难了。但是部队的情绪还是高涨的，我和师政治委员十分信赖我们的战士们：为了打击敌人，为了党中央的兄弟部队的安全，他们会做出奇迹来的。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参谋长胡震同志。他正对着地图出神，显然也是想着同样的问题。听了我的话，他把拳头往桌子上一砸：“让他们来吧，只要有1个人，就不让他们到新墟！” 他的信心也有力地感染了我。我们一道给军团首长起草了一份电报：保证完成任务！ 一切准备就绪，敌人也赶到了。敌人的企图是十分明显的，他们正沿着大路急进，想快些赶到新墟，来控制我们渡河前进的左翼。但是却被我们这只铁拳头迎头挡住了。 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敌人在猛烈的炮火机枪掩护下，向我们的前沿阵地猛扑。我走出指挥所，站在1个山头上向前沿阵地观察。指挥所离前沿不过3里路，在望远镜里一切都清清楚楚：敌人的排炮向我们前沿猛击。一时，卧在临时工事里的战士们全被烟尘遮住，看不见了。敌人整营整连暴露地向前沿冲击，越走越近。但是我们的前沿还是沉寂着，仿佛部队都被敌人的炮火杀伤完了。但是，当敌人前进到离我们只有几十米，突然腾起了一阵烟雾——我们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战士们像从土里钻出来似的，追着溃退下去的敌人的屁股射击。“红星”炮兵营的炮弹也在敌群中炸开了。敌人的冲击垮下去了。这个情景使我想到不久以前我们师所进行的高虎脑战斗。那时，我们的战士们也是这样杀伤敌人的。从敌人溃退的情况来看，我们给敌人的杀伤是不小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事，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扫射下，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第1天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过去了。从第2天拂晓起，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冲击，并以小部队迂回我们。 情况越来越紧张。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全部战士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 伤亡增多了。一列列的伤员从我们身旁抬到后面去。 14团报告：团政治委员负了伤。 15团参谋长何德全同志来电话：团长、政治委员负伤，两个营长牺牲，全团伤亡约500余人。团、营指挥员有这样多的伤亡，部队的伤亡是可以想见的。而在当时各团人数并不充实的情况下，一个团伤亡五六百人，也说明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不小。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部队还在顽强地坚持着。 这时，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后面的情况：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 “'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 “'红星'纵队先头已开始渡江。” 几乎每1份电报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是繁重的，稍一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但我也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后方机关是太庞大了，从第2次反“围剿”防御失败以后，仓卒地转人长征，又不好好地精简组织，坛坛罐罐什么都带上，使得我们的行动迟缓，有些能够摆脱的形势也摆脱不了，不能主动歼敌不说，现在还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掩护这庞大的机构转移。我不由得暗自希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 我和钟政委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走到参谋长身边，告诉了他各团的情况。 “15团团长白志文负伤了，政治委员罗元发也负伤了”。我说：“你去负责，组织他们顶住。在黄昏以前，1个阵地也不能失掉！” 他严肃地点点头，没有说什么。我知道，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接着抓起电话，找14团的黄冕昌团长。我要他适当收缩一下兵力，把团的指挥所转移到我们师指挥所位置上来。 敌人的机枪、炮火已经打到师指挥所旁边来了。黄团长冒着弹雨来到我这里。他刚来到，15团就来了电话：他们报告，师参谋长胡震同志牺牲了。他是在刚才反击敌人的一次攻击中指挥战斗时牺牲的。 我手捏着电话机愣了好大一会。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才这么短的时间，他就牺牲了。胡震同志到这师里还不久，但我们相识却很久了。早在瑞金红校学习时，我们就在一起。他年轻、勇敢，指挥上也有一套办法。但是，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了。 我硬压住自己痛苦的心情，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钟政委，也告诉了黄团长。接着，向他谈了谈中央纵队渡江的情况，并严肃地交代他： “无论如何不能后退。”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战斗开始时，胡震同志用那响亮的湖南口音说过的话，我重复了它一句：“只要有1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墟！” 可是，当我刚刚到达新的师指挥所时，又接到了报告：黄冕昌同志也牺牲了。 这时已是下午。我们已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现在两个团的团长、政治委员都已牺牲或负伤了，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了，负伤的战士们还不断地被抬下来。但是，我们是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我们的战士在“保卫党中央”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伤亡的指挥员有人自动代理了，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们越来越多……我们以拚死的战斗，坚持着第3天更险恶的局面，阵地仍然是我们的。敌人被拦在这几平方里的山头面前，不能前进！ 下午4点多钟，接到了军团的电报：中央纵队已突过了湘江，正向龙胜前进，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军团命令我们把防务移交给6师，部队迅速过江。 我把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我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紧紧握住钟政委的手： “好，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过江去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我一面等待着6师的到来，一面向部队发出了准备撤退的命令。 事情已经过了许多年，仍然不能磨灭我对于这次战斗的深刻印象：无论敌人何等的凶恶、强大，要想消灭革命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能的。我也不能忘记“左”倾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错误，由于他们惊惶失措的逃跑主义。在这样大的战略转移中，不能主动灵活地歼灭敌人，行动迟缓，只以消极的防御作战来被动应付，致使我们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我更不能忘记那些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革命胜利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以自己的胸膛阻住敌人，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烈士们永垂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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