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嘉诸儒治《汉书·古今人表》 ——兼谈乾嘉《汉书》表志研究的特点 袁法周＊ 摘 要 清代乾嘉时期的《汉书》研究是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清代学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乾嘉诸儒以考据入史学，既援经入史，又以史证经，围绕《汉书》进行了全面研究与总结。就《汉书》研究的专门性论著而言，乾嘉诸儒在《汉书》的表志校注方面用力最深，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古今人表》、《地理志》和《艺文志》。其中，乾嘉诸儒在历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古今人表》进行了全面详审的考订与校补，出现了着力批判“有古无今”与积极宣扬 “因古鉴今”的两种研究倾向，表明乾嘉诸儒试图从更为深入的编纂思想层面讨论《古今人表》的价值和功用。 关 键 词 《汉书》 乾嘉诸儒 古今人表 表志研究 引用格式 袁法周：乾嘉诸儒治《汉书·古今人表》——兼谈乾嘉《汉书》表志研究的特点，《国学论衡》第十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83-109页。 《古今人表》是《汉书》“八表”之一，也是较为特殊的一表。全篇上始三皇下迄嬴秦，载录了近两千多位传说和历史人物。关于载录的缘由，班固言：“自书契之作，先民可得而闻者，经传所称，唐虞以上，帝王有号谥，辅佐不可得而称矣，而诸子颇言之，虽不考乎孔氏，然犹著在篇籍，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故博采焉”[1]，是要将自上古三代迄秦末以来之人物列序成表，以“显善昭恶，劝戒后人”。在这一表中，班固“因兹以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云”，依照圣、仁、智、愚的标准将有关人物分为三科九品，三科即上、中、下，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其中圣人、仁人、智人分居上三品，愚人居下下品，也就是所谓的“篇章博举，通于上下，略差名号，九品之叙”[2]，这里的“上下”应该有会通和“三科”两层意思，既表示所涵括的年代和时序，又划分出最基本的分级标准。由此可知，班固《古今人表》的三科九品具有鲜明的儒家道德色彩，用钱大昕的话说是“用章儒学，有功名教”的。这同时说明了班固撰述《古今人表》是以儒家道德规范为指导，“排除了人物的国别、民族，从人类道德发展的宏观角度去看人类社会的演变，通过道德的善、恶变化来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从而建构了道德古史系统”[3]。因而说，作为班固“究极经传”成果的《古今人表》在一定程度上初步涉及到历史发展动因的问题，对于道德标准的强调和对于善、恶之辨的具体思考都在历史的视野下通过表的形式有序地表现了出来。  《古今人表》除了“显善昭恶，劝戒后人”的目的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史记》的表和《汉书》的纪、传进行了较好的补充。对于《史记》而言， ＊袁法周，山东青岛人，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编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学术思想史及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 [1] 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中华书局，1962，第861页。 [2] 班固：《汉书·叙传》，第4241页。 [3] 崔向东：《<汉书·古今人表>浅议》，《锦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 班固在沿承《史记》诸表的基础上首创《古今人表》，弥补了《史记》之缺，“固以断代为史，承迁有作，凡迁史所阙门类，固则补之。”[1]对于《汉书》而言，《古今人表》中所列人物有人文先祖、帝王诸侯、士农工商、妇女游侠等等传说和历史人物，由于纪、传中所载人物限于篇幅而无法尽录，而史书宜于从简，因而对于许多在纪、传中不可详述或者是考无实据却实有影响的传说和历史人物统列成一表，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即“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2]。并且，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在道德方面的差异最为简明直观地展现出来，可以说是一张品评人物、标榜儒教的历史画卷，所寓臧否，不言而表。其二，是对纪传体断代体例的补充和改善。班固撰述《古今人表》不仅弥补了史记的缺憾，而且不囿于断代的限制，反而能够发挥“上下洽通”的撰述思想，综列两千年人物，是对断代纪传体的积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断限与会通的结合。 正是由于《古今人表》有着不同于《汉书》其他诸表的内容和性质，因而颇受历代学者的关注。一方面，《古今人表》作为“先秦人物大辞典”而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对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订和独到的评论。另一方面，由于《古今人表》有违断代成例，从而引发了后世学者较为热烈的讨论，后世的史书也大都未有采用其例，从而成为千古绝唱。进入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围绕《古今人表》这两方面的讨论和研究得以深化和加强，其价值和功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全新的评价和认识。 一 摭采群编，逐事勘对： 梁玉绳的《古今人表考》 历代学者对《古今人表》的研究多以注释《汉书》或散论的形式出现，而专门考释《古今人表》的研究著述，则以清儒梁玉绳的《古今人表考》为代表，其用力最深，成绩也最为显著。 梁玉绳（1745－1819），字曜北，号谏庵，自号清白士。著有《史记志疑》《汉书古今人表考》《吕子校补》《元号略》《志铭广例》《蜕稿》等书，自编有《清白士集》。其一生治学颇受钱大昕的影响，但又不墨守一家之学，“潜研史子，深造自得，发明实多，在当时自是不囿于风气而能卓然自立之士”，尤精《史》《汉》，“钱大昕称其书（《史记志疑》）为龙门功臣”[3]。梁玉绳的经史研究以态度严谨和方法精勘著称，精通《春秋》与三礼之学，补《尔雅》，“持论名通，不为穿凿”，辑《元号略》，“考讹校异，旁采曲收，依韵编取”[4]，尝言：“经须逐字钻研，更参异同于别条而融贯之；史须逐事检对，先分门类于胸中而粹聚之”[5]，他认为读史应“逐事检对”又分门类而粹聚之，实为以类相从之归纳法，而其读经所用的“逐字钻研”之法实际上也应用于读史方面，体现为文字校勘的精细。这些对于梁玉绳撰述《古今人表考》及其所获得巨大的成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换而言之，《古今人表考》是梁玉绳潜研史子、尤精校勘的主要成果之一。梁玉绳撰述《古今人表考》之所以能取得杰出的成绩，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钱大昕的学术指导和沾溉。对此，梁玉绳自己在《汉书人表考》序中这样写道：“前哲每议此表为妄作，如《史通·表历》《品藻》诸篇、宋郑樵《通志·序》、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十》、罗泌《路史·后纪十四》、王观国《学林三》、明杨慎《升庵集·人表论》，皆竞相弹射，少所推嘉。故钦玩者献。其实褒贬进退，史官之职，始三皇以迄嬴秦，圣仁智愚，不胜指数。马迁既未能尽录，班氏广征典籍，蒐列将及二千人，存其大都，彰善戒恶，准古鉴今。非苟作者，开元时韩祐续之，犹见收于《唐志》，矧本表朗垂远久，又何讥焉。钱宫詹尝谓余云：'此表用彰儒学，有功名教。 [1] 章学诚：《文史通义·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第801页。 [2] 赵翼：《廿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王树民校证（订补）本，中华书局，1984，第4页。 [3]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10-211页。又见徐世昌《清儒学案》。 [4] 徐世昌主编《清儒学案》，中国书店，1990，第885－887页。 [5] 梁学昌：《庭立记闻》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06页。 