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头的话】我是一个从军14载，热爱国家，敬仰伟人的80后。在这里，记述重要人物，揭秘历史瞬间，追忆过去激情燃烧的岁月。 您的关注、阅读、点赞，是我笔耕不辍的宝贵动力！ 90多年前，“朱毛红军”内部，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 今天再回头看去，那场争论，是功勋等身的革命家们思想路线的一次充分碰撞，是我们的党和军队走向成熟过程中的一次重要淬炼。 一场斗争，一种阵痛，一次成长。从那以后，毛泽东的政治艺术、军事才能和理论思想，越来越被众人所认识，他也成为中国革命克服千难万险，最终走向成功的关键。  来自红四军内部的隐忧“朱毛红军”，也就是红四军。1927年，朱毛井冈山会师，红四军宣告成立，朱德是军长，毛泽东是党代表。 这支看似统一的部队，其实内部成分十分复杂，大致可分为“正规军”和“农民军”两个派别。 “正规军”主要是指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残余部队和湖南宜章农军，而“农民军”则以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袁文才和王佐的井冈山农民自卫军为主。 两股力量来历不同，经济状况、战斗力也不同，产生摩擦在所难免。 南昌起义余部，有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正规部队，武器好，战斗力强，上井冈山之前，部队每月每人发饷12块大洋。而毛泽东带领的井冈山农民部队，每月每人只有3块大洋。 为了平衡，毛泽东废除发饷，改为供给制，红四军官兵平等，每人每日发菜金5分钱，每月共1.5元，每月每人另发零用钱2元。 然而，一到作战的时候，“正规军”往往担负着出击穿插、冲锋陷阵的任务，军事贡献很大；而“农民军”则主要负责助攻掩护、守备防御，军事上的贡献远不及“正规军”。 差异化的贡献，平均化的待遇，自然引起双方的不满，此为“红四军”内部矛盾之一。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矛盾，源于红四军前委。 当时，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前委是直接隶属于中共湖南省委的党组织。而朱德担任的是红四军军委书记，按照毛泽东“党管一切”的原则，关于红四军的一切事务，都要受前委的领导。 由于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失去了阵地的依托，处于动荡飘摇的阶段。为了精简机构，提高军事指挥效率，毛泽东决定以前委的名义，暂时撤销军委，将原先军委的权力全部划归前委统一领导。 对于“精兵简政”的想法，朱德、陈毅、彭德怀等当时红四军的军事首长还是赞成的。但精兵之后，红四军前委到底如何来指挥决策，大家还是很有想法。  另外，对于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军队的任务到底是打仗还是建立根据地，军队到底是要自上而下的民主，还是自下而上的民主，这些问题双方也有不少的分歧。 部队的领导层出现了思想分歧，下面的官兵自然也跟着动摇起来，一时间红四军内部议论纷纷。 “二月来信”让红四军内部更加动荡192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二月来信”，信中对红四军的前景很悲观，要求红四军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毛泽东和朱德要“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毛泽东坚决反对：“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毛泽东气呼呼地说，“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 朱德尽管也不认同中央的来信，但出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本能，他觉得毛泽东对待中央来信的态度也不太妥当。 如此一来，红四军的内部矛盾，被这封来信进一步激化了。  外部的严峻形势，容不得红四军持续混乱下去，6月8日，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想解决这些争论。毛泽东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由于毛泽东执意离开前委，朱德又是争论的当事一方，会议便委托陈毅主持前委工作，筹备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 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会上，陈毅代表前委对毛泽东和朱德分别作了工作上的指正。改选前委时，陈毅当选书记。  “有朱无毛”，红四军陷入窘境红四军七大之后，毛泽东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身患疾病的他带着三个月身孕的贺子珍等6人，以及一部分部队，黯然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开展地方工作。 陈毅则去上海向党中央报告红四军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争论。 没有了毛泽东，也没有了陈毅，朱德一人负责红四军行动，问题随之出现。 红四军开始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凡事不论大小，都要充分讨论，讨论之前前委也没有初步的方案，于是讨论问题大都是吵吵嚷嚷，争论不休，各个纵队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提建议。 于是乎，1929年8月，红四军先是主动进击闽中，由于人生地不熟，部队损失不小，幸亏及时听取了身在闽西养病的毛泽东的意见，重新折返闽西，才让部队免受更大伤亡。 同年10月，红四军又“冒进东江”，被粤军蒋光鼐击退，红四军仓促撤出退向赣南，遭受了井冈山“八月失败”后的最大失利。  