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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词的沉默的地平线:“隐匿的汉语之光——中国当代诗人研究集”分享会实录

 置身于宁静 2023-02-08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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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周瓒
与会者:张桃洲、敬文东、张光昕、西渡、姜涛、冷霜、臧棣、吴情水
时间、地点:2020年12月19日,北京雍和书庭 
 
周瓒感谢朋友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的下午光临雍和书庭,参加“隐匿的汉语之光——中国当代诗人研究集”第一辑分享会。这次活动聚集了这套丛书的主编、分卷编者、编选对象和论文作者,很难得。我们先从丛书主编之一的张桃洲教授开始吧,请介绍一下策划和主持这套“中国当代诗人研究集”丛书的经过。
 
张桃洲:谢谢周瓒的主持,谢谢雍和书庭提供宝贵的地方。其实这套书的想法比较早,大概在2016年,王东东刚去河南师范大学任教,他们成立了一个华语诗学研究中心。我们当时聊起来,感到关于现代诗人的研究比较充分,已经出版了很多诗人研究资料集;而当代诗人,如已故的昌耀、骆一禾、戈麦等,再加上身边一些活跃的优秀诗人,如臧棣、西渡、朱朱等,零星出现在各种报刊上的研究成果算是比较多了,但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当时我们就感到,将这些诗人的研究资料分别汇编成册出版,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于是当时我们初步拟订了一个诗人名单(包括已故的和在世的),总共有十多个人,打算先分为两辑,后面再慢慢增补:研究资料整理起来比较顺手、成果规模相对成型的放在第一辑;有些需要下功夫搜集资料的(如骆一禾、戈麦)放在第二辑。两辑的编选工作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我们邀请了多位各有专长的研究者参与进来(比如敬文东对钟鸣素有研究,就请他编选钟鸣那一本)。有的诗人的研究成果很多,比如多多,仅硕士学位论文就有多篇、字数规模较为庞大,这里面就存在一个如何遴选的问题。我们的基本想法是,这套书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而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精选。比如在编朱朱这本的过程中,我发现研究成果累积起来大概有三十万字左右,不过其中有些文章写的过于刻板(一种失败的“学院化”),或者理解朱朱的诗歌有些偏差,就觉得并不合适收入,所以最终保留了二十万字左右。

这套书的编选工作从2016年下半年动议,2017年初正式启动并制订方案、跟出版社洽谈,随后陆续将书稿交给了出版社。我们当时以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套书应该在2018年上半年可以出来。我们起先联系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我有一位研究生毕业后去了那儿工作,她对这套书很感兴趣,认为出版后可以成为该社的一个品牌,因为我们所选的诗人的重要性、独特性毋庸置疑,这套书面世后应该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所以双方的意见一致、能共同促成这套书的出版。2017年的出版环境还算比较宽松,不过慢慢地出版气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审稿流程渐渐变得复杂起来,书稿审查环节经历了整整一年。2018年上半年这套书没能如期面世,捱到下半年,我提出换一家出版社,于是全部书稿转到了华文出版社。该社的总编辑据说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懂得这些诗人的价值和分量,表示支持这套书的出版。但没想到的是,由于受大的出版环境的影响,这套书里的每一篇文章仍然受到了严苛的审查,很多细节问题被提出来了,最后出版社给每一本书列了一份详细的清单:哪些篇目是要拿掉的、哪些段落是要删除的,哪些字句是要替换的……我看到清单后很惊讶,觉得如果照这样删改的话,七零八落的出来会比较难看。经过与出版社的反复磋商,结果是保留了一些较为重要的篇目和段落,有些他们认为敏感的字眼,还是不得不删改了,在这过程中双方都作了让步。终于在2019年夏天出了第一辑的前三本,这三本出来后我们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第一辑后面三本的过程更加复杂、艰难一些,我没料到张枣这本会那么费劲,而钟鸣这本删改得最多,留下的遗憾也最大。今年又遇到了疫情,出版一再被延迟。到后来,我们几乎只剩下了一个念头就是,将这套书出版出来,就算把这件事完成了。