观其尊仲尼于上圣，颜、闵、思、孟于大贤，弟子居上等者三十余人，而老、墨、庄、列诸家，咸置中等。书首祖述夫子之言，《论语》中人物，悉见于表，而他书则有去取，详列孔氏谱系，俨以统绪属之。孟坚具此特识，故卓然为史家之宗，不独文章雄跨百代而已。’余甚服膺斯语。”[1]钱大昕对梁玉绳所说的一番话又见《跋汉书古今人表》，文字略有差别，所论并无异议[2]。由此可知，梁玉绳不但服膺钱大昕之宏论卓识，以钱氏所评《古今人表》语为不刊之论，而且有所发挥，进而总结成为八个字：彰善戒恶，准古鉴今。足以昭示班固千古之用心，《人表》百代之功用。其实，不仅在《古今人表》研究方面，在其他经史领域钱大昕对于梁玉绳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二人之间多有书信往还以切磋学问，可散见于二人的书信手札和文集。例如，在探讨汉侯国封户设置增益问题上，梁玉绳有《答钱詹事论汉侯国封户书》[3]，而钱大昕则有《与梁耀北论<史记>书》，针对“武安侯丰邑食鄃”问题进行辩驳，又围绕“《秦楚之际月表》当称《秦汉》不当以楚踞汉先”、“《天官书》文字古奥，必得于甘、石之传”诸问题与梁玉绳切磋。钱氏一方面褒许梁玉绳研究问题能够“反覆援引，可谓博学而明辨”，一方面与其交流治学心得，言“盖读古人书，诚爱古人，而欲寻其用意之所在，不肯执单词以周内文致也”[4]，梁氏治学好逐字勘对，有时会“疑人所不当疑”，往往会因一字之据曲会古人用意，钱氏以己为例借讨论问题之际婉转提出不宜拘泥一词之解而失古人之本意，可谓语重心长。可知，二人学术交往推心置腹，互为诤友并推崇有嘉。这在钱氏的《史记志疑序》中最能体现其对梁玉绳的学术评价和肯定，其言“仁和梁君曜北，生于名门，擩染家学，下帷键户，默而湛思，尤于是书专精毕力。据经传以纠乖违，参班、荀以究同异，凡文字之传讹，注解之傅会，一一析而辨之。从事几二十年，为编三十六卷，名曰《志疑》，谦也。河间之实事求是，北海之释废箴肓，兼而有之，其在斯乎！至于酌斟群言，不没人善，臣瓒注史，广搜李、应、如、苏；范宁解经，兼取江、徐、泰、邵，分之未足为珍，合之乃成其美，洵足龙门之功臣，袭《集解》、《索隐》、《正义》而四之者矣。”[5]其中不乏溢美之词，但言梁玉绳治学实事求是，特别是其对于《史记》研究的贡献堪居四大名家之一，评价是中肯的。而梁玉绳在《古今人表》的考订辨析中征引“钱宫詹语”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已是屡见不鲜。可知，基于自身学养的深湛和受钱大昕的影响，梁玉绳在《古今人表》研究方面能取得较大的成绩可自不待言。 承上所言，梁玉绳撰述《古今人表考》的动机和缘由，一方面受钱大昕的影响，试图通过考订《古今人表》以申述班固“彰善戒恶，准古鉴今”之宗旨。那么，另一方面原因则是认识到《古今人表》本身存在不少问题而有待考订辨析。梁玉绳在《古今人表考序》中言：“惟是定以三科，区分尚易，别以九品，确当为难。毫厘之差，诚所不免，而屡经传写，紊脱尤多。”[6]他指出，《古今人表》尽管罗列近两千人物，但在不断传抄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紊脱的现象，主要体现为“疏脱”和“紊次”两个方面。疏脱，指载记人物出现脱漏，即原有而今无，如“元序有崇侯，张晏谓有嫪毐，宋重修《广韵》公字注有齐大夫公干幹、士字注有思癸， [1]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序》，中华书局，1985，第1页。 [2]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汉书古今人表》：“此表为后人诟病久已，予独爱其表章正学，有功名教，识见敻非寻常所能及。观其列孔子于上圣，颜、闵、子思、孟、荀于大贤，孔氏弟子列上等者三十余人，而老、墨、庄、列诸家降居中等，孔氏谱系具列表中，俨然以统绪属之。其叙次九等，祖述仲尼之言，《论语》二十篇中人物，悉著于表，而他书则有去取。后儒尊信《论语》，其端实启于此，而千余年来鲜有阐其微者，遗文具在，可覆按也。古贤具此特识，故能卓然为史家之宗，徒以文章雄跨，百代推之，犹浅之为丈夫矣。” [3] 参见徐世昌主编《清儒学案》（二），第886页。 [4]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四，《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592页。 [5]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嘉定钱大昕全集》，第381页。 [6]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序》，第1－2页。 《通志·氏族略四》有司褐拘，而今俱无之”[1]。紊次，指人物居三科九品的次序出现紊乱，即原是而今异，如“元序桀为下愚，《学林》引《表》亦在九等，张晏谓田单、鲁仲连、蔺相如第五，寺人孟子第三，《史通》谓阳处父第四，士会、高渐离第五，邓三甥、荆轲第六，邓祁侯、秦舞阳第七，俱与今异。”[2]梁氏指出“原有而今无”和“原是而今异”，实际上是历代学者所引《表》文与梁氏所见今本略有不同，据此推论《古今人表》在传抄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疏脱和紊次的现象，进而造成“标署讹复，时代乖违”的错误。这些问题未必归咎于班固，但确实有必要核对各种版本对《古今人表》进行校勘考辨。梁玉绳对于《古今人表》所存在的问题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尽管他不太认同“九品”能够准确合理地划定出人物等级来，即“别以九品，确当为难”，但他决心通过校勘考辨以补《古今人表》之脱漏、正《古今人表》之等序，进而宣扬《古今人表》“彰善戒恶，准古鉴今”的宗旨和义法，可谓用心良苦。就其治学的内在理路而言，体现为由考据到义理的实践和努力，这在乾嘉诸儒中确是有别于为考据而考据之学而卓然独立之一人矣。立身考据而又能阐发义理，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在考订的方法、内容及宗旨方面都有着鲜明的特点和贡献。 首先，在考订原则和方法方面。诚如钱大昕所言，梁玉绳兼有“河间之实事求是”，就这一点来讲，无论在研究态度还是在考订方法上，实际上都体现为对乾嘉朴实学风和精神的秉承和践行，梁玉绳在《古今人表考》序文中的一段话最能表明这一点，他说：“余勘校各本，摭采群编。缺不敢补，误不敢改，为考九卷，附载别称。”[3]“勘校各本，摭采群编”是基本的考订方法，“缺不敢补，误不敢改，附载别称”是体现了严谨的研究态度。何以得知？其一，“勘校各本，摭采群编”，即“据经传以纠乖违”，针对《古今人表》存在的问题，通过广征典籍、逐事勘对来予以辨析。所谓广征典籍，梁玉绳撰述《古今人表考》九卷，征引文献信手拈来，博通淹洽而不可胜数，所引经传有如《易》《诗》《书》、三礼、《春秋》三传、《尔雅》等，史籍有如《国语》《战国策》《逸周书》《竹书纪年》《史记》（三家注）、《后汉书》《晋书》《宋书》《魏书》等，子集有如《墨子》《孟子》《庄子》《荀子》《列子》《晏子春秋》《管子》《韩非子》《山海经》《吕氏春秋》（高诱注）、《抱朴子》《孔子家语》《孔丛》《文子》《新书》《春秋繁露》《淮南子》《论衡》《白虎通》《潜夫论》《风俗通》《文选》《水经注》《初学记》《弘明集》《稽古录》《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广韵》《一统志》等，又如历代《汉书》注家注释及其他考史著述如《通志》《路史》《汉书评林》《绎史》《义门读书记》《汉书考异》（钱大昕）等，特别是对于本朝学者如齐召南、钱大昕、蔡云等人的相关研究多有引证。可知，梁玉绳“摭采群编”的确是极尽搜罗抉剔之能事。而所谓“逐事勘对”，体现为在遍引群书的基础上对于一字之考进行校正考辨，方法几近繁琐。从这个角度来看，梁玉绳《古今人表考》的考订方法与阮元等编纂的《经籍纂诂》有着异曲同工的相似之处，为人们考索先秦人物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参考和来源。其二，“缺不敢补，误不敢改，附载别称”，既说明了《古今人表考》的考订形式和凡例，又体现了一种严谨的治学原则和精神。梁玉绳撰述《古今人表》九卷，首撰序文，次列各卷考订人物名目，再分别于各卷中对人物一一考辨，原表人物和考辨之文一以贯之而又泾渭分明，从而做到释文不会由于补益或改正原文的缺误时由于行文混淆而与原文羼杂，因而梁玉绳采用“附载别称”的方式，使得释文与《古今人表》原文经纬有别、相得益彰。而“缺不敢补，误不敢改”同时也体现了梁玉绳严谨的治学态度，即不任凭个人好恶、是非之感而轻易对史书进行增益或删改，恰如钱大昕所言：“史家之谨慎，即其阙而不书，益知其所书之必可信也”[4]，这正是乾嘉学术实事求是治学原则和精神的一个具体体现。 [1]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序》，第2页。 [2]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序》，第2页。 [3]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序》，第2页。 [4]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嘉定钱大昕全集》，第180页。 其次，在考订内容方面。梁玉绳坚持广征典籍、逐事勘对的方法，基本上校正和弥补了《古今人表》存在的疏脱紊次的缺憾。以“崇侯”为例，梁玉绳指出“元序有崇侯，而今俱无”。考班固撰《古今人表》引传文曰“桀、纣，龙逢、比干欲与之为善则诛，干莘、崇侯与之为恶则行。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为下愚”，将崇侯视为下愚的代表，但表文中却不列崇侯，梁玉绳对此考辨说：“师古曰：'干莘，桀之勇人也。崇侯，纣之佞臣也。’案：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当染篇》云：'干莘，桀之邪臣’，注《大慎篇》云：'桀之谀臣’，此言勇人，未知所出。《表》中不列崇侯，盖转写失之。崇侯始见《墨子·所染篇》。崇侯虎始见《韩子·说疑》。《吕·当染》注云：'崇国，侯爵，名虎。’罗泌《路史·后纪十三》谓：'崇是禹后，亦曰崇虎。’梁萧统《文选》魏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有之。”[1]他征引《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文选》《路史》诸书所载崇侯的例证来说明，班固撰《古今人表》序文中已明示崇侯为下愚，理应列于表文之中，而今本《古今人表》下愚未列崇侯乃是由于传写脱漏所致。这是对《古今人表》疏脱的内容进行补正的典型实例之一。又以“桀”例，“元序桀为下愚，《学林》引《表》亦在九等”，而今本列为八等。考班固《古今人表》正文桀居八等，是为下中。而《学林》引《表》则在九等，是为下愚。孰是孰非？梁玉绳考辨说：“桀始见《书·汤誓》，发子履癸，是为桀。始见《史》《夏纪》《世表》（《竹书》：'癸一名桀’）[2]。长巨姣美（《荀子·非相》），垂腴尺余（《论衡·语增》），筋力越劲（《荀子》），别觡伸钩，索铁歙金（《淮南·主术》）。自谓'天父’（《路史》注引贾子今本《新书·大政上》作'天子’，似讹也），亦曰夏桀……案：此表及《竹书》单称癸，甚是。史误多履字。汤名曰履，岂有君臣同名之理乎？至《索隐》引《世本》'皋生发及桀’，恐非。《左》僖卅二杜注、《吕氏春秋·音初》、《当染》、《不侵》高注俱不从《世本》也。又《学林三》言表桀在九等，今本皆列第八，当是转写之讹。”[3]梁氏指出《古今人表》在传抄流传的过程中会出现紊次的问题，《学林》引表文以桀为九等，是由于转写讹乱所致。究其原因，梁玉绳在“辛”下有所申发，他说：“纣始见《易·系辞下》。辛帝乙子，始见《史》《殷纪》，是为纣。始见《世表》，又作受（《商》、《周书》），受、纣音相乱（《书·西伯戡黎传》）。巨姣美（《荀子·非相》，垂腴尺余（《论衡·语增》），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殷纪》），倒曳九牛（《殷纪》正义引《世纪》），索铁伸钩，抚梁易柱（《论衡》），自谓'天王’，亦曰殷辛（《晋语一》、《文选·东京赋》、《抱朴子·官理》），亦曰商辛（《逸书·克殷》），亦曰后辛（《离骚》），亦曰帝辛（《克殷》、《殷纪》、《世表》），亦曰王纣（《楚辞·天问》），亦曰商王受（《书·泰誓》、《牧誓》、《武成》）……案：桀、纣名也。先儒已言之。而独断残人多壘曰桀；残义损善曰纣。《吕氏春秋·功名》注：'残义损善曰桀，贼仁多累曰纣’。《史》集解：'贼人多杀曰桀，残义损善曰纣’。《通典·礼六十四》遂以桀、纣为谥，皆不足据。《书·戡黎》疏云：'殷时未有谥法’，后人见其恶，为作恶谥耳。”[4]梁氏指出桀纣本各有其人，后人以人作恶故，以桀、纣为恶谥。由此，《学林》以桀为九等，可能是将桀纣混为一谈，以纣为桀而未详察，因而造成了转写之讹。这是对《古今人表》在传抄流传过程中出现紊次问题进行纠正的典型实例之一。诸如上述考辨是梁玉绳《古今人表考》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对于其他表中人物，梁氏也旁征博引，一一进行了注释，悉数历代典籍，往往指出某某人物始见何书、出处何处，如“晋亥唐”例，“亥唐始见《孟子》，又作期唐（《抱朴子·逸民》），亥姓（《广韵》注）”[5]，对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表中人物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和佐证。 再次，梁玉绳对于《古今人表》最大的贡献是阐明宣扬了“彰善戒恶，准古鉴今”的宗旨和功用。有关班固撰述《汉书》的宗旨和义例，班固在《叙传》中说：“凡《汉书》，叙帝皇， [1]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一，第13页。 [2] （）中文字乃梁玉绳征引文献出处，下例同。 [3]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八，第399页。 [4]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九，第450－451页。 [5]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六，第319页。 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民，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1]，又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2]其中，推崇儒学道纲、主张古今洽通的意味十分明显，而这一撰述宗旨和思想尤其贯彻于《古今人表》之中。梁玉绳对于班固《古今人表》的这一宗旨和功用表示认同并予以发挥，即推崇儒学道纲而彰善戒恶；主张古今洽通而准古鉴今。“彰善戒恶，准古鉴今”的提出，不仅是对班固《古今人表》所蕴涵的宗旨和功用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提炼和升华，更寄托了梁玉绳对于自身从事经史研究所具有的政治学术理想和价值。这样一来，从他在《古今人表考》中对以孔子和七十二弟子为代表的圣、仁、智人不厌其烦的考证和推崇，就不难看出他确是要谋求甚是构建一个符合自己理想的儒学名教的古史道德系统。以“仲尼”为例，梁玉绳考释的正文言“仲尼屡见《论语》、《孝经》、《左传》、《礼记》。其先为宋孔父嘉，别为孔氏，避华氏之祸奔鲁。孔子有兄伯，居第二曰仲。父叔梁纥，母颜氏，名征在，祷于尼丘，以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生孔子于鲁昌平乡陬邑，为曲阜女陵山空桑之地。首类尼丘山，圩顶，因名丘，字仲尼。面如蒙倛，河目隆颡似黄帝，修肱龟背似汤，项类皋陶，肩类子产，要以下不及禹三寸，长九尺六寸，人谓之长人，有四十九表。为儿嬉戏，常陈俎豆。娶于宋之并官氏，生伯鱼。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卒，年七十三，葬鲁城北泗上。哀公诔之曰尼父，后儒称为素王，平帝元始元年追谥褒成宣尼公，魏太和十六年改谥文圣尼父，周大象二年封邹国公，唐初因隋大业以前祀孔子为先圣，太宗贞观十一年尊为宣父，高宗永徽中以为先师，显庆二年复为先圣，乾封元年诏赠太师，武后天授元年封隆道公，明皇开元廿七年追谥文宣王，宋大中祥符元年欲追谥为帝，或言不当加帝号，遂谥曰玄圣文宣王，并封官氏郸国夫人，五年，以国讳改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初，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至顺三年，加封并官氏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明嘉靖九年，定号至圣先师孔子。故称孔子者，或单称尼，亦曰孔父，亦曰孔圣，亦曰孔公，亦曰宣尼，亦曰孔宣，亦曰宣圣”[3]，梁氏的这段释文完全可以视为一篇有关孔子今生后世从出生到圣人的发迹简史，其尊奉孔子为儒教先师之心跃然纸上。并且，梁氏对于前人有意将孔子及儒教佛老化的做法更是嗤之以鼻，“案：《隶释》'夏堪碑’以仲尼为仲泥，虽古字通借，未免侮圣。至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云；'或语天台陈召，先圣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笔’，则又诞矣。他若《庄子·盗跖篇》谓孔子为盗丘，梁僧祐《弘明集》慧通驳夷夏论引经称为光净童子，《路史》发挥老子化胡篇注引造天地经号为儒童菩萨，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玉格以孔子为玄宫仙，此皆无稽之谈，不足道也”[4]，指摘佛老及杂说之意十分明显，足以见其对于以儒家名教为代表的古史道德系统的尊信和维护。 上述而言，梁玉绳《古今人表考》较好地补正考辨了班固《古今人表》存在的问题及其近两千多位传说和历史人物，进一步宣扬了“彰善戒恶，准古鉴今”的宗旨和义理。