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谈 | 什么是评弹的一类书、二类书和三类书（三）

什么是评弹的

一类书、二类书和三类书？

（三）

文章来源：《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

周良、彭本乐、蒋希均著：

《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

三类书

苏州评弹书目分类方法。

1959年11月25日至27日，陈云在同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三类书，指现代题材的新书。这是解放后新编的。这类书目，思想性一般比较强，但艺术上比较粗糙。”(见《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 1959年底以来，三类书又不断产生或经加工提高，出现了一批较为优秀的书目，如长篇弹词《王孝和》《白毛女》《红色的种子》《苦菜花》《李双双》《战地之花》，长篇评话《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江南红》等，以及许多中篇和短篇书目。

——《评弹文化词典》

◆“三类书”的创作

评弹界编演“三类书”，大致出现过三次高潮。

1.第一次高潮（1958年—1966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文艺创作也出现了一个繁荣期，一大批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及革命回忆录等问世，感染和激发了评弹演员的创作热情，催生了第一批“三类书”。

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之后，古代题材的戏和曲艺节目统统停演，一律必须演出现代剧目书目，这就使演员不得不全力以赴编演“三类书”。同时，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以及几大行政区的现代戏汇演推出了一批较受观众欢迎的戏，可资评弹改编。

这批“三类书”题材崭新，思想具有革命性，内容具有教育意义。那时，苏州评话、苏州弹词都出现了几部质量较好、颇受听众欢迎的现代戏。

这丰硕成果的取得，演员的创作热情、社会责任感、事业进取心是主要的因素。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集体创作，跨单位、跨省市的抛作，自愿结合与组织安排相结合的“强强联合”，是这一时期创作现代书的特点，也是非常有效的好办法，是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长篇苏州评话《林海雪原》，就是由江苏、浙江、上海的张玉书（参与编创）及张国良、汪雄飞、陆耀良、张少伯等四位评话演员在1963年暑期完成初稿的。接着，这四位演员就分头演出该书，在演出中进行再创作。经过一年的实践，他们在1964年暑期再度聚首，交流演出中的体会、心得，共同对此书进行修改、加工，使这部长篇评话现代书成为比较优秀、颇有影响的新书目。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这批“三类书”的编演者大多是演出传统书数十年，比较充分地掌握评弹创作的规律、特点及各种技法，又有比较丰富的演出和加工书目的经验的演员；有的是由经验丰富的评弹专业作家执笔的。

遗憾的是，这批“三类书”刚刚演出不久，挖掘和抢救传统书又一度成为了评弹工作的重点，对“三类书”的创作和加工有所放松。1963 年后，这批“三类书”经过几年的演出和加工，正在日臻成熟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评弹工作全面停止了。因此，这批书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除了像“二类书”那样尚觉粗糙外，有些书的编演者思想还不够解放，加之对革命历史缺乏感性认识和生活体验，因此不敢或难以大胆地展开合理的想象，从而对原著的情节结构进行较大的改造、内容做较大的发展。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现实生活的书目，则无一例外地都是阶级斗争，不但单一化、公式化，而且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主要人物、英雄人物则往往过于完美，过于严肃，缺乏亲和力，可敬有余，可爱不足。

2.第二次高潮（1980年—1986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评弹演出市场迅速萎缩，评弹遇到了困难。

这时，有的评弹演员认为，书目内容不够新颖是失去听众的重要原因之一，“二类书”所反映的还是古代生活，书中人物类型仍与传统书基本一样，难以引起当代听众的兴趣和共鸣。于是，他们就着手编演现代题材的长篇。有的地区，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组成创作班子，深入生活，有意识地尝试编演反映改革开放后的崭新生活的长篇。在此形势下，江苏、浙江、上海评弹工作领导小组因势利导，主办了“现代题材新长篇评奖”活动。两省一市评弹工作者热烈响应，有十五部长篇以三四百小时的演出录音参加此项评奖活动。对新编长篇书进行创作评奖，在苏州评弹界是史无前例的，其规模更是空前的。这次评奖活动，对苏州评弹的振兴无疑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这一时期编演的“三类书”，虽然还比较强调作品的教育意义，但思想毕竟比二三十年前解放多了，作品的题材不再限于革命历史和阶级斗争，而是比较丰富多样的，风格也各具色彩。在评奖活动中获得优秀创作奖和创作奖的七部作品，都持续演出了数年，大多较受听众欢迎。