现在,这套书第一辑的六本终于出齐了,先后历经四年多时间,其间的甘苦确实一言难尽。当然要感谢的朋友也很多,特别是几位朋友充满耐性、齐心协力地做完了这件事。我们私下认为这套书可以说展示了中国当代诗歌非常活跃、非常坚实的一部分诗人得到探究的情形,代表了当代诗歌研究的一种成就。第一辑前三本出来后,有朋友看到了这套书的诗人名单就问我,为什么选了这几位诗人而没有选其他诗人,这个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的“编选说明”里有所解释。我想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的选择取向里包含了一种对当代诗歌历史和成就的认知,我们并非想通过选择诗人来重新规划诗歌历史的面貌和走向,而只是表明我们自己对当代诗歌的一种理解和态度,我们选择的是我们认为对当代诗歌十分重要的诗人,其间难免有一定的主观性。我们的意图只是发出一种声音,却不是一种独断的声音。不难看到,在当前繁复的语境里,有各种各样对诗人进行评价的规则和态度(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这些驳杂的意见的共存是一种正常现象。我们坚持自己的发声,也许比较微弱,但希望在种种嘈杂的语声中留存下来,区分于其他声音。正如我们在“编选说明”里所说,我们试图越过那些表面的标签(一位诗人是什么身份、获了什么奖啊、出了多少本诗集都不重要),去关注和检视一位诗人的作品经受时间淘洗与磨砺之后留下来的东西。例如第一辑里的钟鸣、王小妮,我们重视的是他们在当代诗歌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独特位置。坦率地说我本人至今跟他们两位都没有打过交道,也没有他们的任何联系方式,但这些并不妨碍我基于我自己的评判、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们诗歌的敬重——当然这也许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了我们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见解和诉求。总之,我们不是要通过这套书建立一种秩序,因为任何为当代诗歌建立秩序的企图都是虚妄的,当代诗歌本身是一个非常纷乱的场域,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在这场域里划出一块领地,展示一块块诗歌的磐石,我们希望潮来潮去,那些诗歌磐石不为潮流所动,经得住时间的汰洗和磨砺,闪耀长久的光辉。这就是我们编这套书的初衷。
 
周瓒谢谢桃洲老师,换出版社、删改文稿的妥协,让人体会到编辑与出版过程中你们的艰辛与无奈。如桃洲老师所言,“构建当代诗歌的秩序”并不是“中国当代诗人研究集”的目标,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学者、批评家们的努力,传达一种他们的声音,这个声音不独断,但其重视诗歌艺术的积淀,观念与技艺的传承。张桃洲老师很谦虚,刚才没有谈到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学者多是清贫的,而张桃洲老师将自己的科研基金投入了这套书的出版,这一点非常令人钦佩。下面请编者敬文东和张光昕两位老师谈谈在编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趣事。
 
敬文东:我编书的过程很简单,没有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出版一本书的艰辛,桃洲很有一种湖北人的“犟”劲儿,他们在委屈自己的过程中成全了这样一件好事,很值得钦佩。我自己在编书的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仅耗时几天就编完了。之所以选择编这本书,是因为我怀有自己的特殊情感,我在编选完成后还写过一个比较平实而动情的“编者序”,但为了统一于书目的编排,最终把它删掉了。钟鸣是一个长期被遗忘的诗人,桃洲他们把钟鸣选在这套书里,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基于我20余年对于钟鸣的长期关注,在我心里面,钟鸣是一个很棒的大诗人,虽然写诗在他的所有工作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我们仍然应该重视他的诗歌。他的随笔也属于少数几个写得最好的,也应该慢慢得到我们的注意。再说“秩序”的问题,我觉得“文学史的秩序”取决于秩序本身的历史。我编选这本书的过程很快乐,因为这本书里面有一半的文章是我和我的学生写的(笑),另外还有我的一帮朋友写的,像亲友团(笑)。我认为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知音”传统,很多作品只是写给少数几个知音看,为少数的知音理解,与少数的知音获得共鸣,如此而已。我们这些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这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否则不可能走到一块儿。下面我把时间留给光昕。
 
张光昕很感谢桃洲老师邀请我参与这套书的编选工作。这项工作启动于2016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那时我刚工作一年,对它怀有很大的兴奋感,因为参编的人选都是我非常信赖的同行师长和朋友,他们本人在诗歌写作和批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都是非常优秀乃至于卓越的,参与到这个工作中,相信一定是意义非凡的。后来这套书出版流程上屡屡受阻,转眼四年过去了,直到今年才出齐第一辑的六册。桃洲老师给我安排的任务是编两本女诗人的研究集——王小妮和池凌云(2021年即出)——整个编选过程也都很顺利。王小妮是从朦胧诗一代直到今天,都是一直活跃在写作现场的重要诗人,沉静而独立,在当代诗的写作上有着独特的价值。遗憾的是,多年来并没有出现一本关于她的研究文集。《王小妮研究集》出版于2019年9月,但到了今年四月份,王小妮在微博上遭遇到网络暴力,对她的声誉造成很大伤害。那时我们还在担心,如果放在那个敏感时期,书可能就出不来了。这本书其实我四年前就编好了,但真正难缠的,是将稿子交给出版社后而遭遇的问题,这甚至可以理解为编选者跟责任编辑和出版方不断争辩甚至“搏斗”的过程。