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或者说是缺憾，从一定程度上讲属于方法论上的误区，这一问题和缺憾在梁氏其他的经史研究领域也较为明显，以《史记志疑》为例，即“指摘《史》文是一事，古史的真象又是一事，如以现传古籍来校《史记》，固然可以证明《史记》的错误，但是又有什么证据足以证明现传古籍的必定正确呢？所以不能够得到一点印证，就算是揭发出史实真象了”[5]，这种方法的确容易陷入单纯考订史料的误区，在《古今人表考》中也体现得较为明显。例如，考“仓颉”，梁氏言“仓颉始见《荀子·解蔽》，又作苍，姓侯刚……案：仓颉或以为古帝，或以为黄帝史官，疑莫能定，详《书序》疏中。《路史》从古帝解，谓仓帝史皇，非人臣之号。殊不然。仓帝之称出于谶纬杂说，如《书》疏引《慎子》，《水经注》、《路史》引河图玉版之类， [1] 班固：《汉书·叙传》卷一百。 [2] 班固：《汉书·叙传》卷一百。 [3]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一，第33－34页。 [4]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一，第34页。 [5] 贺次君：《史记志疑》“点校说明”，中华书局，1981，第3页。 乃后人尊之云尔，非其本号，不足取据（或言苍帝是称伏羲，亦通）。《左传》楚有史皇，《战国策·赵策》有苦成帝（一作常），岂亦非人臣乎？《吕览·君守》叙史皇在二十官之中，其非帝王可知，故《论衡·骨相》云：'苍颉为黄帝史’，与班氏同，当是也”[1]，梁氏采信《吕氏春秋》《论衡》之说，而不以谶纬河图玉版之杂说为然，考订仓颉为黄帝史，却未究《吕氏春秋》《论衡》之说语出何处，又有何旁证，这便忽略了在考订过程中验证史源确凿与否的问题，对于班固将古代传说中收集整理文字的一位人物纳入秩序井然的古史道德系统的做法深信不疑，并广征文献予以定性，不可不谓释古而又泥古了。从更为深入的层面来看，这是由于梁玉绳难以正确对待《古今人表》的局限性，所以才会道出“别以九品，确当为难”的疑惑和无奈，这也是乾嘉诸儒经史研究较为普遍存在的一种困惑，即虽然“经史无二途”。但研经最终是要导向义理之善，治史最终是要走近历史之真，同样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考证，但在向善与求真之间的抉择问题上往往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在乾嘉“荣经陋史”的时代，在许多学者那里往往以经统史、以史辅经，向善自然就成为了求真的前提与归宿。因此说，梁玉绳在认同《古今人表》创列了一个古史道德系统的同时，却未能反思这一古史道德系统历经千年由他苦心修补之后尽管几近“尽善尽美”了，但其中又有多少历史之真的成分？这恰恰也是乾嘉时代和乾嘉诸儒在史学研究中难以突破的一种局限，少有人能完全跳出义理之善而走近历史之真，这不能不说是梁玉绳及其乾嘉诸儒《古今人表》研究的一个遗憾。 梁玉绳除《古今人表考》之外，又有《汉书人表考补》（《瞥记》卷二十）、《庭立记闻》（卷一），多引同时代学者研究成果以补遗《人表考》之不足，其中不乏讨论辨析，因而后世研讨梁氏治表，往往三者合一，又参读其《史记志疑》，便足见梁氏《人表》考订之功矣。  二 对梁氏研究的补正与发挥： 蔡云《古今人表考校补》及其他 除梁玉绳之外，专门从事《古今人表》考释研究的，又有与其大致同时的蔡云的《古今人表考校补》，以及其他乾嘉学者对梁氏《人表考》进行了讨论和补正，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梁氏《人表》研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补充。 蔡云（1764－1824），原名靖，字立青，号铁耕。元和人。嘉庆九年优贡生。著有《借秋亭诗草》、《补遗》、《古今人表考校补》、《续校补》。蔡云曾“从竹汀肆业紫阳书院”[2]，又其《古今人表考校补》尝引有“钱宫詹师”语，应知其治《人表》与梁玉绳有着相近之处，都得到过钱大昕的指导和影响。而蔡云治《人表》也实与梁玉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蔡云治《人表》的初衷是要对梁玉绳的《古今人表考》进行补漏正疑以示切磋，“秋初，从果泉兄假得《古今人表考》，纵横反覆读之，几忘餐寝。盖必如是而后总备之略要，亦必如是而后无忝为班氏功臣。求其讹漏不能多得，妄献疑义若干条，缮请训定，并欲乞得一部合前三种。晨夕览之为快……蔡云顿首上谏庵尊丈阁下。”[3]二是，蔡云治《人表》的有关考证成果为梁玉绳所引证和采纳，可视为对梁氏《古今人表考》有力的补充，在某些方面确实起到了“求其讹漏”、“妄献疑义”的作用，有如“蔡铁耕云”，多见于梁氏的《庭立记闻》。以“潘和”为例，梁氏引蔡云语：“蔡铁耕云：'此疑楚卞和也，献玉被刖，事阅三君。诸书所说不同，而《韩子·和氏》以为厉、武、文，《淮南·览冥》注、《史·邹阳传》注皆以为武、文、成，《表》列文王时，或其人欤。卞、弁古通，俱有槃音，与潘音近，且楚有潘族。 [1]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三，第95－96页。 [2] 徐世昌主编《清儒学案》，第542页。 [3] 蔡云：《汉书人表考校补附续校补》，凤凰出版社，2019，第368页。 和或系出于潘乎’”[1]，并注说：“《尧典》'于变时雍’，《汉书·成帝纪》作'于藩’，《隶释》孔庙碑作于弁，亦可证。”[2]蔡云言卞、弁相通，槃、潘音近，故卞和，亦可为潘和。从音韵角度来看，古无轻唇音，楚时潘读如卞，故卞和即潘和当无疑。梁氏取《尧典》例，言藩、变相通，也是恰当的旁证。这个例子说明，二人之间，不但献疑而且能够解惑，所应用的都是其所擅长的音韵训释之法，体现了乾嘉诸儒《汉书》研究中精于音韵的这一特点。诸如此类的引证颇多，又有“番君”例，乃蔡云之子锡昌考论之言，为梁氏引证，或可视为对蔡云《人表》研究价值及其特点的一种肯定。梁氏言：“蔡锡昌（铁耕子）云：'此即吴芮，当置四等之末，传写误在前也。芮为秦番阳令，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入汉为长沙王，一年薨。则芮本六国时人，故列于表，而仍其始号，明非为汉佐有功，忠著甲令也。若谓汉臣不当入表，则孔襄为孝惠博士，迁长沙太守，表固存之矣。’”[3]其引证蔡锡昌之说，一方面认定吴芮应置于四等之末，一方面认为吴芮虽为汉长沙王，但由于其以秦时为番阳令，“忠著甲令”，并非佐汉有功，因而应视为秦时人物，自然就不算入“今人”了。即便是认定吴芮是以汉臣入表中，此类情况无独有偶，汉孝惠时期的博士孔襄曾迁任长沙太守，班固也将其收录表中。蔡云对此也肯定说：“以襄为例，亦当置四等之末，而说尚可通”[4]，只是“尚可通”一句底气似有不足。这是因为，蔡氏父子和梁氏在汉臣入表中这一问题上，其出发点在于回护班固《人表》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的义例，对于吴芮的解释以其名著秦时，或可以说得过去，而对于孔襄为孝惠时人，则一句“表固存之”含糊过去了，反而说既然孔襄可以置为四等，吴芮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样举证，于理不通。班固撰述《人表》，一概不录今人，对于秦汉之际的人物，则应有一定甄别收录的标准，即人物在特定时代的影响力，是关乎前代则录，而存乎今朝则免，吴芮录入表中的原因就在于其“本六国时人”、“为秦番阳令，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又由于其入汉为长沙王一年便死了，并未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因而列于表文，以彰显其在秦时“忠著甲令”的事迹。这一点应是班固的深意，蔡氏父子和梁氏都已认识清楚了。只是，对于孔襄则没有直接的说明，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和困惑。孔襄例若以吴芮例为标准，不但不足以为吴芮入表中作参证，更是个反证，因为孔襄确是孝惠之时发挥影响力的汉臣。那么，“表固存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原因，在于孔襄乃孔子第十世孙，其在汉初有功于儒学，因而对于构建古史道德系统的班固来讲，在宣扬儒学名教自孔子至其子孙、弟子源流这一点上一定是要“善始善终”的。所以说，孔襄“表固存之”，实为有意维护《人表》的宗旨和义例，而在古、今之间为儒教开启了一扇方便之门，自当无可厚非。而蔡云言孔襄“亦当置四等之末”，又王先谦指出“钱大昕云：'当与孔鲋同等’，此皆刊本之误，非班意”[5]，应知蔡说实出自钱大昕。 除《古今人表考校补》之外，蔡云又有《续汉书人表考校补》及对梁氏《瞥记》的一则补考，不但应用音韵训诂，而且能够结合金石铭文对人物进行考辨，功力之深，令人敬服。这也说明了，《古今人表》研究在乾嘉时期得益于学术整体环境和学者们博洽精深的学养，因而无论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绩，而这都以钱大昕为导源，以梁玉绳为发皇，而以蔡氏父子诸学者为继起，使得《古今人表》研究最终走向了考证之学的顶峰。 乾嘉时期，还有以桂馥、钱馥等为代表的学者对《古今人表》和梁氏的《人表考》进行了探讨和商榷，勘误正疑而不遗余力，足以引为梁氏之诤友。 