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历史回顾——外戚与宦官（一）

广州玉 2023-02-07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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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出师表》有云：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该论述表明将大汉王朝推向历史深渊的是汉桓帝与汉灵帝两代帝王，而他们采用的方法则是亲小人，远贤臣。这个论调是目前普遍认可的，在此不做争论。本文的重点是了解这个所谓的小人——外戚与宦官。二者交替专权，形成了一个难以破解的怪圈，两汉四百年的基业（关于两汉是继承关系还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王朝也存在争议）就是被这个循环不止的怪圈渐渐削弱、瓦解，继而走向崩溃。

西汉的外戚专权

外戚：帝王的母族与妻族

自大禹传位于启，带有选举性质的禅让制改为了父传子的世袭君主制，公天下转变为家天下。此后，历代帝王大多出自开国君主一系，无论是父死子继还是兄终弟及，其继承人的范围都不大，君主的贤愚难以把控，治乱兴衰，改朝换代，循环往复的历史周期律应运而生，外戚干政则是这一现象的衍生状态之一。

由于医疗水平的限制，古代的君主世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幼主继位的局面。而为了稳固朝堂，保住江山社稷，外戚不得不走上台前，借助君权的力量，震慑群臣，扶保幼主，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

外戚辅政本是幼主登基时期的最优解，毕竟亲戚比之外臣更值得信任。然而当品尝过绝对权力的滋味后，外戚群体自然而然地就迷失了本心，甘愿沉沦其中，无法自拔，辅政也就进化成了专权，帝王成为了傀儡。秦宣太后芈月主政便是先秦时期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

秦始皇本人就深受外戚干政的影响（母后赵姬先是与权相吕不韦私通干政，后与嫪毐媾和发动叛乱），所以在一统华夏后，建立了更为明确地皇位继承制度，并拒绝立后，朝中无外戚，算是对根除外戚专政的一次尝试。只可惜，秦朝立国太短，无法验证这一方法的有效性。

刘邦建立汉朝后，吕雉成为华夏历史上第一个皇后。汉承秦制，并结合周代宗法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继承人的范围被进一步缩小。

刘邦死后，十六岁的嫡长子刘盈继位，太后吕雉以其年幼为由，强势辅政，对皇权多加干涉，并残害情敌与政敌戚夫人，给刘盈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创伤，导致其二十四岁便英年早逝。

刘盈死后，诸子年幼，吕后临朝称制，宗族子弟相继进入朝堂，开启了两汉外戚专政的先河。吕雉死后，周勃、陈平等人翦除诸吕之乱，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外戚专政的问题。

西汉时期，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主要集中在官僚集团、诸侯王与皇权的矛盾。这其中诸侯王无疑是最为强横且对皇权威胁最大的一股势力，官僚集团无法与之抗衡，必须引入新的势力，建立三方争斗的政治格局。于是，依托于皇权而生的外戚势力便被扶持了起来，相比于诸侯王，外戚更值得信赖，也更容易把控。三角关系的建立使皇权可以居中调和，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加强中央集权最为有效的一项重要措施。

所以在诸吕之乱后，外戚势力不仅没有被铲除，反而继续受到帝王的信赖和重用。文帝、景帝时期，薄氏、窦氏等外戚势力多有参与朝政，但因为两个皇帝都是成年登基，所以并未出现外戚干政的局面。

然而，在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西汉的政治格局悄然发生了变化。诸侯王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外戚与官僚集团则逐渐强势，与皇权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

武帝即位后，以窦太皇太后与王太后为首的外戚势力在朝中影响力甚巨，武帝本欲推行儒学改革（积极进取，行法制，施仁政），以强化中央集权，但遭到了崇尚黄老之学（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窦太皇太后的强力阻挠，最终改革失败。直到窦太皇太后去世后，武帝才得以真正掌控朝堂，他的雄才伟略终于得以施展。

武帝时期最强外戚为卫氏，其代表人物便是大将军卫青与其外甥冠军侯霍去病，他们不仅没有擅权干政，反而忠诚贯彻武帝的核心思想，驱除胡虏，为大汉帝国开疆拓土，扬强汉天威于域外，其功业彪炳千秋，万世景仰。

汉武帝晚年，为了避免吕后、窦太后强势干政的故事重演，遂大肆诛杀后妃，试图根除后宫干政的隐患。然而幼子刘弗陵年仅八岁，根本无力掌控朝政，于是汉武帝便又托孤于外戚霍光（霍去病的异母弟），并安排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人协助，以防止霍光专权。外戚辅政也自此成为定制。

汉武帝时期，通过内外朝制度削弱了官僚集团的力量，通过推恩令彻底解决了诸侯王的隐患，但在根除外戚干政这个顽疾上，他并没能找到有效的办法。

武帝死后，霍光仅用数年时间，便扫灭了一切阻止他登上权力巅峰的拦路石，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强横的权臣之一，甚至做出了废立皇帝的举动，是历代权臣的心中偶像。霍光死后极尽哀荣，但其后人却因不满皇权的压制而造反，终致族灭。

霍氏之后，外戚势力依旧占据朝堂。西汉后期，王政君（汉元帝刘奭的皇后，活了84岁，辅佐了四代帝王，尽管中间曾被其他外戚夺权，但最终还是她笑到了最后）临朝称制后，侄子王莽把持朝政，大权独揽，最终篡汉自立，建立新朝，将西汉覆灭（王政君打死也想不到自己的侄子野心这么大，二人还为此爆发了剧烈冲突，但已经于事无补）。