除了我编的这本之外,今天我还特别想谈谈《钟鸣研究集》。我帮助敬文东老师来处理这本书的后期事宜,对这个过程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编辑给我快递来一份初校稿,提出了许多让编选者不太能接受的修改意见。在那一叠初校稿里,编辑似乎无意间放入了一份该书的初审报告。我不知道这份材料该不该给编者看,但它的确很有意思,是从出版方角度给出的审查意见,而且信息量很大。里面包括了对丛书主编、分册主编、研究对象的身份审查,以及对书籍内容上现存问题分门别类的罗列,极为详尽,给出的审查意见也很坚决。其中,初校结论中包含了这样的意见,在这里蜻蜓点水地展示几处,作为一种现象来讨论,也不算泄露这个行业的秘密:比如,里面提到书中的文章都是早期文章,与现在的出版要求有悖,尽管是公开发表的,但单篇文章不引起注意,全部集中在一起不可以,故删除部分段落。最后一篇文章,后半部分与当下主流观点有悖,建议删除后半部分。此外,复审意见也出现在这份材料中,其中提到:钟鸣在当代诗坛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书稿整体质量较好,初审很认真;复审在初审阶段,已经对于本书的审读做了指导,就是只谈“诗歌价值”,尽量少触及政治。复审通读全书,认为作为现代诗人,难免会触及当代社会,因此建议删除当代的政治部分。XXX页有“黑太阳”和“灰色太阳”的词语,而且谈的是苏联的曼德尔斯塔姆,此人因为讽刺斯大林被捕。因此本书提高此人的部分,复审全部画出,需删除。过度解读80年代是唯利是图的年代,有否定改革的一面……后面还提到很多细节,这里就不一一展示了。

前些年,我们公开出版一本书,最后的审校过程都不会让作者或编者花很大的力气,但这套书却经历了一些特别的艰难和障碍。在第一辑的六册里,《钟鸣研究集》是最薄的一本,因为被删得太多太破碎了,有点营养不良的样子。但我们作为亲历者,一定要记住在我们的出版史上存在过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曾经编选过一类特殊的书,它们需要若干年后借助不断的“还原”和“考古”才能成为它们本来的样子。这套书的初衷很单纯,就是给研究者提供一份信得过的参考资料。当我们有深度研究那些诗人的需求时,当我们苦于搜集资料的同时要应对更多垃圾的困扰时,这套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为我们率先清理了垃圾。众所周知,当代诗坛产生了大量的平行时空,每天都会组织各种各样的诗歌活动,有纷至沓来的诗歌出版物,更有各种各样的诗人群体和圈子同时发声,然而他们心中的核心诗歌观念却大相径庭。我们今天在这套书中展示的诗人,在今天这个环境里,显得谦逊而内敛,但创造力巨大。离开这批诗人,中国当代诗坛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所以我们还是要公正地给出我们的意见,将他们的诗歌写作引向一种积极的价值判断,让他们身上的“隐匿之光”自行显现。正如桃洲老师提到“磐石”这个形象,这批诗人在他们各自的诗歌中追求一种类似于真理性的东西,或者至少成为我们追求真理的踏脚石,可以帮助我们朝那里走去。
 
敬文东:我觉得这套书首先表达了一种态度。我和桃洲说过,不管删到什么样子,我们都要出版出来,就算七零八落,只剩20页,也要表明我们对钟鸣的态度,对诗歌写法的态度。
 
周瓒两位编者与出版社编辑的“博弈”过程,很触动人,有点悲壮的意味。谈到丛书所选择的这些诗人,要深入研究他们,我们需要既了解他们的诗歌达到的艺术高度,也熟悉他们写作生涯的整体和阶段特征。这样的认识只有借助像“中国当代诗人研究集”丛书才能获得。这套书不仅内容丰富、扎实,而且与我们通常看到的学术书籍很不相同,其装帧设计也很精美、新颖。
 