桂馥（1732－1802），字东卉，号未谷。山东曲阜人。乾隆甲戌进士。著有《说文解字义证》《说文解字补钞》《缪篆分韵》《札朴》《晚学集》等。其治学“求之于经史、声音、文字诸大端， [1] 梁氏引蔡氏语，多“《淮南·览冥》注”句，又于“以为武、文、成”语后无“世次俱不紊”句，与文义无碍。 [2] 梁学昌：《庭立记闻》，《汉书人表考·附录》，第489页。 [3] 梁学昌：《庭立记闻》，《汉书人表考·附录》，第486页。 [4] 蔡云：《汉书人表考校补附续校补》，第368页。 [5] 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第388页。 皆博观而精核”[1]，尤精金石、《说文》之学。对于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中几则问题，桂馥在《与丁小雅教授书》[2]中有所探讨，其言“读之叹其精核，既攻往谬，复多新裁……《表》中'荣声期’，小颜谓即荣启期，梁君引钱宫詹说，声当为罄，启、罄声相近。馥愚以为声当为肇，肇与声字形近。致讹古人名字异称者，或借声近之字，或假义同之文，多此类也。又郑武公滑突世家作掘突，馥谓滑当为搰，《说文》：'搰，掘也’，《吴语》：'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晋先縠，《经典释文》又作榖，馥谓当作豰，豰，小豚也，故宣十二年《左传》称曰：'彘子’。凡此三者皆出私肊，实无坚据，愿明者审裁而详教之。”[3]其言“声当为肇”，乃以字形相近推想之，参梁氏《人表考》“荣声期”例，论之已详，应知启、罄音相近，启或作罄，罄、声形相似，或转写为声，故荣启期、荣声期皆通。而桂馥言肇、声形相近，但实无确证，只能备为一说。因而王先谦《补注》采钱大昕说为是。又辨“晋先縠”例，提出以縠为豰的新说，理由是先縠又名彘子，而豰有小豚之义，且与彘同义，縠、榖、豰相近，故縠“当作豰”。这种说法补梁氏《人表考》例，不无道理。而桂馥言“滑突”当为“掘突”，梁氏言：“郑武公始见《诗·缁衣序》、《左·隐元》。桓公子始见《史·郑世家》，名滑突，又作掘突”[4]，但未说明“滑”、“掘”之转，桂馥据《说文》解释说“滑当为搰”，“搰，掘也”，因而滑突又作掘突。甚为精当。 钱馥（1748—1796），字广伯，号幔亭、绿窗。浙江海宁人。乾隆时期笃学之士，“深于音韵，精研字母翻切之学”[5]，尝谓“《汉志》载史籀仓颉等十家为小学，宋人辑小学书，专言明伦立教之旨，必兼汉儒宋儒之说而小学之义始备”[6]，较之桂馥言“今以小学、经学、辞章之学判为三途……然其弊不自今始，义疏起而训诂废，议论开而辞章亡，尽破古人之藩篱者，其在赵宋乎”[7]其学识可谓更胜一筹，此清儒倡导小学汉宋兼采之例。著有《小学盦遗书》。钱馥撰有《读人表考劄记》，悉取梁玉绳《人表考》疑讹之处约计35条，详辨之。有如“子贡”例，梁氏言：“贡又作赣（《左》哀十五、十六、廿六、廿七，《礼·乐记》，唐石经《论语》。钱宫詹云：'古人名字必相应，《说文》：赣，赐也；贡，献也。则当为子赣无疑。’）”[8]钱馥对此说：“古人名字有取同训者，亦有对文者，如罕婴齐字子  、乐溷字子明是也。端木子之字或作贡，或作赣，经典文字凡同声多通用，则亦未见其必为赣也。何不以叔誉之美例之谓端木子有两字乎？汉杨赐字伯献，亦是对文。”[9]从而进一步指出，子贡又名子赣，实属对文，可分别视为端木赐的两个字，并非赣、贡同训。又如“司马笃”例，梁氏言：“弟履绳曰：'传中乌字两见，或皆笃之讹，有疑楚灵乱后奔晋为臣’，非也，督为吴禽矣。”[10]钱馥引其释文，略有不同，“梁履绳曰：'传中乌字两见，或皆笃之讹，有疑楚灵乱后奔晋为臣亦未可知’”，并指出：“《左》昭十三年传，楚人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则司马督为吴禽耳，安得奔晋为臣耶？”[11]其实梁玉绳对其弟之说已经予以否定，认为“督为吴禽”，不知钱馥何以省去梁玉绳语而以为己说？不过，钱馥征引《左传》史实以证谬误，乃一语中的。钱馥又应用音韵反切之法勘正梁氏《人表考》之误，如“造父”例，“造音于到反，案：于是千之误”； [1] 阮元：《晚学集序》，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 [2] 据王重民、杨殿珣《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著录为《与丁小雅教授书纠正梁玉绳人表考三事》（道光二十一年刻本），《初编》据式训堂丛书本影印。 [3] 桂馥：《晚学集》卷六，第176－177页，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4]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七，第354页。 [5] 阮元：《小学盦遗书序》，《小学盦遗书》，光绪乙未清风室校刻本。 [6] 钱泰吉：《钱广伯小传》，《小学盦遗书》。 [7] 桂馥：《札朴》卷七，《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8]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三，第130页。 [9] 阮元：《小学盦遗书》卷二，第14页。 [10]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六，第322页。 [11] 阮元：《小学盦遗书》卷二，第17页。 又如“景瑳”例，“瑳音子何反，案：子亦千之误”[1]，梁氏撰《人表考》本无误，可能是由于刊刻时出现了字形相近以致转讹的问题，钱馥都能予以勘正，诚可谓“辨析毫芒”了。 除上述而言之外，乾嘉时期还有诸如齐召南、钱大昭等学者对于《古今人表》都有着一定的考订和研究，比如钱大昭，以版本勘对为特点，也勘正了《古今人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自乾嘉以降且进入道咸以后，又有翟云升的《校正古今人表》和夏燮的《校汉书八表》，他们秉承乾嘉考证之余绪，对于《古今人表》都做了较为精审的考订，翟云升以文字音韵为精，夏燮则以版本勘对为善，都为后来王先谦作《补注》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三 从“有古无今”到“准古鉴今”： 乾嘉诸儒对待《古今人表》的两种态度 历代学者对于《古今人表》的研究，既有补正，又有争议，并且争议的程度和批判的态度似乎超过了人们对其进行补正的热情。这主要体现为对《古今人表》“有古无今”问题的讨论。 《古今人表》的出现可以说是对纪传体断代史在体例问题上一种有益的补充，但正是由于其纳入《汉书》这一断代史书中，造成了“断而不断”的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是有违义例的，从而引发了争议和批评。至少在清代以前，学者们对于《古今人表》的批评态度是比较一致和严厉的，即认为其“有古无今”，仅录秦以前人物，而涉及西汉以来的人物则一概不录。这就出现了仅记古人而无论今人的问题，进而导致“义例乖张”。其中以颜师古和刘知幾的议论为代表，且各有侧重。首先，较早指出《古今人表》“有古”而“无今”的是颜师古。他说“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书未毕故也”[2]，认为《古今人表》“有古无今”的原因是由于《汉书》未曾完稿，推测的根据应是来自范晔《后汉书》班固本传。也就是说，颜师古认为，班固撰述《古今人表》应包括西汉一代，但是由于某些历史的、客观的原因，即“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3]，《古今人表》竟未完稿，并非班固有意乖张义例。其次，刘知幾从通、断之分上对《古今人表》予以了严厉的批评：“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寻其所载也，皆自秦而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4]类似这样的批评在《史通》的《表历》《题目》《断限》《品藻》《鉴识》诸篇中屡见不鲜，而前文已有所涉及，于此不再烦述。颜师古和刘知幾都对《古今人表》有所指摘，但二人对《人表》“有古无今”的理解属于两种不同的性质和层面。颜师古有意回护班固及其《人表》，将“无今”的原因归咎于未具完稿的客观因素，认为并非班固自乱义例。刘知幾则以《汉书》为纪传断代之祖，“有古”和“无今”都是乖张义例的，一部专门撰述西汉一代之皇朝正史又岂能羼入先秦人物，却不计当朝人物，因而对于《古今人表》在题目、内容、义例上都予以了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刘知幾的批判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明代焦竑言：“表名《古今》，而篇中所列不及汉人，尤为不惬”[5]，班固因《古今人表》更受到一些学者的非议和指摘了。 到了清代，对于《古今人表》的议论和批评基本上延续了前代学者的态度和观点，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别是乾嘉时期的学者们，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即“有古无今”和“准古鉴今”。 [1] 阮元：《小学盦遗书》卷二，第17页。 [2] 《汉书·古今人表》注，第861页。 [3] 《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传》卷八四。 [4] 刘知幾：《史通·题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92页。 [5] 焦兹：《焦氏笔乘》卷二，中华书局，1985，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本。 其一，仍然持有“有古无今”批判态度和观点，但已有所深化，以赵翼和章学诚的相关评论为代表。赵翼对于《古今人表》的批评十分尖锐，他在《廿二史札记》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史记》作十表，仿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即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作史体裁，莫大于是。故《汉书》因之，亦作七表。以《史记》中《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皆无与于汉也，其余诸侯皆本《史记》旧表，而增武帝以后沿革以续之。惟《外戚恩泽侯表》，《史记》所无。又增《百官公卿表》，最为明晰。另有《古今人表》，既非汉人，何烦胪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评，殊属赘设也……表多则传可省，此作史良法也。”[1]一方面，赵翼对于表的功用是极为肯定的，认为作为史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体裁可以与纪、传相互补益。另一方面，独对《古今人表》批判甚严，集中于两点：一是《人表》不录汉人，于例不合；二是班固三科九品的评定标准难称妥当。因而赵翼主张《汉书》自不必设《古今人表》，所以他说《汉书》因袭《史记》表制，“亦作七表”，将《人表》排除在外，以示批评之义。从断代成例的角度来讲，赵翼的批评是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未能综合考虑到班固撰述《人表》的时代背景、学术环境、社会风气诸多因素，还是和刘知幾一样对《人表》持以否定的态度，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又如章学诚也有类似的评论，他说：“人表之失，不当以九格定人，强分位置，而圣人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谨严之旨。又刘知幾摘其有古无今，名与实舛，说亦良允。其余纷纷议其不当作者，皆不足为班氏病也”[2]，他对于刘知幾关于《古今人表》的批评是认可的，认为《古今人表》的确在“九格定人”和“有古无今”两个方面存在问题。但章学诚不像刘知幾、赵翼那样以此彻底否定《古今人表》，反而提出了具体改造《古今人表》的方案以及对于《人表》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实在远远胜过前代诸贤。章学诚言：“向令去其九等高下，与夫仁圣愚智之名，而以贵贱尊卑区分品地，或以都分国别异其标题，横列为经，而以年代先后标著上方，以为之纬；且明著其说曰，取补迁书，作列传之稽检。则其立例，当为后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岂至反为人诟詈哉？”[3]章氏提出以贵贱尊卑或都分国别取代圣仁智愚“四品”的标准，用以补益《史记》、稽检列传，从而成为通史之成例。这个方案表面上是意在改造《古今人表》，但对《汉书》整体而言实质上无异于釜底抽薪，将《古今人表》从《汉书》中剔出，认为其价值不过是补益《史记》之阙失，反而削弱了班固在《汉书》中“通古今”的撰述思想。况且，贵贱尊卑乃等级身份，因时代变化而性质各异，无法定性；都分国别虽然可以按国别统分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别家，惟分封分割之代有之”[4]，而对于上古三代尤其是传说人物则未必适用，原因在于上古传说时代何以有国别，何以精确划定年代表而“以年代先后标著上方”？显然，章学诚欲用等级的或历史的评定标准取代道德的评定标准具有积极的一面，但至少在他所处的时代还是难以做到的。此外，章学诚认为《人表》对于通史必不可少，而断代史也应有《人表》，其言“夫通古之史，所取于古纪载，简册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迁史之代补于固，未为晚也。断代之史，或取裁于簿书记注，或得之于耳目见闻，势必不能尽类而书，而又不能必其事之无有，牵联而及；则纵揽人名，区类为表，亦足以自见凡例，而严列传通裁，岂可更待后之人乎？”[5]进而提出“断代之史，约计三门，皆不可无《人表》也”，何谓三门？“专门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独断别裁”，如《汉书》《三国志》，此为第一门；“集众所长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参差同异”，如《晋书》《新唐书》，此为第二门；“强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芜滥猥棼”，如《宋》《辽》《金》《元》诸史，此为第三门[6]。章学诚以三门为例， [1] 赵翼：《廿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第4页。 [2] 章学诚：《文史通义·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中华书局，1985，第801页。 [3] 章学诚：《文史通义·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第801页。 [4] 章学诚：《史通通释·六家》“《国语》家者”释文，第14页。 [5] 章学诚：《文史通义·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中》，第805页。 [6] 章学诚：《文史通义·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中》，第805页。 直接点明了《人表》对于断代之史的作用和价值。这样看来，章学诚从史书撰写的实际需要出发，认为无论通代或断代都应设有《人表》，从而纠正了刘知幾、赵翼在《人表》问题上存在的偏见。章学诚还有一段结论性的评论，从而为这方面的争论和批评划上了句号，他说：“纪传之史，仅一列传目录，而列传数有限制；即年表世表，亦仅著王侯将相，势不能兼该人物，类别区分。是以学者论世知人，与夫检寻史传去取义例，大抵渺然难知；则人表之不可阙也”[1]，是为不刊之论。 其二，对“有古无今”予以新解，并且主张正确对待《人表》“准古鉴今”的价值和功用，以钱大昕和梁玉绳为代表。不同于以断代成例为原则对《古今人表》“有古无今”的问题进行批评的态度，一些学者在对古、今问题的理解和阐释上做文章而有意回护《古今人表》。对于颜师古“未具完稿”的说法，自宋人黄履翁就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古今人表》“有古无今”的原因是班固“畏避搁笔”[2]，不敢臧否今人以避口舌之祸。到了清代，对于这种观点有所异议，也有所发挥。例如，清初何焯说：“今人则褒贬具于书中，虽云总备古今之要略。要其实，欲人因古以知今也。师古谓，不表今人，其书未毕故也。恐非。”[3]何焯指出班固对今人的褒贬都可见于纪传之中，说他“畏避搁笔”，并不合理；至于《古今人表》不录今人，可以没有必要，“因古知今”才是真正的目的。又如梁玉绳说：“若表今人，则高祖诸帝悉在优劣之中，非班所敢出也”[4]。又如恽敬在《书古今人表书后》中言：“孟坚于汉之君不可差等次，古人即以表今人，于是谓是表于身无事功，而为弑与被弑者列第九等，乃所以著哀平、王莽之罪，齐桓列第五，秦始皇列第六，老子列第四，而高祖、文帝、武帝可推知，此则大凿矣”[5]，都是与何焯的观点如出一辙。而最具代表性的言论出自钱大昕，其言：“今人不可表，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俾知贵贱止乎一时，贤否著乎万世，失德者，虽贵必黜，修善者，虽贱犹荣，后有作者，继此而表之，虽百世可知也。班序但云究极经传，不云褒贬当代。则知此表首尾完具，颜盖未喻班旨”。[6]钱大昕明确提出班固撰述《古今人表》“首尾完具”，其宗旨和功用在于“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这一观念后来总结为“彰善戒恶，准古鉴今”，对于梁玉绳及后来诸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而改观了人们对于《古今人表》的指摘态度，而转向推崇《人表》有功儒家名教的价值和功用了，对此前文已有相关论述，于兹不再赘说。