东汉外戚与宦官交替秉政的原因

王莽托古改制后，新朝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很快便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绿林赤眉大起义，刘氏没落宗亲刘秀趁乱起事，最终依靠豪强地主的支持取得了天下，延续汉统，建立了东汉王朝。

刘秀登基之初，豪强地主在功臣身份的加持下，势力强横，对皇权造成威胁。为了稳固地位，刘秀采取了与功臣集团联姻的举措，将皇权与功臣家族权利绑定，双方休戚与共。此举虽然极大巩固了刘氏皇族的统治地位，但却造就了豪强、功臣、外戚、官僚四位一体的权力怪兽。

刘秀当然知道这个隐患的可怕之处，因此在他执政期间，相继出台了多项举措以防止外戚干政的局面出现，并明令外戚不得封侯当政，甚至通过度田之法，来削弱豪强地主的经济基础（然并卵）。

刘秀死后，29岁的四子刘庄（母亲阴丽华）即位，是为汉明帝，同样对外戚势力严加防范。

明帝去世后，19岁的五子刘炟（音达）即位，是为汉章帝，他一改父祖严防外戚的政策，对皇后窦氏一门多有纵容，窦皇后独霸后宫，窦氏已逝的父亲被追封为侯爵（刘秀很郁闷，后代太不听话了），哥哥窦宪权倾朝野。章帝死后，10岁的四子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窦太后临朝称制，多么熟悉的场景，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汉和帝之前的三位皇帝皆是壮年登基，没有给予外戚干政的机会。但自汉和帝开始，东汉的历任皇帝似是遭到了诅咒，几乎个个早夭。这就导致每一任承继法统者皆为小儿，其中最大的不过十五岁，最小的仅百天。一个个青春亮丽的小皇后，在最好的年纪纷纷做了寡居的太后，扶保年幼的皇子登基，以延续刘氏的江山社稷。

身为女性，太后们与外臣交往多有不便，于是便重用娘家的父兄们，让他们协助理政。这些人本就是豪强地主出身，势力强横，如今又有皇权加持，官僚集团根本无力抗拒，甚至多有依附，东汉的外戚干政现象自此登上历史舞台，并愈演愈烈，窦氏、邓氏、阎氏、梁氏、何氏轮番登场，上演了一幕幕争权夺利的闹剧，外戚干政彻底成为东汉政治生态中的一颗无法根治的毒瘤。

大权旁落，皇帝岂能甘心。为了夺回自己的权力，他们便拉拢身边的心腹宦官，这些人自幼伴其左右，悉心照顾，双方既是君臣亦是家人，信任度无可比拟。在宦官们的精心谋划下，外戚势力被成功扳倒。皇帝亲政后，对夺权有功的宦官加以重用，于是宦官干政的现象便应运而生，成为东汉政治生态中的另一颗无法根除的毒瘤。

皇帝夭亡后，幼子登基，宦官因身份卑贱，无辅政之权，外戚势力便再度卷土重来。如此循环往复的权力更迭，形成了东汉王朝独特的政治生态——外戚与宦官交替秉政。

宦官集团崛起的原因

宦官起初并非特指阉人，它是指在皇宫中为皇帝及皇族服务的官员的总称。先秦和西汉时期，宦官之中还有士人存在。后来为杜绝后宫乱象，宦官中阉人的比重日渐增大，及至东汉建立，刘秀直接规定：宦官皆用阉人。

汉武帝时期，设立内外朝以削弱相权，由侍中、常侍（中常侍简称）、给事中等组成的内朝成为中枢决策机构，由丞相领导的外朝则成为执行机构。

内朝官员品级低，职权大，多由皇帝近臣充当，易掌控，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而常年伺候皇帝的宦官们也开始以中书宦官（机密事务上奏）的身份进入权力中枢，逐渐形成政治势力，并与官僚集团的利益产生矛盾，出现了最早的内廷与外朝冲突。

内朝诸官中，中常侍一职属于加官（可理解为本职之外的兼职），只要加中常侍衔便可出入宫中，随侍皇帝左右。西汉时期，加中常侍衔者皆为士人，且为皇帝宠臣。

刘秀建东汉后，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不设丞相，改设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三公分相权起自西汉），同时借鉴汉武帝的内外朝制度，设立尚书台，成为朝廷中枢，号称中台，直接听命于皇帝，掌决策权，三公自此成为虚职。以三公为首的官僚集团成为了尚书台所发布政令的执行机构，皇权得到高度集中。这给依附于皇权的宦官提供了专权的便利。

刘秀时期，中常侍已非加官，而是成了拥有具体职司的要职。起初，依旧是由士人担任。后来邓太后临朝称制，因与朝廷公卿交往不便，遂改为由阉人充任，并成为定制。

中常侍能上达天听，掌诏令，权力极大，成为权阉必备职位。中常侍名额不定，可由多人共同担任，而随着宦官集团势力的日渐做大，中常侍数量也不断增加，及至臭名昭著的十常侍时期，已经达到了十二人（十常侍不是十个人，是十二个人，皆为中常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