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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麟童、刘新阳编著）
第二个春天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全国各地的样板戏学习班也随之撒销。1978年5月15日、沈阳京剧院正式恢复了建；：6月29日，沈阳京剧院召开了“冤假错案平反大会”，首批为赵平、吴德泰、王君扬、唐韵笙、管韵华、秦友梅、李春元、赵世璞、吕香君、马德才和我公开平反，推翻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强加的罪名和不实之词，恢复了名誉。同时，我被恢复了二团团长的职务。也正是在这一年，我通过了政审，在遭受政治运入党志愿书上签字时居然把自己的名字写错了。回顾“文化大革命”岁月，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文革”后，样板戏统治文艺舞台的时代结束了，传统戏得到了恢复，这不仅使我们这一代老演员重新获得了“新生”，也使久违了传统京剧的老观众得到了艺术上的满足，更使由于“文革”而没有见过京剧老戏的青年演员和观众耳目一新。 当时各团都在考虑恢复排演出更多的传统优秀剧目，以争取更多的京剧观众。当时一团恢复排演了《逼上梁山》，三团选择了《李慧娘》。在充分分析当时的时代背景、观众心理和演员情况后，我决定二团恢复排演《十五贯》。 《十五贯》原是一出昆曲剧目，1956年经浙江昆苏剧团改编首演后大受观众欢迎。昆曲《十五贯》的改编和演出，使当时的昆曲艺术获得新生，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称它是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改革方针的良好榜样。随后，一些其他剧种的院团也竞相排演这出戏，记得那时的老生名家李盛藻就曾排演过京剧的《十五贯》。当时还是辽宁京剧团团长兼导演的徐菊华迅速抓住这一契机，在辽宁也排演了《十五贯》、当时是由尹月樵同志主演的。 所以选择排演《十五贯》，第一，考虑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抓住观众的心理。因为“文革”刚结束，平反冤假错案是当时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人们都希望自己在多舛年代里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得到平反，这就抓住了当时观众的普遍心理。第二，因为《十五贯》在“文革”前的辽宁省京剧团曾经前演出过，对沈阳来说，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第三，《十五贯》是一出以情节和表演取胜的戏、念白、表演多，唱腔相对少，这对当时只看过样板戏，对传统戏了解很少的青年观众来说，也是相对容易接受的剧目，可以由此培养青年观众对传统京剧的兴趣。由于剧本是现成的，所以由我和田玉林主演的《十五贯》很快就搬上了沈阳的京剧舞台，而且一经上演便受到了观众的欢迎。一天演出两场不能满足观众的艺术需求，后来竟一天演出三场，又补上了焦麟昆和荆涛参加演出，才算满足了观众的要求，这出《十五贯》前后演了百余场，创下了当时营业演出的纪录，因此也获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作为演员一天景象，特别是看到剧场售票处熙熙攘攘的人群，作为团长我感到踌躇满志。多年后，我在与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先生的一次会面中，他对我说，那时他出差来到沈阳，还在沈阳看过我的半场《十五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接着二团又排演了《白蛇传》，也连演了几十场，之后又恢复了现代戏《六号门》，并请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老导演肖汀导演加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紧接着我又选定了《狸猫换太子》这出艺术性强、家喻户晓却久不上演的连台本戏作为二团恢复的第二出传统戏，演出后受到观众极大欢迎，仅是大连就先后去了两次，而且场场满座。京剧院三年的演出场次和经济收入都很可观，剧院演职员中传出了“三年吃猫肉”的说法，二团因此被评为先进单位、我也连续三年被评为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
可就在《狸猫换太子》喜获丰收的时候，却遭到了当时市委一位宣传部长的责难。他特地为《狸猫换太子》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当时有人提出：“换太子干什么？太子是封建统治者的接班人，怎么能把换太子的陈琳、寇珠当作英雄歌颂呢？”同时还专门组织人写文章在报纸上对《狸猫换太子》进行批判。这种言论明显是极左思潮在作祟，可是当时团里有些经过“文革”的老同志怕了，也纷纷提出“别演了”或者“改个名吧”。但我坚持不改名，继续演出，我的理由是这个戏批判的是以刘妃、郭槐为首的阴谋家和坏人，歌颂的是陈琳、寇珠舍己救人的崇高精神。二十年后的1998年，在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上海京剧院排演的《狸猫换太子》获得了优秀剧目奖，我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很是振奋，这说明《狸猫换太子》得到了国家文化行政机关的认可。不知面对这一消息，当年的那位宣传部长做何感想？ 1981年，我率团到京、津、沪巡回演出。恰值五一国际劳动节，二团有幸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为中央领导演出。二排演的现代京剧《儿女传奇》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庆祝连演二百场，演职人员还受到了彭真、高占祥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儿女传奇》后被排成电影。 出乎意料，在这期间我还亲身接受了一次惨痛的教训。同在1981年，沈阳京剧院二团在北京演出得到了极大成功，观众兴高采烈。可这时从沈阳出发到北京演出已经有几个月时间，演员都是穿着棉衣离家的，到北京已经过了“五一”，原定北京演完即赴天津，大家强烈要求回家换换衣服，休整几天再返天津。当时我认为群众的要求是对的，尤其北京已经演红，北京离天津这么近，到天津也会受到欢迎。当时，在我的思想中也产生了骄傲自满和麻痹大意情绪，结果就同意回沈阳休息七天。
再来到天津，第一场在中国大戏院演出，节目还是《虹桥赠珠》与赵荣琛、吕东明师徒合演的《锁麟囊》。没想到，从北京赶来的赵荣琛先生一下车就扶着腰，一问才知道，原来赵先生犯了腰间盘突出症，走路都很困难，但晚场戏票均己售出，而且三楼爆满，这样只好带病坚特演出。为了使赵先生能减轻疼痛请来了按摩的医生，但没想到越按越厉害，反而加重了病情，没法子又给他打了一针吗啡止疼，结果演到“春秋亭”一折赵先生就呕吐不止，无法坚持演出。这下天津几千人的观众可炸窝了，场面极为混乱。最后，只好由李荣威、张世麟两位天津的老演员搀扶赵荣琛上台向观众道歉，并许诺待两天后赵荣琛病情好转再重补一场。可是当赵荣琛先生经过调整演完这一场后，由沈阳京剧院二团自己演出时，观众陡然下降。经了解，天津观众认为二团是赵荣探的“底包团”，所以上座率始终没有好转，最终只能草草收场，离开天津。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误，细想起来，主要还最因为我头脑发热和盲目乐观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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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贯·见都》剧照（李麟童饰说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