可以说，进入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以后，在钱大昕、梁玉绳等人的努力和提倡之下，人们对于《古今人表》的认识有所转变和深化，乾嘉诸儒基本上围绕“准古鉴今”来阐发《人表》的价值和功用。受此影响道咸以后的学者们较好地汲取了并沿承了乾嘉诸儒的相关成果和观念，例如，蒋湘南在《书古今人表后》中言：“《汉书》继《太史公书》而作也，虽以断代为例，其于迁书之所阙者无不补之。《史》无地理志，《汉书》则上述《禹贡》、《周官》……《古今人表》之作犹此意也，特篇首末明著其例，而刘知幾、郑樵辈读书鲁莽，遂诟詈至今未已矣……《表》中必有今人而止存古人，何也？曰：今人表未出也。班氏为汉臣子，其于汉君、臣、将如何表之乎？既已表之，其必中下多而上等少可知也，时人见之，毁谤殆所不免。故显宗时有人告固私作国史，固既为人所告，必匿其褒贬，今人者不出，但出《古人表》以补迁书之阙。迨至帝奇其书，复使终成前著，则班氏私史已成国史，《今人表》终不能出矣。固卒，八表皆经曹大家重定，其不删今人之名者，盖去今字则无以为《汉书》也。”[7]更如，周寿昌在《汉书注校补》中言：“班氏表序首云'博采篇籍，劝戒后人’，中则历引古人、善恶并举，末云'究极经传，总备古今之略要’。似乎所云古今者，撮叙之泛称， [1] 章学诚：《文史通义·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中》，第804页。 [2] 凌稚隆《汉书评林》引黄履翁语，明万历九年[1581]版（北师大图书馆藏善本）。 [3] 何焯：《义门读书记》第十六卷，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258页。 [4] 王利器 王贞珉《汉书古今人表疏证》引梁玉绳语，第1页。 [5] 刘咸炘《汉书知意·古今人表》引恽敬语，第1308页。参见《大云山房集》。 [6] 王利器 王贞珉《汉书古今人表疏证》引钱大昕语，第1页。参见《廿二史考异》。 [7] 刘咸炘《汉书知意·古今人表》引蒋湘南语，第1308页。 非必截分古人与今人也……且使班综列今人，则西汉君臣咸宜序次，即诸大臣、王侯、将相可意为褒贬，而高祖以下诸帝后岂得妄有等差。若置而不书，则此表仍归阙漏，故谓班未毕，班自未敢毕也。观其表末所列如项梁、项羽……之类皆属汉初，似亦微及今人以完古今两字之目”，“班氏此表全依孔氏家法，故于诸人全行辑录”。[1]尽管乾嘉以后的学者们在某些问题上的认识较之乾嘉诸儒不尽相同，但其中的主要观念和为《古今人表》正名的态度是一致的，并且论证更为详实，从而为人们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参考。从此，经过有清一代学者特别是乾嘉诸儒的努力，人们对于《古今人表》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定的共识，作为一个长期以来人们争议和批评的公案也最终尘埃落定。 综上所述，历代学者对于《古今人表》的议论和批评到了清代乾嘉诸儒那里依然存在，但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趋势，即从尖锐批评《古今人表》“有古无今”到积极宣扬《古今人表》“因古鉴今”的倾向不断增强，这表明乾嘉诸儒试图从更为深入的编纂思想层面讨论《古今人表》积极的价值和功用。这也意味着到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人们对于纪传体史书的主通、主断问题上的讨论更为细化与趋向合理，不再过分强调通、断之别，而是倾向于以通补断、通断相合了，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编纂思想发展至清代乾嘉时期趋向深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到了乾嘉诸儒那里就完全提升到“会通古今”的认识高度。那么，从对断代成例的严格强调，到对“彰善戒恶，因古鉴今”宗旨的推崇，这种变化是进步或复古，是发展或束缚？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对于这一点王记录教授提出：“我们再来推敲前贤的争议，就会看到，无论是非议者，还是替班固辩护者，在思维上没有跳出后世断代史的成例，从而过分拘泥于史书断限来评论《汉书》，严重限制了自己的眼光，没有体察到班固在断代史著中所蕴含的会通思想，因此也就不能真正揭示出班固撰述《人表》的旨趣，以至于生出'义例乖张’、'品第失当’、'畏避搁笔’、'因古鉴今’等说法。可以说，纯粹拘泥于断代成例来衡评《汉书》的价值，而不深入体察其中所蕴含的通古今思想，未为深知《汉书》者。”[2]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学者特别是乾嘉诸儒《古今人表》的研究是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四 从断通之别转向功用价值的关注： 乾嘉诸儒《汉书》表志研究的特点 要客观评价乾嘉诸儒的《古今人表》研究，还应将其放在《汉书》表志整体研究的层面上予以认识，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史学史角度来看，《汉书》的表和志沿承《史记》而设，并有所创新。《史记》创设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十表”，分为世表、年表和月表，主要记述三代至太初的历史大事和相关人物，是为通代之表。《汉书》包举西汉一代史事，不取《史记》汉以前诸表，而分设《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等“八表”，总的来说属于断代之表。但其中有两表比较特殊，《百官公卿表》开历代记述官制沿革之滥觞，《古今人表》将秦以前人物分三科九品排列，可视为后世品评人物在汉代的远源之一，都具有沿革的性质。《史记》又有《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八书”。《汉书》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或合或改，合《礼书》《乐书》成《礼乐志》，合《律书》《历书》成《律历志》，改《天官书》为《天文志》，改《封禅 [1] 刘咸炘《汉书知意·古今人表》引周寿昌语，第131307－1308页。 [2] 王记录：《<汉书古今人表>撰述旨趣新探》，《山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书》为《郊祀志》，改《河渠书》为《沟洫志》，改《平准书》为《食货志》，又创设《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共十志，为避免与《汉书》之“书”相重，故改“书”称“志”[1]。就《汉书》“十志”的功能和次序较之《史记》的“八书”而言更为精细合理，“按班书律历居首，重授时也，黄钟为万事根本。次之以礼乐、刑法、食货、郊祀皆制度也。礼不行而刑始生，货财盛而淫祀始兴，平准、均输则酷刑所由起也。次天文而五行联，次地理而沟洫联，皆有源流无定制者也。艺文为学术总汇，而天文、五行、地理、沟洫皆专家之学，实统于艺文也。”[2]上述可知，《汉书》的表和志沿承《史记》体例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撰述的需要进行了改目和补充，进而与纪、传共同构成了纪传体断代史的规范体例。 然而，历代学者对于《汉书》的表和志颇有微议，主要原因在于《汉书》乃断代之史，而往往于表和志中杂设沿革内容，所谓“断而不断”，为例不纯，因而颇受后世许多学者们的诟病。以刘知幾的评论最具代表性。首先，针对《古今人表》，刘知幾说：“异哉，班氏之《人表》也！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藉而为表乎？且其书上自庖牺，下穷嬴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鸠居鹊巢，茑施松上，附生疣赘，不知剪截，何断而为限乎？”[3]他认为，从司马迁到班固，以表为文，实属烦芜重沓，因为“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所以说“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4]，在刘知幾看来，表不但无用，而且还是与纪、传相重的疣赘。更有甚者，班固断代为史，“既分迁之记，判其去取，纪传所存，唯留汉日，表志所录，乃尽牺年，举一反三，岂宜若是？胶柱调瑟，不亦谬欤！”[5]，既然撰《古今人表》，只有古人，无论今人，不言汉事，实在是有违断限之例。其次，对于《汉书》“十志”，刘知幾虽然提倡书志应当该博，即“班、马著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且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字片文，于斯备录。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6]，对于志的评价要远远高于表，但是针对《汉书》的《艺文志》、《五行志》的批评则过于苛刻。