张桃洲:这本书的设计是一位在业界很有名的书籍装帧设计者,曾获得过“中国最美图书”奖。最初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和设计者提出的建议是,我们的研究集不是一本论文汇编,设计时仅对里面的论文进行简单编排就可以了,而是要体现出对每一位被研究的诗人和当代诗歌本身的认识。他们的想法有点玄妙,包括目录里论文的分辑、小标题的设置和各个部分之间的衔接等都非常讲究,并且刻意隐去了每篇文章的作者,这些都跟平时见到的研究著作、论文集有所不同。这是设计师的风格,我们予以了尊重。
 
周瓒原来如此。听你这么一解释,我明白了装帧设计者超乎寻常的用心,这些元素也构成了本套丛书这个大文本的一部分,显示了它的独特性。现在,请这套书的被编选者之一,诗人西渡谈一谈他的感受。
 
西渡:文东的态度特别正。辛劳和委屈,这好像不只是某一本书、某一套书面临的问题,而是现阶段图书出版共同面临的问题。每本书,编辑都会按照政策要求提出大量的修改意见,这些意见有的有道理,很多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状态。作为被选入这套丛书的写作者,首先当然要感谢主编、编者的厚爱。从我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桃洲刚才说的是真话,编谁不编谁是带有偶然性的,有的跟主编很熟,有的完全不熟,完全没见过面。我跟桃洲很熟,占了点便宜(笑)。我的书为什么能先出呢,其实就是因为我的研究资料不是那么丰富,编选工作相对没有那么烦难。对我来说,诗歌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所带来的友谊。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麦芒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诗歌的友谊》。我觉得诗歌的友谊是非常可贵的。诗歌是我的友谊之媒,我最好的朋友都因诗而订交。这种友谊让我觉得在这个不安定的世界上还有一些可靠的、实在的东西。

这套书对当代诗歌研究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1970年代末以来的当代诗歌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很多的重要作品包括批评、研究文章是通过民刊发表的。这些民刊当年印数极少,流传不广,保存极少;之前图书馆不收,数字化更是遥遥无期。由于这种情况,即使是从事当代诗歌研究的业内人士,要见到一手资料也非常困难。几位编者花费大量心血收集原始资料,虽然有一些不完善之处——比如一些不必要的技术处理——但终究为研究者带来了很大便利。这一工作的开展相信一定会嘉惠于诗歌批评的从业者,推动当代诗歌的研究。当然,这个工作实际上刚刚起步。按照主编的想法,这个工作还会持续地做下去,我觉得特别值得期待。放眼整个新诗史,一些重要的现代诗人,其研究成果也没有这么集中的呈现。穆旦的研究资料在现代诗人中算是比较丰富的,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穆旦研究资料》,上下两巨册近千页。而像卞之琳这样的诗人,迄今没有比较完备的研究资料集问世。这套书成规模地,整体地呈现当代诗歌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弥足珍贵。

1980年代初,谢冕、孙绍振几位老先生——当年他们实际上也就四十出头不到五十,比今天在座各位都年轻——为朦胧诗发声,诗歌和批评在短时期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但到了1980年代末,诗人和批评家们对诗歌的认识逐渐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肖开愚说批评落后诗歌创作一二十年;陈东东也表达了对批评的不满,认为只有诗人才能做好诗歌批评,“诗人包办一切”,诗人除了写诗,还要做诗歌编辑,自己出版刊物,最后连批评也由诗人自己包办了。90年代的诗人批评家现象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产生的。90年代的优秀诗人几乎都是优秀的批评家,一身而二任。收入这套书里的很多文章就出自这类诗人批评家之手。实际上,在现代诗的日历中,一种诗人和批评家身份重合的趋势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现代诗歌越来越专门化。如果一个文学批评家,对诗歌没有专门的兴趣,没有下过很深的功夫,他就很难进入到诗歌的内部,他对诗歌的发言往往是无效的。对这样的批评,诗人往往骄傲地撇一撇嘴。但这种诗人和批评家合一的现象不见得是一个好的趋势。伴随这一现象的,是现代诗越来越封闭,越来越难以跟社会、思想界、知识界发生互动,越来越“内卷”。诗歌的内卷加强了诗歌的专业化,拒绝了社会、公众对诗歌的参与。这种现象需要某种反省和调整。我们应该在专业化和开放性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但这个问题的出现也不能全怪诗人。过去来说,古典诗歌承担的功能非常多,诗歌就是一所学校。到现在,诗的很多功能已经被其他艺术所取代。它的叙事功能被小说取代,抒情的功能被流行歌曲取代,音乐的功能被专门的音乐取代,形象的功能先后被相机、电影、电视、手机取代。诗由此走上了它自己的专业化之路,就是在这些功能之外,无法被取代的功能。这个功能,一言以蔽之,就是语言的独特创造。作为语言艺术家的诗人们越来越关注语言本身给我们带来的特殊体验。这样一种专业化的趋势,也需要批评的专业化。80年代一些重要的批评家,他们对于诗歌的认知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对当下的诗歌做出准确的判断,给出有效的评议。洪子诚老师说要“重新学做一个读者”,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都有重新学做一个读者的任务。面对年轻一代的诗人,我们的储藏也会变得贫乏,我们的感觉也在钝化。与其信口雌黄,不如虚心学做一个读者。我希望自己也能像洪老师一样,不断地重新学习做一个读者,重新调整自己汲取诗歌新知的能力。
 