3.第三次高潮（约始于1995年前后）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评弹的情况还是起色不大。有些演员就想从书目的题材内容方面来另辟蹊径，找到听众感兴趣的、过去的书目中所没有的题材。于是，出现了一批“文革”书，还有一些民国题材的书。这两类题材的书，多以“揭秘”式的内容作为“卖点”，近乎当代“野史”，也有人贬之为“地摊文学”。同时也出现了几部反腐倡廉题材的书。这一时期出现的“三类书”，大多演出时间不长，较有文学艺术价值的也不多。但也应该承认，这一批书，给处境困难的苏州评话带来了一线生机。在那几年中，有些苏州评话演员就是靠说这一类书，才使上座率有所回升，重新引起一些听众对评话的兴趣的，只是比较短效。

◆中、短篇书目的创作

评弹的中、短篇书，都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两种形式是评弹作品及时反映现实生活，或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或宣传英雄模范人物的产物。中、短篇书目的数量多得无法统计，尤其是短篇。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代，有人一天可以编出一则甚至数则短篇。

中、短篇书大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时代感强，颇具教育意义，也多“左”的思想。曾经吸引了一些不熟悉评弹的新听众。中篇能让听众在三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听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大多演出阵容强大甚至豪华，有多位演员甚至名家同场献艺，各显其能，听来非常过瘾，因此颇受听众的欢迎。由于中篇的篇幅短，内容是浓缩的，唱篇也是浓缩的，而且多为人物的抒情唱段，所以要求唱腔音乐具有较强的抒情性和戏剧性，从而产生了一些脍炙人口的著名唱段，发展了苏州弹词的唱腔音乐，但也存在戏剧化倾向。

中、短篇书的长处、优点，也正是它的短处和缺点。从苏州评弹的文学创作方面来看，中、短篇大多带有戏剧文学的倾向。如：书中无论是说白还是唱词，说书人的语言（包括叙述、描写、评议、注疏、征引性的语言）的比例大幅减少，书中人物的语言比重大增，也就是由说唱文学体向戏剧文学体靠近。加上在演出中几乎每位演员都只起一个脚色，而脚色语言又往往多于说书人语言，于是起脚色就由模拟人物向饰演人物靠拢。早期的几部最有影响的中篇，都是几位名家、流派创造者参加演出的，他们在书中所起的脚色都是他们最擅长的，于是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某流派是主工某门脚色的，某流派唱腔是适用于某门脚色的一种唱调。把苏州弹词的流派当作了戏曲演员的家门行当，把流派的本质一艺术风格一取消或淡化了。所以，不少弹词演员在演出长篇时喜欢唱“什锦调”，把各种流派唱腔和唱腔流派当作行当的唱调来使用，使一部长篇以及它的演出者都成了没有统一风格的大杂烩，也不可能创造出新的流派来。

其次，中、短篇很难长期演出，更难成为保留书目和传世作品。《听书备览》中开条介绍的二十四部中篇（其中六部是古代题材的，一部是由短篇、开篇组成的专题评弹节目）和十一则短篇，在当时都是颇有影响的优秀作品，有的是荣获了国家级大奖的，但演出时间都不长，在连续三年中都有演出，或演出场次满百场的，都非常少。其原因大致有二：