例如，对于《艺文志》的评价，刘知幾言：“班《汉》定其流别，编为《艺文志》。论其妄载，事等上篇”，尽管班固首创《艺文志》“欲广列篇名，示存书体而已。文字既少，披阅易周，故虽乖节文，而未甚秽累”，但后来的史书多“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骋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车而重轨，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因而“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7]刘知幾认为史书设艺文志“详求厥义，未见其可”，不如没有，或是仅记当代书籍即可。又如对《五行志》的评价，刘知幾在《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等篇中对班固附会阴阳灾异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班固在“引书失宜”、“叙事乖理”、“释灾多滥”、“古学不精”四个方面的不足，认为“班氏著志，抵牾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8]上述所举刘知幾对于《汉书》表、志方面的议论和观点对后世的许多学者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其后诸如郑樵、吕祖谦、罗泌、焦竑、王观国、杨慎等学者都是“竞相弹射，少所推嘉”[9]。很显然，以断代成例为评判标准对表、志的价值和功用进行批评，是存在一定片面性的。 [1] 刘知幾《史通·题目》：“子长《史记》别创八书，孟坚既以《汉》为书，不可更标书号，改书为志，义在互文”。第92页。 [2] 刘咸炘：《汉书知意·志序》，成都古籍书店，1996，第1309页。 [3] 刘知幾：《史通·表历》，第54页。 [4] 刘知幾：《史通·表历》，第53－54页。 [5] 刘知幾：《史通·断限》，第96页。 [6] 刘知幾：《史通·书志》，第56－57页。 [7] 刘知幾：《史通·书志》，第61－62页。 [8] 刘知幾：《史通·汉书五行志错误》，第533页。 [9] 参见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一，中华书局，1985。 这种情况到了清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观和纠正，人们不再拘泥于主通主断上的严格区分，而是将注意力和研究重点放在了《汉书》表、志的功用和价值上，并通过考订的方法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和校正，从而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其应有的价值。例如，清初学者朱鹤龄言：“表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传。此外大臣，无积劳亦无显过，传之不可胜书；而姓名、爵里、存没、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则于《表》乎载之。又其功罪事实，传中有未悉备者，亦于《表》乎载之。年经月纬，一览瞭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1]又如夏燮言：“表之自为一体，可以考纪、传、志之异同焉，以补纪、传、志之阙秩焉。且据表以正纪、传、志之误，与据纪、传、志以正表之误者，恒得失相半焉。然则表曷可废乎哉！”[2]这表明，清代学者们对于《汉书》体例的规制和纪、表、志、传的作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都有了较为客观而公允的评价和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人对于表的片面性的观念。那么，再具体到《古今人表》问题上，以钱大昕和梁玉绳为代表的乾嘉诸儒通过对《古今人表》进行详实的考订校勘，一方面弥补纠正了《古今人表》疏脱紊次之不足，一方面强化了人们对于《古今人表》宗旨和义例的认识，如钱大昕曾对梁玉绳言：“此表用章儒学，有功名教……详列孔氏谱系，俨以统绪属之。孟坚具此特识，故卓然为史家之宗，不独文章雄跨百代而已。”[3]钱大昕指出《古今人表》旨在“用章儒学，有功名教”，一语道出《古今人表》撰述的义例和功用，这种认识在乾嘉诸儒所处的时代较之前人是相对公允与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可以说，我们今天对于《汉书》表、志的认识和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清代学者特别是乾嘉诸儒的影响。 由此，我们再来审视《汉书》的表和志，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汉书》“八表”中，以《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受到格外的关注和较高的评价，《百官公卿表》兼具“志”“表”的妙用，“它兼有'百官志’和'公卿大臣年表’的作用”，特别是其文字综述部分，“其作用即等于一篇论述官制沿革的'通古今’的'百官志’。由此开端，以后大多数'正史’都设有'百官志’或'职官志’”，“《史记》和《汉书》中的各表，都类似有这种功用。史书中有'表’，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创造”[4]。而对于《古今人表》，“质言之，实先秦之人名大辞典也”[5]，是我们从事先秦历史文学人物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资料。而对于《汉书》十志的价值和功用，白寿彝先生的相关评价非常精辟：“班固为史学上的有关学科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是很有地位的。有的为政治制度史、法律史、经济史、水利工程史、学术史、历史地理各科的学术源流，提供了开创性的著作。十志的范围不限于汉代。自古以来的典章制度，包括传说，都写进十志了。好多分支学科都是从十志开始有了记载。研究两汉及汉以前的典章制度，必须要看《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特别是把十志搞清楚，才能搞清后世的典章制度”[6]。这表明，《汉书》以“十志”为代表最能体现其博洽的一面。当然，“十志最足以表现《汉书》的博洽，但折衷主义的面貌也在十志里暴露得更显著”，其“首先表现为对政治史跟经济史、政治史跟文化史之理解的矛盾，同时也表现在政治史现象之间理解的矛盾”[7]。今人对《汉书》表和志在一些方面的不足的认识，显然已经超越了乾嘉诸儒及其时代，但乾嘉诸儒对于《汉书》表、志的研究在考证方法和补正内容方面无疑还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从文献著录情况来看，乾嘉诸儒对《汉书》的八表和十志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和研究，例如《律历志》，专门性论著有王元启的《<汉书·律历志>正讹》，文章有姚文田的《<汉书·律历志>元法考》、严可均的《书<汉书·律历志>后》等， [1] 朱鹤龄《读后汉书》，《愚蓭小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夏燮《校汉书八表序》，《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第135页。 [3] 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序》，第1页。 [4] 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三联书店，1994，第176－177页。 [5] 王利器 王贞珉：《汉书古今人表疏证·小引》，齐鲁书社，1988。 [6] 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司马迁研究新论》（代序），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7] 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752页。 而《百官公卿表》也多有学者予以不同程度的考辨。但从整体成就和研究重点来看，则体现为对《古今人表》《汉书·地理志》《汉书·艺文志》的校勘训释，因而代表了这一时期《汉书》表、志研究的主要成果和最高水平。 扫描二维码 关注我们·《国学论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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