张桃洲:诗人的入选跟我们与他们的亲疏关系不大(笑)。前面说过,我们遴选诗人过程中虽然经过了深思熟虑,但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带有一定个人色彩,这种个人色彩可能让人觉得有一点“任性”——比如很多所谓的“当红”诗人被我们直接“无视”。刚刚文东特别强调当代诗歌的“知音”传统,确实是这样的,研究者只有与诗人产生了一种认知上的深度契合和对他们写作意识的深切共鸣,才会去评判、研究他们的作品。他提到诗人的研究很多来自诗人自己的朋友,事实上这几乎是新诗研究的一个“惯例”。比如穆旦,他最初得到的评价和研究大多数出自他的友人,不过现在看来当年他那些朋友们写的文章仍然是站得住脚的、绕不开的研究文献。另外,西渡谈到了当前诗歌写作和研究的“内卷化”问题,我对此深有同感,我在其他场合表达过自己的看法:这种“内卷化”及其带来的危机也许并不限于诗歌本身,而是整个社会文化特别是其创造力化面临的大问题;当前诗歌有其热闹、喧嚣的一面,但我们应当看到这种热闹背后隐藏的诗歌创造力的贫弱,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
 
周瓒谢谢西渡的自谦与桃洲的自辩,不可否认,编者和入选者的相互认可是“知音”传统的当代延续。西渡老师对“诗人批评现象”的反思以及对前辈学者的尊重,让我看到了这种“知音”关系不仅在同辈人而且也在隔代学人之间存在着。以上几位老师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诗歌在当代的接受处境、诗歌批评与出版的现状等。接下来进行分享的是诗人、批评家姜涛、冷霜和臧棣,他们也属于这套书中评论文章的作者、编者与被选的诗人。先请姜涛老师谈一谈。
 
姜涛先要祝贺这套“委曲成全”丛书的出版。最初听说这套书的计划,我第一时间想起了80年代由许多出版单位和学术机构合作出版的一大套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研究资料,还有社团研究资料。那一大套书影响很大,之所以能不断出版,跟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那个时代,文学还处在中心位置,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刚刚完成了转型,变得更学科化、历史化和专业化了。这套诗人研究丛书的出版,从客观效果来讲,确实也会为后面的诗歌研究和批评提供一个很好的资料基础,但桃洲等朋友的立意,大概还不在这里,不是为了让当代诗研究更为学科化,而是要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包含特定旨趣的诗学视角,挖掘出“隐匿的汉语之光”。当然,丛书中编选的诗人不能说都是“隐匿”的,大多有很大的影响,但其中一些诗人在诗学上的意义还没有被完全阐发出来,比如朱朱、钟鸣,相信这套书的编选会有一种“水落石出”的效果,让当代诗歌坚实的努力呈现出来。

我主要说两点,首先是丛书的装帧风格,算是吐槽吧(笑)。对于我这种年纪的读者,这种风格有挑战性:一是封面色彩反差太小,标题等看不太清楚;二是目录有文章标题,没有作者的名字;三是页码隐秘,藏在中缝里,好像处处与读者为难。我想这可能就是“隐匿丛书”的隐匿风格吧,所有信息都是隐匿的,作者、页码等等(笑)。(张桃洲:封面设计与换出版社后印刷过程中的“偷工减料”有关。)这种阴差阳错的隐匿很有意思。