（1）及时反映现实生活和赞颂英模人物的作品，大多时效性较强，当它们的内容已不是社会热点时，就缺乏吸引力和共鸣点了；

（2）成本太高。长篇是一两个演员演出数十甚至数百小时，中篇却是五六个甚至八九个演员演出两三小时，近似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只有在不计经济效益的时代和不计经济效益的国营团体行得通，另外，长篇是故事天天连续、内容日日不同的，所以听客可以每天不变。中篇则是每天重复同样内容的，听客自然要天天更换，很少有连续来听两遍以上的。所以，中篇一般只能在人口和听客众多的大城市连续演出，在中小城市只能演出一两场。如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成本就更高，可以说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短篇在公演时，需要三四则才能合成一台，与中篇一样的高成本、低效益。再则，每家书场里都是有演员在演出长篇的，中、短篇要插进去演一两场也很麻烦。如此种种，都是中、短篇在演出场次和演出时间方面受到局限的原因。有人打比方说：长篇是家常的一日三餐，可以天长日久；中篇是宴会或会餐，只能难得一聚。

◆弹词开篇的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多年中，创作的新开篇，数量多得无法统计。但广为流传，长期在书场里演唱的却很少。原因是：

（1） 相当一部分新开篇属于“说中心，唱中心”范畴。时效性很强，生命很短。例如徐丽仙谱唱的很多新开篇，唱腔设计都很新颖，演唱水平非常高，当时都很流行，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由于内容的时效性而未能成为保留节目。

（2）许多新开篇的词句不太讲究声韵格律，唱起来不是很顺畅，较难设计成字正腔圆、流畅优美的唱腔；而唱腔对于开篇的是否能够流行是非常重要的。

（3）作为苏州弹词“声乐”节目，只适宜在开篇专场、流派唱腔演唱会上演唱的新开篇，是不易广为流传的；必须是能够作为真正的开篇，有较多弹词演员拿来在书场里演唱的，才能流传，才能深入听众心里。而演员是否愿意拿来唱，取决于听众是否爱听。而听众听开篇与听书的要求是不同的：听书希望内容新鲜，听开篇却希望是耳熟能详、能够跟着哼哼的。因为欣赏开篇在很大程度上是欣赏其唱腔和演员的唱功，内容倒在其次的。词句陌生，听起来费劲，也难记住，唱腔又不见得比老开篇好听，听客当然宁可听老开篇了。所以，只有题材相对“长远”的，词句比较优美并讲究格律的，唱腔设计特别精美的开篇，才有较强的生命力和传唱广度。例如《新木兰辞》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问世以来，演员一直在书场里演唱，至今亦然。《苏州评话弹词史》中提到的《一粒米》，由于词句通俗易懂而又风趣诙谐，当时很受听众欢迎，也有不少演员演唱，唱了几十年。其他还有一些新开篇也是传唱了较长时间的。

而影响很大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其实并非苏州弹词开篇，而是毛泽东的词作。苏州弹词开篇的词格属齐言的诗赞系，押平声韵，而《蝶恋花》是词，属长短句的词曲系，押的是仄声韵，是两个系统的，只是用苏州弹词的音乐谱曲、用苏州弹词的唱法演唱而已，是比较典型的苏州弹词“声乐”节目，很少有人在书场里演唱。《苏州好风光》也不是苏州弹词开篇，而是苏南民歌俗曲联唱，曲调名为[大九连环]，“由[知心客][叠断桥][四喜调][湘江浪][绿花绿节][翻七调]等组成”（《评弹文化词典》），它的词格和音乐都与苏州弹词的截然不同；它是按基本固定的曲调填词而唱的歌唱，与按照词格规范作词、在基本腔句基础上按字声加以变化来演唱的苏州弹词是两种范畴的音乐；它也不是苏州弹词所特有的辅助曲调，苏州滩簧艺人早就拿来演唱了，电影《马路天使》的插曲《天涯歌女》的曲调也就是其中的[知心客]。若说可以当作“开篇”在说唱正书前演唱的唱段，那最多的还是书中的唱篇，传统书和创作书目（包括长篇和中篇）中都有不少唱篇是经常被弹词演员当作开篇使用的。

- 完 -

作者：周良等

编辑：陈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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