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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收发报机真空管拆下送上四明山，金臻庠不追究，愿为宁波解放出力 今天是宁波解放73周年。曾经担任过宁波军管会政务部副部长、宁波市委宣传部部长、宁波地、市委工业部部长等职的钱铭岐，写过一篇《配合解放宁波的统计工作》回忆文章。文中提到1949年春天，他以中共四明工委委员兼城工部部长的身份，代表党组织，“争取金臻庠和沈曼卿，并通过他们带动一批人为解放宁波出力。” 金臻庠和沈曼卿这两位先生，在当时宁波城里是颇有影响的上层人士。他们为配合宁波解放，做了很多工作，是有功的。本文着重介绍金臻庠先生的事迹。 金臻庠和他的《时事公报》 金臻庠（1896-1966），号恨顽，笔名金雁桥，宁波镇海城关西门人。他早年就读教会办的宁波斐迪中学，因带头抗议洋人校长雷海伯侮辱同学，遭到校方开除。后来去上海钱庄当学徒，晚上补习文化。又因钱庄倒闭回宁波，先后在北隅、崇迪小学任教。1918年创办钟灵小学自任校长并兼任本地区十余所中小学的校董、董事长职务。 1919年五四运动浪潮激荡宁波时，金臻庠与社会各界人士组织“救国十人团”。同年6月，在全市“十人团”团员大会上，被推举担任“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会长。联合会发动学生和青年店员，查禁洋货。 他们在东门口闹市区当众烧毁大量日货。金臻庠在斗争中结识了张虬公、庄禹梅、乌一蝶等一批爱国进步青年，为其后来事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20年，24岁的金臻庠，邀集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筹措资金2000银元，创办了《时事公报》，他任经理。该报在6月1 日问世后，由于办报“以大众利益为前提”，“以事实为根据，发挥讨论以达改造思想和社会之目的”，迎合时代潮流，为民众发声，满足读者爱国愿望，报纸发行量日增，由初创时日销 5000份，半年后达8000份。发行量盖过了已在宁波出版了10余年的《四明日报》。 金臻庠为人刚正不阿。1922年，宁波镇守使王桂林儿子结婚，上层人物都去道贺，唯独金臻庠没有去。金臻庠说，“我若赴奉官厅，就不必办报了。”王桂林非常恼怒，称金臻庠的眼睛生在额角头上，目中无人，寻找等待报复。 同年5月，镇海县署捕获一名“土匪”，经查是炮台司令张伯岐手下的士兵。庄禹梅写出了题为《兵化为匪之可危》的短评。文中写道：“兵化为匪，兵即是匪，匪即是兵。”由此激怒了张伯歧，勾结王桂林查缉记者。王桂林就将金臻庠与庄禹梅一同逮捕起来，关押 25天之久。这一事件发生后，读者为之不平，报纸发行量反而激增，金臻庠本人声誉益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主持的《时事公报》积极宣传抗日，并在上海特设短波电讯室，迅速报道前线战况。他把副刊原名《珊瑚网》改为《挺进》。抗战期间，报纸日销突破15000份，发行量为当时浙东地方报纸之冠。 1941年4月19日宁波沦陷，《时事公报》停刊，金臻庠避难上海。1945年抗战胜利后，金臻庠向旅沪同乡筹措经费，于1946年2月11日复刊，改名《宁波时事公报》。他冒着风险，将副刊改名为《四明山》，由庄禹梅主编。 1948年8月26日，《宁波时事公报》以“镇海自卫队哗变”为标题，报道了镇海保警中队王佐周部哗变的新闻，被浙江省保安处以“造谣惑众”的罪名查封。同年10月24日停刊。 《时事公报》是民国时期宁波具很大影响力，发行时间绵延28年的一份民营地方报纸（其中1941年4月-1945年8月被汪伪所劫夺）。它顺应时代潮流，广受读者欢迎。它在上海和海外的宁波帮人土中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一份金臻庠自喻的“为民喉舌”的进步报纸。 金臻庠“愿意为宁波的解放贡献力量” 金臻庠是一个坚持正义、思想进步的办报人。他的报社里聚集了一些真才实学的爱国文化人，如乌一蝶、庄禹梅、蔡竹屏、应斐章、谢磐如等。当时有名人物陈布雷，也一度应聘前来担任编辑。 在《时事公报》担任总编辑先后20余年的乌一蝶，在宁波沦陷期间，《时事公报》被日伪把持，他拒绝继续担任总编辑职务，举家隐居在鄞南乡下。抗战胜利后，才复出继续担任《时事公报》总编辑。 曾著作《孙中山演义》传记文学的庄禹梅，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6年8月，孙中山抵甬在省立第四中学（现宁波中学）发表演讲，庄禹梅担任记录。1929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几次被捕入狱。当时他在《时事公报》任编辑、记者。金臻庠既知道他的身份，又和他心照不宣。 在报社的电讯室，地下工作者利用电台与四明山根据地联系，鄞西地下交通员来宁波活动，也常在报社宿舍过夜，这些金臻庠都装作不知晓，眼开眼闭。 