其次,我想说一下这套书的编选说明。这个说明应该是桃洲写的,篇幅不长,却微言大义,谈到了很多问题。比如谈到了要从新诗的百年历程中来看当代诗的位置,谈到了现代诗和当代诗的区别,以及当代诗的“当代性”问题。其实,所谓“当代性”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说实话,我却一直搞不太清这个概念的内涵。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或笼统指向当代的处境,也有人认为“当代性”是从当代艺术那里借鉴过来的,因为当代艺术非常强调对当代事件的呼应和对公共世界的介入。桃洲认为所谓的“当代性”并非与现代性无关,反而是从现代性中“生长”出来的,但“生长”的过程中,支撑“现代性”的某些社会历史条件却被抽空了,只剩下符号性的或者诗学表面的价值,而当这个价值被过度推展,会带来当代性的某种狭隘。在桃洲这里,“当代性”不是本质化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反思性视野。张枣在他著名的《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这篇文章中,也提到了现代诗和当代诗的差异,在他看来,差异就在于是否具有语言本体论意识,也就是是否具有“元诗”的意识。这个判断有些明快、简单,但我大体上是同意的。在现代时期,宽泛地讲,从五四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大部分诗人对“词和物”的关系是比较信任的,通过语言,个人能与历史建立一种相对透明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可能是冲突、矛盾的;但当代诗歌,按照张枣的逻辑,对于“词与物”的关系不再那么不信任了,当代诗人更强调语言对现实的构造能力,因为以往的文化秩序、政治秩序已经不被接受了,这发生在一个很大的历史社会变动过程中。然而张枣也谈到了,这种“元诗”意识的过度膨胀,也会带来一些危机,对于“词与物”关系的不断把玩,也会带来一种“内卷化”,造成一部分诗歌文化功能的萎缩。桃洲对“当代性”的理解,似乎和张枣的忧虑有一定的衔接性,桃洲把这种反思意识、问题意识拎出来,我觉得特别好。这套丛书中编选的几位诗人,也一定程度体现了这种“当代性”,或体现了对“现代性”的突破。比如在现代诗歌的传统中,诗与现实往往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用里尔克的话来说,就是“诗歌与生活保持古老的敌意”,西渡这些年就在提倡一种“幸福诗学”,他就认为在现代诗说“不”的光荣传统之外,也可以有一种正面的建构可能。再比如钟鸣,他很强调是诗歌写作在词语的胜利之外,对人性是否能有所改善,很强调语言背后的学养和对社会的理解力、洞察力。对于这套丛书的编者,我自己有一个期待,就是把这些“微言大义”更多地从正面阐释出来,在呈现隐匿的汉语之光的同时,也挖掘出那些隐匿的诗学线索。 

周瓒姜涛老师打开思路,从诗学建构的意义上,对这套丛书从总体上进行了深入的、前瞻性的肯定,他从论述诗歌的“当代性”问题切入,结合入选丛书的几位诗人,对“当代性”的反思特征进行评述,很有理论深度。下面请冷霜老师发言。
 
冷霜我记得艾略特在为一本诗选作的序言中说,一本好的诗选本身就是一种批评。在当下诗坛既热闹又混乱的场景里,这套当代诗人研究集通过对象的遴选和每本书具体的编选原则与尺度,可以说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批评。我很喜欢和认同这套研究集的编选方式,既有批评文章和研究性的论文,也选入了一些相关者的漫谈或回忆性质的随笔,显示出了一种丰富性。有的时候,后一种资料反而能给予读者和研究者更生动、对理解诗人更有帮助的信息。刚才桃洲说到,朱朱建议不要选那些过于学院化的文章,我理解这并非是说对于当代诗人所做的学术性研究没有价值,而是说诗歌研究有不同的类型,研究集所选的,是那些能够帮助我们更好、更深入地理解诗人及其写作本身的文章,它们既可以帮助关注具体诗人的读者,也对后来的研究者构成一种提醒,如何才能有效地进入一位诗人的世界。的确,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情形,对于某些优秀的诗人,长时间缺乏对他的有效的批评,今天诗歌研究也可能逐渐“内卷化”的状况下,也存在着看似相反的情形,批评并不是太少了,而是变得日益泛滥,有些批评或研究并没有起到揭示和烛照的作用,而是被一些与写作、批评或学术研究无关的逻辑所推动。深入的批评总是稀有的,就像穆旦,尽管今天对他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深入,但始终绕不过去的、放到今天看也仍然很有见地的,还是当年他的诗友唐湜、王佐良关于他的批评文章。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汇编式的研究集,而是文东说的那种“知音”式的研究集。另外,今天的研究已经进入数据库时代,数据库本身为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也容易带来一种幻觉,或构成一种霸权,让后来的研究者把数据库本身作为研究资料的边界,可是当代诗歌的传播和交流有其特殊性,有的批评或研究资料可能只出现于某些民刊、连续出版物或海外华文刊物里,特别是一些随笔式的批评,它们很多既没有被各种数据库所收录,也不能通过搜索引擎获得,如果不是持续关注某位诗人研究动态的研究者,就有可能并不了解它们的存在,而其中可能就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章。在这方面,我觉得这套当代诗人研究集是很有必要的,它所选入的这些诗人,创作上都已经跨越了很长的时间,有的诗人像多多、张枣、王小妮等,也已经被逐渐经典化,确实到了可以对既有的批评和研究进行搜集和整理工作的时候,它所做的遴选工作,对于读者和后来的研究者也会带来相当的便利。
 
