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集邮历史并不长，起始于中学，如今“还在路上”。纵观我收藏的邮品泛泛，我有人有，人有我没有，因此从来没有一框邮集获奖；也没有走红的“猴票”助我渔利。我是上中学时开始集邮的，那时“集”的“邮”都是盖销票，是指信封上盖了邮戳的邮票。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没有像现在通讯这样发达，那时打长途电话太贵，拍电报字少又说不清，一般人家都选择书信往来，因此给集邮拓展了空间。我当时集邮并没有“收藏”的概念，只是喜欢邮票上的各种图画，小小方寸之间浓缩着精美，令人爱不释手。比如1960年发行的一套12枚金鱼邮票，一条条金鱼“尾尾到来”、动感十足；另一套1964年的15枚牡丹花卉特种邮票，一朵朵“国色天香”婀娜多姿、雍容富贵，令人爱不释手。我记得还有一套八枚邮票，因为中间是圆形图案，我给起名“八大圆”，构图有钢铁、化工、纺织、交通、农业等，是1959年邮电部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纪念邮票，当时不知是谁画的，现在才知道出自中央美院教授周令钊先生的丹青妙手。他还是1982年和2018年狗年邮票的设计者。集邮仅靠亲戚的书信不够，有时还要向同学、邻居“讨要”，前提是关系好，人家不集邮，这样集邮渠道多，邮品来源也广泛。记得初一时，我特喜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还建立了联系，他们每周给我寄来一份资料，我都乐呵呵地到学校收发室去取，当然更钟爱的是邮票，可是后来“邮资总付”的邮戳代替了邮票，又让我心凉了半截。“文革”中发行的邮票挺“火”，人称“红色集邮”。这期间学校都“停课闹革命”，我成了“逍遥派”，也造成了集邮的空白。岂知“文革”是特定的历史时期，那时的邮票都成了集邮界的“宠儿”。1968年11月发行的“祖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目前被业内排名第一。咱就是俗人，“肉食者鄙”，如若先知先觉，就是不吃饭、勒紧裤腰带，赶上的话也要买上一大版的“祖国山河一片红”啊！上山下乡的三年，集邮基本处于“休眠期”。等到“惊蛰”复苏的时候，是抽调回城入职工厂的日子。从车间到分厂，再到总厂机关，有一段时间我还被选为总厂集邮协会副会长，工作面宽了，接触的也广泛了，当然也给集邮创造了条件。即使出差驻外，也要忙里偷闲地跑邮局，“侗族建筑”、黄山风景和寿山石雕等邮票，就是在贵阳买到的。最难忘的是1997年7月1日，国家发行了一套香港回归邮票。广大集邮爱好者都希望拥有这套邮票，就连平日不集邮的人，也想买一套保存。由于是限量发行，许多人6月30日半夜就去排队，其紧俏程度可想而知。我当时也是积极参与者，预约、排队搞得筋疲力尽的。咳，谁让咱“好”这一口呢！退休后参加旅游团，也忘不了逛邮局、买邮票。在台湾，买过“乡土生活邮折”；去漠河对“最北邮局”的“雪乡”方联情有独钟；在摩纳哥也是如此，买了一套外国汽车邮票收入囊中；路经法国的阿维尼翁，相中了这里的邮票。由于语言不通、恰巧地导又不在场，连说带比划终于和“老外”达成共识，把法国邮票买到手。集邮虽然费心劳神，也有乐趣陶冶。每当缺席那枚邮票“淘”来的时候，真像打麻将“搂宝”一样，倍觉“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早年间，我就祈盼搞到1957年发行的“我国自制汽车出厂纪念”的两枚老邮票，可是一直未能如愿。直至2017年在旧书摊上才梦想成真，让我兴奋了好几天。类似这样的经历，大概每个邮友都会有。此外，交流邮品、互通有无，也是一种快乐。有一位属猪的邮友，他以前曾给我寄过邮票首日封，我也投桃报李。恰逢猪年，我给他寄去了生肖猪四方联以示问候。后来他给我回短信道：“一生中就认识你这么一位有心人”，让我一下子有了“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之感。一张小小邮票竟充当了友好的使者，也让我破译人生交际的密码，你对人家“温”，人家才能对你“暖”，“温暖”一词大概是这么来的。集邮几十年，坦诚地说纯属兴趣使然，或者套用现在的话说“喜欢就是硬道理”，从没有奢望咸鱼翻身或借集邮一夜暴富；如果有索取的话，那就是从中猎取了知识、提高了审美，这也是集邮的初心和人生常态，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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