据当时在报社做电讯工作的何世鸿回忆：“1949年2月，地下工作者毛重耀（报社译电员），接受四明山根据地采购电讯器材的任务，有些部件为官方当局控制，难以购到。毛曾通过我的帮助，将报社收发报机上的真空管拆下送上山去，事后金也不加追问。”可见当时他的进步倾向。 1949年初，他把我（何世鸿）和潘善邦两人留在自己的寓所里，装置电台，秘密收抄新华社电讯，传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捷报，并将电文向周大烈（宁波商会会长）、沈曼卿（宁波四明药房经理）传播。为时二三个月之久。当他一遍遍读完新华社电讯后，总是忍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他曾直言对我说：“改造中国的使命已落在共产党肩上。”后来当中共提出国民党战犯名单时，有些人有不同看法，但他说“剿共这么多年，共产党人死了多少? 今日理应索赔性命，追偿血债。 1949年1月，中共鄞慈县工委向国民党军警人员、社会上层人士投寄传单和劝告信，金臻庠收到信后，即与原《时事公报》电讯人员毛重耀（地下党员）联系，请他转告钱铭岐，“愿意跟共产党走，愿意为宁波的解放贡献力量。” 1949年3月，中共四明工委城工部部长、鄞慈县工委书记钱铭岐约金臻庠和沈曼卿出城会见。由于金臻庠在当时面目已红，目标太大，临时改由沈曼卿一人与柳璋律师（时任江东镇镇长）同往，以就诊为名去望春桥李儒林医师家，与钱铭岐会面。 钱铭岐回忆说，在会面以前，我们通过在《时事公报》工作的内线，与金、沈两人早有频繁来往和电讯联系，他俩也已经做了一些工作。 钱铭岐和沈曼卿商谈了三个要点：一是设法摸清敌人动向和敌党政军警以及市内重要工厂企业情况；二是迅速改组商会中的自卫救济委员会，掌握该组织的人、财大权；三是组织社会力量，迎接解放。同时确定，宁波城内由金臻庠、沈曼卿具体负责上述工作。 金臻庠当时任江北镇镇长、鄞县参议会参议员，市工商会理事；沈曼卿当时任海曙镇镇长、宁波西药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市工商会理事。他们利用各自的特殊身份，为解放宁波秘密做好粮食、经贸、财务和组织群众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 他们立即着手改组自卫救济委员会，安排一些与党有联系的人士充实进去；与永耀电力公司、四明电话公司、和丰纱厂等各大企业的有关人士联络，为保卫企业财产和有关通讯、交通、消防等设施，作出了妥善的安排。 金臻庠还组织动员了义务警察、消防队员参加市区临时治安，在解放大军未进城的“真空”地带时，担负起维护地方治安，保护公共设施的任务。并在群众和工商界的支持下，很快编成了一个治安大队，分布在市区各处，听候命令，执行任务，保证宁波秩序井然，迎接解放大军顺利进城。 5月 22日上虞解放，解放军向宁波挺进。金臻庠、沈曼卿等人连续三天三夜坐镇商会，联系和协调各方面工作。5月24日午夜，金臻庠在商会不断地与分布在各处的治安纠察保持联系，了解情况。午夜后各处传来消息，国民党残部已向镇海白峰、有的向宁海、象山方向撤离，城区没有发生抢劫、破坏骚乱事件。 在金臻庠、沈曼卿、柳璋等民主人士的全力配合下，宁波解放时，工厂照常开工，学校照常开课，商店照常营业。这些都为宁波的顺利接管，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据金臻庠女儿金玉娟回忆：“我还清楚记得离宁波解放前一天的夜里，天下着倾盆大雨，一个邮电员模样的人前来送电报，后来才知道是和父亲联系解放军进城的路线。我父亲把国民党军队布防情况交与他。” 我（金玉娟）父亲还积极动员社会上一些上层人士留下，如俞佐宸先生原去香港（他哥哥定居在香港），劝他留下（后为副市长）。我表姐夫钱久望（市江北分局警察局局长），他已领好去台湾的机票，父亲要他留下组织警察维持地方治安。 宁波解放了，金致庠庆幸自己揭开了生命史上新的一页。他高兴地说：“几十年办报，浊世浮沉，应酬官绅，同流而不合污，现在可以还我清白了。”新中国成立后，金致庠任宁波市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并先后被推选为市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正如钱铭岐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所说：“宁波能够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应该说，金臻庠和沈曼卿先生等上层人土是有贡献的。” 参考文献：钱铭岐《配合解放宁波的统战工作》、金玉娟《抹不掉的往事-宁波解放六十周年忆父亲》、何世鸿《金臻庠先生对宁波解放是有功的》 责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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