周瓒感谢冷霜老师为我们提供的补充和阐释。之前文东提到一本集子里的文章基本是学生或朋友的,大概既是自豪又是自嘲吧,但冷霜老师给了我们非常重要且有说服力的理解。我也观察到,我们的研究生写文章多借助知网、百度文库等,但其实这些数据库里的内容并不完备,很多不知名的报刊和民间刊物上的论文都未被收进去,这套“中国当代诗人研究集”就收录了大量这类文章。下面我们请这套书的入选者,写作状态持续活跃的诗人、批评家臧棣谈谈他的看法。
 
臧棣:我觉得这套书对我来讲非常重要,桃洲和东东所作的这个工作在整个批评史里面都是开创性的,或者说及时补缺的工作。以前的诗歌研究主要面向有名望的或者老一辈的诗人,好像只有已经故去的或已经进入文学史的人才能成为被研究的对象;但这本书中研究的有一部分是还活着的诗人——这也是这套书非常有创意的一点。活着的诗人被这么尊重地对待,是需要一点底气的。之前的诗人好像只有在故去之后,才能被看清在文学史中所处的位置(只有“盖棺”,才能“定论”)。所以这套书从研究范式的开创上来讲极其重要。

从从事母语写作者的角度来说,词与物之间的,生命和汉语之间的最敏感的关系都反映在当代诗歌的创作里面。但在大众阅读文化里,当代诗歌的面目是非常晦暗、暧昧不清的。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比较重要的是,在世的诗人被一些落后的研究框架限定,好像非要等他们过世之后才能“盖棺定论”。而这套书在当代诗歌的共同体里面引发了一种共鸣,把零散的感觉强化起来。我快速翻了一遍,尽管里面很多文章以前都读过,但在一个集中的时空里面阅读,就更觉得这套书的重要性。这套书对研究者和普通的诗歌读者都是很有帮助的,这套书的编撰很艰难所以说桃洲是很有勇气、很了不起的。

这套书还有一种专业性在里面,这也是很了不起的。这套书的编者都是博士毕业,里面的范式的建立、专业的眼光等等,很多东西无形地划进了编选的体例中,都得到了无形地展现。我有一个感触,新诗的研究以前太依赖文学史的范式——诗人的重要性好像都要用历史的框架和尺度去筛选,之后才能把一些现象写出来。其实我觉得诗歌文化与诗歌写作还是应该以诗人为中心。以文学史为主轴的话,一个诗人生命本身的姿态和气息,融汇在生命里的那些带有诗歌精神的东西都会被简化甚至粗鄙化。现在对于很多诗人的描述,都是在诗歌史的脉络上进行评价,真正起到帮助我们认识当代汉语诗歌问题的,认识到它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纠结点在哪儿的这些部分,在文学史里面都只是很粗糙地被处理了。而这套书不同,在这套书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具体的诗人在诗歌的内部场域里进行写作的艰辛,认识一个诗人活生生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诗歌的阅读都要围绕一个诗人形象的建构(或者辩驳),这应该是诗歌文化的主轴。所以桃洲主持编辑这套丛书,为我们的诗歌文化在范式上做了一个调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以诗歌史为中心固然重要,但我们忽略了以诗人个体为中心的问题,忽略了诗人私人的问题。如果有这样一套书,通过有代表性的诗人,对他的生命历程的展示,他的诗人同行和后来的读者也能由此获得对自己的辨析、或者对诗歌的更清醒的认知,这是很好的。“诗人传”的传统是我们新诗文化里亟待建立的传统,但“资料汇编”的方式有点草率。

我唯一的吐槽是,这套书每一本的编者应该写一个有长度的前言,对研究现状做一个梳理,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再进一步查阅;也应该把所有相关的研究做一个目录,哪怕不选进来,用附录的方式展现出来,以展现编者的眼光。另外我认为“怎么编”的问题,不要问被编者,更考虑编者自己的想法。
 