得知红四军主力进军东江失利，毛泽东赶紧以闽西特委的名义致信朱德：外线作战不宜远离根据地，仍应坚持在闽西、湘南发展，部队重返闽西为好！ 陈毅后来感慨地说：“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毛泽东不在，政治领导没有确立，这过了头的“民主”也着实害人不浅。我挂帅，的确不行。 萧克后来也回忆：“冒进东江”失败后，“当时的士兵干部都有这样的感觉，毛党代表在时，队伍多，工作好。想念毛泽东同志，希望他回到红四军，这是全军的普遍要求。”  “九月来信”挽救红四军于危亡在上海，陈毅向党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他的书面报告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等，都作了相当客观的叙述，如实地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问题，体现了陈毅的襟怀坦白、公正无私。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周恩来、李立三对红四军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红四军的许多经验做法“别开生面”，照这些办法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就很有把握发展壮大。 这样的评价，让陈毅大为惊讶。在红四军时，他也爱红四军，但总觉得毛病不少，纠纷很多。 而今到了上海，到了中央，从大城市、从全国的高度回头一看，吵吵闹闹的红四军竟是那么坚定正确地走着胜利的革命道路，气呼呼的毛泽东、朱德竟带头创造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 不上高山，难见平地。人们往往需要突然登上一个高得多的视点，才能看清自己走过的道路。  受党中央安排，陈毅代为起草《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中国革命的特征、红军中的种种错误观念都进行了阐述，特别是对于“朱毛争论”，“九月来信”更是给出了3点意见：
“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内部思想的统一提供了重要依据，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 陈毅从上海回来后，传达“九月来信”精神，对毛泽东和朱德的争论各有肯定，也各有批评，总体上是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要求部队维护毛泽东和朱德在部队中的威信。 红四军内部的争论由此解决。毛泽东于1929年11月26日回到红四军，陈毅向毛泽东当面做了检讨，毛泽东则向朱德、陈毅等表示诚恳接受中央来信中对他的意见。  11月28日，毛泽东分别给中共中央和李立三写信说，“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我大病三月，现全好了”。 毛、朱、陈三人坦然释怀，隔阂消失，使这场争论风波犹如分娩前的“阵痛”，终究迎来瓜熟蒂落的时刻。 1929年12月，他们三人齐心合力，在福建上杭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而在党和军队建设史上树立起一座至今闪着光芒的丰碑。 革命精英的争鸣带给今天的启示红四军内部这场争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整体认识水平。 这场风波与红四军领导层的年轻气盛有关。年龄最大的朱德40岁出头，毛泽东35岁，刘安恭刚刚30岁，陈毅只有28岁，上文未提及的林彪才20岁出头，基层党代表们则大多同林彪的年龄相仿。 要求这群年轻气盛、心高气傲的革命者客观冷静地看待分歧，未免苛刻；让他们有话憋住不说，更难。 这或许也是红四军以及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创造活力所在，如果相互之间总是以礼相待，一遇矛盾便打着哈哈绕着走，红四军恐怕也难成气候。 总体上说，这是一群有理想、有朝气、有闯劲，却难免“自以为是”的革命精英。  还要看到，初创的红军实行什么样的领导体制，如何处理党组织和军队的关系，怎样在农村创建根据地，各地都没有经验可循，无论是党中央还是红四军，都处于探索、观察和选择之中。 不要觉得今天我们从书本上读到的那些耳熟能详的革命路线、斗争对策好像也很平常。在当时谁都不知道路该怎么走的情况下，在茫茫黑暗中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需要莫大的智慧、勇气、决心和毅力，也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可以说，探索革命道路，试错成本极高，挽回代价极大。 在探索过程中，最可贵的是这些年轻的革命精英们襟怀坦荡，一心为公，无论观点如何冲突，讨论如何激烈，甚至演变成会上的指责或谩骂，根本出发点都是为了革命事业，为了挽救党和红军。 参与者萧克回忆：“那时党内不忌讳争论，党的文件、党章都规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员对问题有看法，在未作出决定之前，可以自由讨论……还说'可以举行争论’。所以，大多数人从关心党、爱护党的角度出发，发表自己的看法，展开争论。”  当争议结束后，毛泽东、朱德、陈毅为代表的革命者更是正确看待自身的问题，主动作出检讨，谈笑间隔阂一扫而空，红军队伍体现出了更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历史长河里，从来就没有理所当然的成功，今天看来早已众望所归的领袖，在当年也经历过迷茫、斗争、批评的考验。 毛泽东在红四军不可动摇的地位，在经历这场成熟前的“阵痛”后，完全树立起来；毛泽东经历这场“阵痛”后，也在政治艺术、军事指挥和理论认识各方面跃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所谓领袖来自实践，为历史选择，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