周瓒臧棣老师赞赏了丛书策划者和编者独到的眼光:对活着的诗人(而非已经“盖棺定论”的诗人)做了研究整理;丛书不仅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同时也是普及性的资料汇编;此外,从批评的角度,他认为既往的诗人研究太注重文学史视角,缺少“传记色彩”的研究,而这套书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接下来,我们欢迎诗人、诗歌出版人吴情水先生谈一谈他的看法。
 
吴情水:这个活动叫“隐匿的汉语之光”,有一种一束光打着你不知所措的感觉。我很庆幸有这样一批老师、朋友总能牵动你继续跟诗歌发生关联。微光之处必有道路,可能这不仅是对诗歌创作以及诗歌批评研究出版,都有隐蔽光芒被带入的意味。道路是从深渊中而来,消隐不消失。文东老师说到部分作品入选“像亲友团”,我观察这些大多是兼备诗人和批评者的双重角色,我还是赞同桃洲老师所说诗人才能真正认识诗人的说法。大家也谈到批评的立场和诗学建构的冀望,我是一个不懂批评的人,但直觉上认为现在的批评者已经不能再按照陈旧的那套东西去讲,需要终结过去的某些东西的话,需要对诗歌史深度追问,需要有能力向诗歌史发问,当然在这条道路上你们已经做出了令人侧目的贡献。我非常敬佩丛书的编者,桃洲老师他们没有受制于知识、常识、经验,受制于利益、规则来做这项艰巨的工作,这是这些年从未出现过的力量,特别是当下这种境遇里,这种他人早就放置的愿力,定能使水活起来,这不是杂想丛生半途即废绝多数文化人的做派。最后来讲,我很高兴又回来做与诗歌相关的义工,比如以微弱力量参与到《白鲸》系列丛书,诗歌出版完全是挤压到不能再挤压的不忍睹的地步,正常的出版简直是诗者一生最大的奢望,说不合时宜或不合时代都是自我安慰,毕竟现实是藤条和刺条裹身。以上是我作为一个没有文学史心思的旁观者说的几句粗浅的话:让诗歌的梦想活下去,想象世界而非听任世界。
 
周瓒谢谢吴情水。听了以上嘉宾的发言,我也借此机会说一下我对这套丛书的看法吧。首先,是我一个特别的印象,这套当代诗人研究丛书的目标读者群可能要比一般的学术资料汇编的受众更广泛;从装帧设计到内容选编都如此。我们常见的学术资料汇编,通常比较厚,里面还会有资料索引和诗人年表之类的,虽然全,但会令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这套书则不太一样,装帧我不再多说,翻开每本研究集的目录,里面所收录的文章风格类型较多样,既适合作为诗歌研究者,大学教员的参考书,也能吸引年轻的诗人、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比如一些诗歌细读文章和不那么学术腔的文字的存在,使得这套书能成为他们认识相关诗人和诗歌的升级性质的读物。

其次,从当代诗歌批评的角度看,这套丛书也显示了一种由“隐匿”到“显现”的批评态度和批评标准的确认。从入选的诗人到选入的文章,都显示了编选者的诗歌标准和对相应的当代诗歌问题的抓取能力。这种批评标准和问题意识到底是怎样的,虽然在以上各位嘉宾的发言中都有论及,但还有待进一步从总体上归纳。

再者,这套丛书的编纂和出版也汇聚形成了一个整体,展现了当代诗歌批评成就的一个坚实断面,而与其他文类相比,至少在我有限的视野中,这个坚实的断面兼具超前和越界的气质。虽然我们大约都会承认,当代小说更主要地扮演着当代文化叙事者的角色,小说批评长久以来依傍各种面向的现实主义话语,这是其优势也是其局限。当代诗歌及其研究则无论在形式批评和文化批评方面都有突破,并形成了其独特的、系统性的批评语汇,而这种语汇是可以在某些方面通向当代艺术和思想领域的。“隐匿的汉语之光”这套丛书就证明了这一点。我可能说的比较抽象,限于篇幅在这里也就不展开了。

最后,能否请张桃洲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的编辑和出版计划?
 
张桃洲:好的,这套书第二辑的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之中。还是跟华文出版社合作,但书籍的装帧设计方面可能会根据目前得到的意见做些调整。第二辑的6本实际上早已确定了名单,昌耀、戈麦、池凌云这三本已经编好书稿送给了出版社,剩下的三本(宋琳、骆一禾、臧棣)还在整理过程中,也接近尾声。我想出版的周期应该不会像第一辑这么久,后面的各个环节会把握得更好一些,但愿能够顺利吧。谢谢!
 
(录音整理:康俊、袁新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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